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武昌首义后，清廷调第二、四镇及第六镇一协南下，其余大部分北洋军，仍驻守于北京四周，加上禁卫军，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吴禄贞对自己的实力亦作出了估计，认为公开打出革命的旗帜则力量太薄弱，因为：“北京新军除已编陆军开赴汉口外，尚有第一镇、禁卫军，并其他各镇所剩各营，还有直隶巡防营及旧式练军，如打出革命旗帜，北京所有力量足够抵抗，在奉天的第三镇，可幵进关内，扼我东路，袁世凯汉口军队，亦可抽一部分北来，阻我西路。”且第六镇原为段祺瑞旧部，隶属于北洋系统，受封建奴化教育甚深，革命意识较难输入。北洋六镇的军官，亦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的亲信，“对非北洋保送的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由此形成以袁为中心的军阀政治集团。吴禄贞出任第六镇统制后，曾试图通过整顿第六镇改变这种局面，输入革命力量，多次推荐李书城为标统或参谋，并要求裁撤“烟瘾很重，行为如盗贼”的周符麟，均受到陆军大臣荫昌的阻碍。为此，吴禄贞曾一度心灰意冷，干脆住在北京，很少过问第六镇的事，以至于在军中未能形成进步力量。此外，第六镇的腐败亦是吴迟迟不动的顾虑之一，因为吴禄贞考虑到，要想在清廷反动统治中心谋动，必须组织一支可以击败至少可与之抗衡的革命武装。而第六镇“军纪之腐败，军备之窳陋，教育之不完全，官长之无学问，名为陆军，实与旧营相差无几。”正是考虑到军事对比的悬殊，吴禄贞没有冀胜利于万一，立即起义，而是积极活动，联络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等进步力量，组织与清廷近畿武装相匹敌的革命武装，俟革命时机成熟，再一举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2.吴禄贞与清宗室、权贵之关系
吴禄贞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由于他是以清军高级将领身份为掩护，难免与各方面人士周旋。所以在其政治生涯中，呈现一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现像。为揭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对吴禄贞与清权贵的关系作一交待。
吴禄贞作为打入清朝统治中枢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其交往关系并木局限于革命派的范围。他与良弼之间复杂的个人交往，导致人们对他阶级属性的怀疑。吴与良弼不但有朋友之谊，且交往很深，二人“极相得”，故“每到北京，都住在良的家中”，甚至“二人意气相投，无话不谈”。1903年，吴禄贞到练兵处任职亦得益于良弼的荐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之间有无这种关系，而在于这种关系的背后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内容。我们必须透过这一关系的表象分析它的实质性内容。
吴禄贞和良弼是留日时期的同学相好，但并非志同道合的知己。“禄贞颇淑傥不羁，而良弼则礼法自绳。禄贞喜言革命，而良弼必折之，往往面赤声撕，持不下，然意气相投，禄贞亦昵于良弼以自全。”1905年，吴禄贞与程明超同车归鄂，车中三日，皆言应付良弼之苦衷，谓：“满人可畏者唯良，汉人能敌者唯吾。良私德孝亲爱友，皆与吾相似，私交又复甚笃，而近日排汉之策，皆良为之谋主，吾处虎穴中，旦夕思败其谋，良尚未之觉也。此时良弼与铁良相恶，方操同室之戈，是即吾之小成功。”可见，早在北京共事，两人关系最为密切时，吴与良弼就已因种族问题，产生了矛盾和暗斗。良弼本人亦知吴禄贞心志有异，故吴禄贞出任第六镇统制时，不无忧虑。他对吴禄贞说吾两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契，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禄贞唯唯”，表面上表示赞成。但送走良弼，吴即驰书友人廉泉，曰广识时务者为俊杰，以赍臣之英雄，而不识时务，不过不忘己之为满人尔。”可见，吴禄贞与良弼所站立场完全不同，他们之间只是纯粹的利用关系。
