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在充满战乱和恐慌的年代里出现的一个奇迹，清华作为联大的一部分，在枪林弹雨中传授知识、追求真理，为祖国培养出无数“中兴人杰”，并在苦难中谱写出了一种“刚卓坚毅”的精神，为后人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只要这座丰碑在，中国就永远有希望，人们就能不断地受到激励。
西南联大的故事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寇的铁蹄践踏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由此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之中。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落。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前往昆明的一路上，西南人民的贫困生活，给步行团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有的沿途考察风俗民情，收集民歌，有的向老乡讲述日寇暴行，介绍抗战形势。这次“长征”路途艰难，条件极差，但师生们始终精神旺盛、斗志高昂，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平安到达了昆明。这次徒步长征磨炼出来的坚强意志，是构成西南联大精神的重要因素。
联大落地昆明后，条件极其艰苦，除图书馆是瓦顶外，教室是铁皮屋顶，宿舍则是草顶。教室里热天犹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雨天铁皮屋顶叮当作响，教师讲课要大声喊叫，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没有课桌，一把把“火腿椅”便代作课桌。宿舍一间住40人，一遇大雨，双层木床上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了用场。
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仪器设备少而简陋，许多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艰难。物理系吴大猷教授，不得不把三棱镜放在简易木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尝试着做“拉曼效应”的一些研究工作。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则别出心裁地把附近残破不全的碉堡改装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用。航空系的风动机实验室则是用一间旧土平房改装的，实验时发动机常把墙上的土震落。
至于生活条件，就更差了。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断绝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很少的资金度日。吃的是沙石俱全的“八宝饭”，菜里有时连盐都没有，穿的是一袭蓝布大褂遮住补了又补的破裤子。有些同学则是几个人合用一件长衫，谁进城就谁穿。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联大无论是老教授、学者，还是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都不失民族气节，对抗战抱必胜的信心，甘于艰苦，甘于淡泊，丝毫没有放松教学与科研，严谨治学，潜心钻研，著书立说，诲人不倦，执著地为民族培养人才作贡献。
学生们更是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意识到肩负的历史重任，形成了刚毅坚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风气。图书馆的阅览室每天开放14小时，仍难以满足同学的需求。无论暑热和严冬，室内都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人人争分夺秒地学习。由于经费困难，图书添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外便聚集了很多同学，黑压压的一大片。门一打开，便蜂拥而入，或是抢着去借书处前排队借各种指定参考书，或是去阅览室占座位。阅览室座位拥挤，宿舍光线太暗无法看书，学校附近的茶馆便成了同学们学习的好地方。不少人的论文和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对于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师生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忧国忧民，不甘沦亡，相濡以沫，艰苦奋斗。无怪乎幽默大师林语堂在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点石成金：
西南联大是在充满战乱和恐慌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奇迹，它在枪林弹雨中传授知识、追求真理，培养出了一大批现当代著名学者，并谱写出了一种“刚毅坚忍”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样一个艰苦的、战火纷飞的年代深入每一个老师和学生的骨子里，也为后人立下了一座不朽的、刚毅的丰碑。只要这座丰碑在，中国就永远都有希望。
与联大同舟共济的梅校长
有人曾说：“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梅贻琦没有把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他减少了清华在联大的名额，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同时清华以它大部分教学力量和设备参加联大的工作，还利用庚款基金建立了航空、无线电等若干研究所。
关于三校的联合，梅贻琦的背景也起到了很好的协调作用。1941年4月，梅校长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的校庆。当时张伯苓校长从重庆打电话说，清华与南开是“通家之好”，因为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才生。冯友兰闻讯也告诉大家，北大与清华更是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而自己这个清华文学院长又出自北大。一时会场异常活跃，纷纷述说三校之间的亲密关系，联大的三校团结，更是胜过了以前。
联大创建初期，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躲警报。每次警报一来，梅贻琦跟学生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趴在学生身边，飞机走了，站起来带学生们再回学校去。当时蒋、张二位校长都在重庆，与学生同甘共苦的只有梅校长。在学生们看来，这位总是不温不火、从从容容的梅校长是最亲近的师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梅常委”。
点石成金：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渡过难关。西南联大的成功不仅仅是梅校长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西南联大的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集中起来的力量往往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只是独自冥思苦想或奋力抗争，要想到借用周围的朋友、同学、师长等其他人的力量，靠众人的智慧解决问题。
定胜的信念
清华大学转移云南成立西南联大之时正值抗战时期，由于战乱而导致全国经济陷入停滞状况，云南也受到影响而物价暴涨，老百姓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苦之中。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许多教授迁到郊外农村居住，住得最远的在50多里外的呈贡。进城讲课要坐小马车，或者步行，非常辛苦。遇到雨天，则泥泞路滑，赶到教室已是全身都犹如落汤鸡。
华罗庚教授曾住在农民的牛圈楼上。晚上，灯光十分昏暗，楼下的人也喜欢打呼噜，臭气熏人。牛痒难耐时，便在柱子上蹭来蹭去，弄得牛圈楼摇摇欲坠，让人无法睡眠。华罗庚不禁感慨道：“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闻一多移居到司家营时，便邀请正无处可去的华罗庚一家同住，中间用一床布帘子将两家隔开。华罗庚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教授们贫贱不能移的爱国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冯文潜教授的夫人为贴补家用，还接了刺绣活计在家里做，银针戳指，靠一针一线地挣点零钱，真是“找钱犹如针挑土”，来得实在费工夫。迫于生计，就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潘光旦夫人合做一种名为“定胜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提到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远，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梅夫人的脚还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朋友路经昆明到联大看望时，梅校长用家常便饭招待。饭后，梅夫人总要亲捧一盘“定胜糕”进来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起站起来致谢，并且一起称颂道：“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大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点石成金：
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去坚守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信念就是在战火纷飞、生活艰苦的岁月里，隐藏在一块块“定胜糕”里的东西。一个心中有信念的人，必定是无所畏惧的人，活在希望之中的人。因此，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都要抱有必胜的信念：困厄总会过去，美好必会来临。
天高任鸟飞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版本，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聊起来，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膺中集啰唆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一言也不发。“处世无奇但率真”，唐立庵先生是一个率真的人。他的评论并无恶意，也绝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用心。他没有考虑这句话传到闻先生、罗先生耳中会不会使他们生气，也没有考虑会不会有无聊的人搬弄是非、传小话，他觉得即使闻先生、罗先生听到，也不会生气的。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
点石成金：
“争鸣”应该是校园中必需的学术氛围。联大的宽容、坦荡、率真的氛围也正是它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青少年朋友在与人交流、讨论的时候，就应该如同走上了西南联大的讲坛，只有善意的批评和讨论，没有恶意的嘲讽和攻诘；只有“共同讨论，相互促进”的美好意愿，没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丑陋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