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学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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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他人内心的秘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一个人,尤其是接触不久的人的人格作出判断?显然,他本人所说的话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源。因为在所有活着的物种中,人类最善于撒谎,也的确经常撒谎。我们同样不能依据他人的动作手势或表现做出判断,因为人们可以装假,某些人还装得挺像。甚至他人的行为也不总是显露真情,因为人类可以欺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暴露真正的自我。然而,不管他人是谁――是我们打算托付终生者,是可能买下我们的房屋者,或是敌国(或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领袖了解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样一个人,又习惯于怎样为人处事,是唯一能对其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

鉴于这些原因,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中,人格研究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过去70年中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的最早人格评价活动产生于伪科学――占星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已可根据行星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占星士们能够依据这些数据对他人的性格与未来进行解释并预测。在科学的“幼年期”,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性格和命运。奇怪的是,即使现在,这种观点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其纯粹是无稽之谈。

相面术是另外一种号称可以挖掘隐藏人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真实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极大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没有意识到这层关系,相反的是,他们只是就某种特别的面相特质与特别的性格之间罗列出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关系。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术也持续过相当长的时间。老于世故的罗马人非常相信外貌学。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像。”朱力斯?凯撒也说过:“我并不害怕那些肥头大耳、油光满面的家伙,但面色苍白的瘦猴子就不得不防。”

凯撒的观点被莎士比亚表现得再明白不过:

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

天庭滑润的男人让我安眠

那个卡修斯身若瘦猴,表情贪婪

必定是心计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

耶稣的实际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墓里出现的最早耶稣“画像”,是在其死后二到三百年才画出来的。但从公元2世纪到现在,他展示给人的面相一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相面术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陌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其性格。

根据可见特质来区分性格的另一种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抚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然相信,天庭饱满突出者,肯定“智慧”且敏感,天庭扁平窄小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将性格与生理特质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理论,是加伦(Galen)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过多者性急易燥,黑胆过多者沉湎于忧郁,血旺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至18世纪,其后继门人经常玩弄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的把戏,以校正体内的液体循环,达到强身健心的目的。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听起来非常现代的方法,由三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兼法学家、赫尔大学奠基人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提出。托马西乌斯想出一个办法,即给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数字打分,从中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但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了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绝对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洞悉他人内心秘密(不管其是否乐意)来说都极端重要》。照现代人的口味来说,书名毫无疑问是长了一点儿,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同样新潮。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人性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呢,还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尔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气质主义者”用内在的(气质)力量来解释人们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则用个人经验的情境对其进行解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