滦州兵谏后，载涛推荐吴禄贞去滦州宣抚，也并非是出于对吴的信任，而是有防备和利用两方面的目的。因为当时清廷皇族内部，存在着新旧两派的严重对立和激烈斗争，以奕匡等人为首的旧派，把在北洋军队中拥有极大潜势力的袁世凯当作他们的护身符，而以载涛、良弼等人为首的新派，早就对袁世凯一手培植的北洋势力不放心，认为“亡清必袁”，便想利用吴禄贞等有才干的士官派为之对抗。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吴禄贞，亦视袁世凯为革命死敌，认定“袁世凯是建立中华民国的大障碍，袁一日不去，中华民国一日不得成功。”倒袁的共同目标，使得吴禄贞与良弼、载涛之间，有了暂时的利害一致与相互利用的可能。所以，袁世凯被起用后，吴、载、良曾“屡次密议如何铲除之方法。”吴禄贞从滦州宣抚折回北京，就曾到军谘府与载涛“计议数时之久。”可见，在政治上消灭袁世凯势力，吴禄贞与载涛、良弼存在一致性。但在共和与立宪问题上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彼之腹稿涛与赍臣亦不能尽知，但倒袁则相同耳。至赍臣则系宗室，对于恶势力之划除，由新派人握得新政权，以造成新中国，与缓卿完全相同。而其于保全清室条件下，以达到此目的，则吴不尽同，亦不能明言也。”载、良欲借拥有重兵的吴禄贞来抵抗袁世凯势力，建立由新派人掌权的国家，而吴禄贞划除袁世凯势力，旨在“带兵进京，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徐观其变最终达到革命目的。载涛、良弼对吴禄贞的意图亦心知肚明，所以对其特加防范。武昌起义爆发后，“吴在京活动甚力，京津一带的革命党人都倾向吴，希图其响应武昌，吴亦以此自任。”以载、良为首的新派深恐有所变故，于是借宣抚滦州之机把吴禄贞调离第六镇，摆脱革命党人对他的影响。同时，载涛、良弼希望吴禄贞的深州之行能为其争取到同盟军，企图利用吴、张、蓝等人的势力，达到推翻奕匡内阁，铲除袁世凯，控制军政大权，实行君主立宪，进而消弥革命的目的。
由此可见，吴禄贞与载涛、良弼之间是一种“非真心合作”的利用关系。载涛、良弼欲借这个拥有重兵的统制来抵制袁世凯势力；吴禄贞则借用载、良操纵中央政权和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一致性，掩护革命活动。
清廷对吴禄贞的态度，亦是利用与疑忌并存，笼络与防范兼施。
早在1904年春，吴禄贞进入清朝统治中枢，就遭到其主管上司兵部尚书铁良的掣肘，铁良“素知禄贞志大才长，平时防范特严，遇事每加挫折。对禄贞建议分派训练完毕的人员，均不采用。同事满人凤山，对他猜忌尤深。”1907年吴禄贞得以就任“延吉边务督办”，全因强敌侵略，无人敢当此任之故，所以交涉甫告成功，清廷就把他调回北京，崇以蒙古旗副都统虚衔，实际上是把他置之闲散。随后他能被任为第六镇统制，也并非出自清廷的“选贤与能”或“论功行赏”，而是李书城、黄恺元等革命党人为之谋划，并垫借名统制。吴禄贞出任统制后，曾试图整顿第六镇，把它改造为一支革命劲旅，均遭到陆军大臣荫昌的阻挠，对他多方控制，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曾自告奋勇率军南下，以图摆脱清廷的羁绊，亦遭到荫昌的阻碍，他对载涛说吴禄贞武烈过人，如资之兵使去，是纵虎出柙也，一旦有变，不可复繁矣！”权贵们闻之，大惊失色，莫敢任禄贞南行：一面更将计就计，对禄贞自请出征，故示赞许，命他先拨出第六镇所属第十一协编入第一军，开赴武汉前线，吴则率所余一协仍驻保定待命。这样一来，就不仅使吴禄贞率部南下的计划为之落空，且在无形中夺去他手中兵力的一半，使他更加陷入难于单独行动的困境。
吴禄贞在清廷的艰难处境，使得其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前，只能利用载涛、良弼与袁世凯的矛盾对立，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打出了“维护清室，革新政治”的旗帜，亦是为了取得清室部分亲贵大臣的“谅解”和“视为友军”，却遭到一些革命党人的误解，他们纷纷到别处活动矣。那么是否据此就断定吴禄贞与清宗室、权贵同流合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