首先，从其侧身清朝统治中枢的初衷来看，1904年，吴禄贞正与黄兴加紧谋划长沙起义时，忽然接到北京练兵处调他入京的命令。吴认为“为清廷练兵无异助敌以力，赠盗以粮”，执意不肯前往。但他身边的同志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君受当道器重，与其在外无所建树，不如投身其中，假与周旋，暗中结交志士，待机而动，将来如果成事，所得结果，将不可估计。”黄兴亦反复向他陈说：“北京地位重要，势在必争。”希望他将计就计，遵令入京，以便将来“南北呼应，共成大业”。他这才决然北上，进练兵处任职。可见，吴禄贞北上，并非为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在于谋求革命实力的发展。
其次，从其任职后的表现来看，吴禄贞入京后，一直与革命党人暗中保持联系并为之掩护。像李书城、黄恺元等革命党人，一直同他往来密切，周维桢、张世膺、王孝缜等革命党人，则更是一直追随禄贞左右，为其心腹。吴禄贞碍于身份，不便公开露面，而是通过他身边这些革命党人，把当时秘密活动在京、津、保定一带的革命党人，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因此，陈之骥说：“吴禄贞是北京方面革命党的首领。同时，吴禄贞为保全和掩护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1907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日知会遭到严重破坏，张难先、刘静庵、胡瑛等相继被捕，按照《大清律例》规定，图谋造反，属于十恶不赦的死罪，张难先等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吴禄贞获悉后，焦灼万分，当即与在京党人程家柽密商营救办法。经多方奔走，疏通关节，最后通过肃亲王善耆才使人狱同志免于杀头，由死罪改为永远监禁或有期徒刑。“延吉筹边”之际，吴禄贞更利用他帮办的身份和地位，对当时潜伏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掩护工作。如柏文蔚说，他当时正在延边做军事工作，曾亲自受到过吴禄贞的大力掩护，并说1906年，清政府下令通缉宋教仁，吴曾通过吴昆送给宋教仁五百元，促其由海参崴转赴日本；1908年，熊成基在安庆之役失败后逃往东北，吴禄贞先后筹集一千余元交方培良携往接济。可见，吴禄贞侧身清朝统治中枢后，并未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党人的职责，并周旋于清宗室、权贵之间，等待时机，伺机反戈。
吴禄贞与清宗室、权贵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其在清廷的处境甚是微妙。所有旧派对吴采取一种敌视态度，而“新派则利用之以打击旧派”，但非真心合作。
山西太原起义前，吴禄贞在京活动，尚为亲贵所谅解，“自燕晋联军大都督宣布，即揭明其并非拥清而是排满”，并扣留清军南下军火，劾荫昌罪行，公开打出革命旗帜，使得以载涛、良弼为首的新派倒向袁世凯，从而导致吴禄贞与“新派”间利用关系的终结，同时也促成了载涛、袁世凯在消弭北方革命的共同基点上的暂时妥协。而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目空一切，而独惮禄贞”产因为“吴在北方军人中素负声望，是能够和袁世凯抗衡的佼佼者。”加上吴禄贞久居北方，洞悉其奸，曾公开宣称：“袁世凯为中国最大毒瘤”，又谓：“此贼不除，民国难成”，并且吴筹组“燕晋联军”于石家庄，正扼住袁贼后路，并扬言：“如袁世凯敢经过石家庄，我就一刀把他宰了！如果吴禄贞实现了“会师北京”的计划，袁贼的一切阴谋必将全部破产。当时，吴袁矛盾异常尖锐，有吴无袁之势，巳极为明显，故袁世凯用暗杀手段，以重利饵其部下，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
3.吴禄贞与同一时期革命党人之比较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在民族问题上，吴禄贞有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的见解。在排满之说甚行的当时，吴禄贞不慊于种族革命之说，而力斥排满。因为吴禄贞认为，“种族革命之说大昌，将授满人以间”，其结果“蒙回必合满以角汉，兵连祸结，邦分崩离析。”吴还分析了满汉之间的强弱异势，指出满人宴安，久不习兵，而蒙回则善斗轻生。以汉人倒满，无不胜；以汉人角蒙回满，则无不败。黄克强生长南方，而未游河朔，不解此也。”吴禄贞的这种种族革命学说被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是不反对清政府的明证。