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个夏绿蒂 · 弗思夫人，她于1969年撰写了一本约20万字的书，起名《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作者在序言中写道：
“……丁文江其人很难归于哪一类人物。从专业上讲，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在旧中国混乱的年代里，他或许是少数（几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中最著名的先驱者，然而，他又是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企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北京学术界的一位领袖，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她还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又说：“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夏绿蒂 · 弗思夫人认为，丁文江就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赫胥黎（Haxley Thomas Henry，1825－1895）是英国的博物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作者把丁文江说成是中国的赫胥黎，我想可能在于他们都是博学多才的学者，既在自然科学上有突出贡献，又在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成就吧！
1913年10月初，在丁文江和章鸿钊的筹划下，地质研究所在北京大学预科旧址马神庙开学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已濒于停办。丁文江说服了北京大学的领导们，从北大地质系借来少量的地质仪器，例如罗盘、放大镜、锤子和鉴定古生物、矿物、岩石用的显微镜等仪器，还有一些教学用的挂图，以及矿物岩石、古生物化石和矿石标本。北大地质系还提供师生的食宿场所。丁文江和章鸿钊两人既是学校的管理人员，同时也讲课。就这样，我国第一个地质学培训班办起来了。
当时，地质研究所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学或同等学力的学生。入学后不缴纳学费、住宿费和野外实习费，这些费用都由地质研究所包下来了。学制为3年，每学年为3个学期，即从9月至年底办第一学期；1—3月为第二学期；4—6月为第三学期；7—8月为暑假，另外还有10天年假，课程门类很多，要求很严格，1915年学校根据当时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学理为辅而实用为归”的方针，决定废除专业课的分科和一些理性课程，增设采矿学、冶金学等实用课程，同时增加野外实习时间。
丁文江和章鸿钊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教学，野外实习时间也较长。1915年春天，丁文江带领学生去河北、山西边境，经西山斋堂一带以达蔚县一带作地质旅行。当时培训班学生、后来的地质学家朱庭祜回忆说：
由于“山高路险，同学们初次锻炼，多叫起苦来，丁用种种方法，鼓励大家，每天必须达到目的地止。如将到目的地而时间尚早，则多绕一点山路，多看一点地质，沿途还要考问。”
同年11月，“又往东旅行，翁文灏教师亦同往……这一路多荒僻山陬。徂徕山的高度和泰山相差不多，同学们因连日登一千四五百米的高山，甚是疲劳，膳食仅带几个馍馍。这类生活，一向不习惯，加上精力不济，故爬山落在后面；独丁（文江）精力充足，迅步向前，还常唱歌或背诵诗句来鼓励同学们向前。”
师生实习地点，近在北京郊区，远至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每次实习之后都要写实习报告。有一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中式印刷品，共72页和一些图件，就是由当年学生实习报告中的材料编写而成的。这本书成为我国第一本区域地质学论著。
丁文江和章鸿钊都是兼职教员，只有翁文灏一人是专职教员。丁文江主讲古生物学、地质学等课程；章鸿钊讲授普通矿物学、地史学等课程；翁文灏讲授地质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等课程。连农商部部长张轶欧也讲课，他讲授冶金学。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典礼，22名第一批地质学生毕业了，这也是地质研究所的最后一批学生，他们带着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重任，奔赴矿山和各地质岗位，在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成为近代中国地质事业的栋梁。在他们的艰辛努力下，神州大地上，一个个铁矿、煤矿、油田，以至所有国家建设所急需的矿产原料，被勘查清楚，一座座矿山建立起来，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求。
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中国最出色的地质学者，奠定了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基础、地质和找矿地质学的基础。在1916年的这批毕业生中，有18人立即被聘为地质所的研究人员，从事地质研究工作，而部分出色的毕业生，则被派往国外攻读硕士学位。
经过地质研究所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严师的培养，出现了在中国地质事业中很有威望，很有学术成果的一批高徒，例如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矿产测勘处处长的谢家荣；曾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的李学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的叶良辅，以及地质成果累累，作出很大贡献的谭锡畴、周赞衡、王竹泉、朱庭祜（曾任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等。
作为一名教师，丁文江很注意实地考察，他的学生每周都要去北京郊区进行野外考察，他经常告诉学生们说：
“移动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恢复了地质系，而此时丁文江仍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工作，他对北大地质系的现状和发展十分关心。1920年，他对北大地质系第一批毕业生进行了一次考试，发现有的学生连岩石鉴定的基本功都不掌握。因此，他提出对学生的教学要看重基本功的培训。
丁文江与蔡元培共同研究如何提高北大的教学质量问题。他们作出了两项人事任命，由北大和地质调查所共同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来北大任教。当时李四光刚从英国学成回国，是著名的岩石学家；葛利普是一个杰出的古生物学家。他们为中国培养地质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丁文江在一次讲演中宣布，他相信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育已经成熟，同国外的许多学校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强调注重野外实际考察方面，已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丁文江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地质工作者一般都具备了一专多能和强壮的体魄，他们学会了自己绘制地质图的本领。到1930年时，丁文江还自信地告诉朋友陶孟和（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再无须偏爱外国毕业的地质系学生，预料中国地质系的毕业生同外国的地质系毕业生从此可以并驾齐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