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这件成为《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的谋杀案会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桩谋杀案如此引人注目呢？
案情是这样的：年轻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那天晚上加班，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杀死。莫斯雷是商务处理机的操作员，此前与吉娣毫不相识。他曾经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惯犯。
使这场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莫斯雷的整个杀人过程历时半个多小时：莫斯雷第一次刺中她后，并没有刺中要害，她不停地尖叫和大声呼救；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莫斯雷离开几分钟后再次折回来刺她；又停了几分钟，他看见她还在挣扎，又回头刺她，直到她再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此期间，差不多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下来保护她。躺在血泊中的她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帮助，甚至没有人报警。
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38个见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但两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的副教授约翰？巴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毕博？拉塔内却意识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上有38人目击了这场暴行，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这好像是说，如果只有一或两个目击者看到而不做什么的话，也就算了，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女子惨死在罪犯的刀下而无动于衷，实在是人类的耻辱！因此，两个年轻的心理学家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真正的原因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38人对自己无动于衷的解释。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往往将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审查所认为的后果是否就是那个原因。这是旧把戏了。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几周之后，巴利和拉塔内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的实验。
他们征集了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加实验，分为二人组、三人组或六人组。为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被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为取得真实的实验结果，实验的目的保密。参与者与另外的一人或两人或五人谈话，事实上他们所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事先的录音。
第一个说话者总是一位男生。他谈到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精神压力很大，睡眠也不好，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时会出现半癫痫症状。下一轮讲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颤，言语结巴，呼吸急促，前言不搭后语地叫道：“哎哟，我的老……老毛病又……要犯了！”接着开始憋气并呼救：“我快要死了……哎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他大喘一阵，似乎已经晕厥过去了。
实验结果表明，在认为只有自己与癫痫病者对话的受试者中，85%的人甚至在病人大口喘气前即冲出工作间报告；在认为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病人发作的受试者中，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过后，研究者问参与者别人在场是否影响其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场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终于找到了发生在克尤公园里的谋杀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把它称作“应急状态下旁观者介入的社会抑制”，或简称为“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正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旁观者无动于衷。旁观者效应，他们解释道，不是在于旁观者的“病态”人格，而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旁观者”效应呢？主要由于以下三种思想过程：因为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场或在那么多人的视线内，吃不准是帮助好还是采取其他措施合适，于是表现出行动犹豫；其他那么多人都无动于衷，他们可能更了解整个情形，即毋须参与，于是便放弃责任；最重要的是“责任分散”，即认为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紧急情形，自己的责任便相应减轻。
拉塔内、巴利和其他研究者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实验，实验证明，三种思想过程如何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旁观者所处的实际情况，即其是否知道有其他人旁观、是否看见有其他旁观者或是否被人看见等。
巴利和拉塔内的实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发起人们的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心理学家先后又进行了56次类似的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约有6000多人。
实验的种类很多，典型的例子有：一位年轻的绅士在列车车厢里突然摔倒，在地上拼命挣扎；旅馆隔壁房间里一阵巨响，然后是一个女士的呻吟；广场上的流浪者突然遭到一群年轻人的群殴；一个小偷公然在公交车上行窃；实验者本人晕倒等。
这些受试者要么孤身一人在场，要么与其他人或数人或更多人在场。实验的结果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总体来说，当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人在场，约有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援助者只有33%；如果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在场，援助者只有22%。
旁观者效应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由于已得到彻底确证，其效应在具体情况下可以具体测量，因而，近年来它已不再成为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成了一桩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