事实是否果真如此，通观吴禄贞讲的这段话，并非是指责黄兴的“排满之说”，其原意是针对当时风行的“种族革命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提法，容易被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广大蒙族和回族同胞，误解为连他们也在被“革”之列。特别是易被满洲贵族统治者所利用，进行挑拨离间，煽动蒙、回族起来，共同反对汉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吴禄贞是在北方生活多年，又到西北一带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得出这种认识，并不能据此断定吴禄贞不反满。恩格斯曾经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扣留清南运军火，劾荫昌罪行，组织燕晋联军等一系列事实无不证明其排满立场的坚定性。
此外，较之其他革命党人，吴禄贞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有更清醒的认识。吴禄贞身为清朝统治中枢的高级官员，深知清廷内部的矛盾斗争，对袁世凯的丑恶嘴脸认识非常透彻。山西太原起义后，吴禄贞曾派其参谋周维桢持函前往山西络。在信中，吴禄贞帮阎锡山分析了革命大局，指出革命的主要障碍为袁世凯，如果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因此，要想完成革命，必须阻袁人京。”并提议，由“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9月14日，吴禄贞亲赴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时，再次强调阻袁入京之必需，“惟近日最可虑者为袁世凯，我有探报，此公野心勃勃，大肆活动，如彼出山到京，革命前途障碍最大。现他尚在彰德沉机观变，以吾所料，此公必出。北洋新军中他的党羽不少，他若就任内阁总理或督兵大员，旧军中他的丰沛子弟尤多，将另是一个局面，革命前途三年五载难期成功。”在吴禄贞被刺的当日，他还不无忧虑地向孔庚谈起袁世凯是革命的大碍，“宣统这个小孩子和一般满大臣有什么用，要紧的还是袁世凯。袁世凯不除，民国没有希望。”果如吴禄贞所料，袁世凯的出山使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其使出的伎俩，亦迷惑了当时不少的革命党人，均信任袁世凯足以安邦定国，劝孙中山退位，连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也认为南北和议告成，可以放手实行自己的实业计划。正由于大多数革命党人对其未加防范，导致北洋军阀祸国殃民达十余年之久。而吴禄贞向来认定“袁世凯是建立中华民国的大障碍，袁一日不除，中华民国一日不得成功。”这一见解在时局混浊的当时，确实高人一筹，亦足以说明吴禄贞的见识过人之处。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湖北革命期间，他积极向国内青年详细介绍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树立了孙中山在国人心目中的领袖地位；其在湖北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唤醒了湖北众多的爱国青年，造成了湖北的革命声势；其制定的“运动新军”的基本策略，扭转了以往革命党人只注意会党力量而忽视做新军工作的局面，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湖北革命党人闯出了一条新路；其联络“各省志士取一致行动”的革命方略，扩大了革命的队伍，加速了革命进程，为以后各省革命党人的相互联系以及革命团体的相互呼应奠定了基础。总之，吴禄贞是湖北地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他在组织、思想、策略、方针等方面的创造，为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正是从他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开始，武汉“革命运动之发展，直风起云涌，不可遏抑辛亥首义后，吴禄贞身为清朝统治中枢的一名革命党人，出于客观条件限制的考虑，没有即起响应武昌首义，而是积极同清朝统治者周旋，寻找有利时机，伺机突破。马克思曾经说过广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山西太原起义，使得革命形势发生了转机，吴禄贞的思想和行动也就随之出现新的转变和突破，组织燕晋联军、扣留清南运军火、劾荫昌罪行，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响应首义，是当之无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