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布局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所纺的纱和织的布，质量大体可与进口纱布相媲美，因此营业兴旺，尤其纺纱的利润尤高。然而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准备大力扩充之际，1893年10月19日清花间失火，全厂付之一炬，损失严重，估计一百万两白银。李鸿章决心由盛宣怀负责重建纺织局，招股一百万两，为照顾商人惧官的顾虑心理，决定改局为厂，以示商资商办的意思，后由李鸿章取名为华盛机器总厂。1894年10月重新开工，另在宁波、镇江等处设有十个分厂，但甲午战争爆发对厂子影响甚大，亏损巨大，于1900年全盘卖给集成公司，计价二百一十万两白银，结束了它的命运。
在纺织企业中，还有左宗棠在兰州创办的兰州织呢局和张之洞在湖北武汉设立的湖北纺织官局，但都以失败告终。这里有因对市场不够了解，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或因官府的腐败等原因，使几百万两白银付诸东流。但对于促进地处偏僻的西北和武汉周围地区近代企业的发展还是有作用的。
官督商办型的近代企业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封建顽固势力在当时朝野上下都有相当强大的影响，他们坚决反对引进新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同时又有外国侵略者的排挤和打击。像开平矿务局被迫停驶的“铁路”以及1894年，织布局不慎发生火灾，租界内的外国消防队却拒绝前往救火，都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如果没有把握实权的地方督抚的保护和支持，大型的新式企业如航运、采矿、电报等，是很难建立并维持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官督商办企业乃应运而生。但是官督商办企业不但对本国封建统治者有依赖性，对外国资本主义也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从机器的采购、安装到运转，大都依赖外国技术人员，有的企业在资金周转方面还依靠外国洋行或银行的贷款，这也是这类企业同外资竞争中的软弱根源所在。洋务派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年收入几乎都以“官利”、“花红”的形式分配殆尽，很少用于资本积累，削弱了自己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实力，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背道而驰。所以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止，大多数官督商办企业经营了二十余年，声势不小，但成效甚微，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使国家走上真正富裕、强盛的道路，但他们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技术，引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既然外国资本通过《马关条约》已取得在华投资设厂的合法权力，并且已呈“州官放火”之势，面对此种情形，清政府也感到对民间资本再不能“禁止百姓点灯”了，于是放宽了限制，束缚有所放松，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允许民间投资设厂。从此，中国工商业者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开矿办厂，虽暂时还没有严密的法律条文来保护，但对比先前那种任人宰割，内外交困的状况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和改善。由此也迎来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而且此时民族工业的发展也相应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在商品市场方面，由于外资企业纷纷建立和洋货大量倾销，农村中以纺纱织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急剧破产，土纱土布被排挤到出现部分地区停织的程度，而机织纱布和一些工业品的需求量则迅速上升，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再从劳动力市场看就更为丰富广阔了。随着自然经济被严重破坏，更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一些铁路线的破土动工，河流中新式轮船的航行，使原来那些从事旧式推车担担、划船运货的运输人员流离失所，邮电事业的兴办，又夺走了大批驿站人员的生计，他们成了多余的人。这些与日俱增的失业破产的人群，就给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在1895-1898年的四年间，全国新创办厂矿企业五十多家，其中官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只有八家。其余均为民间资本经营的民营工厂。而且资本总额民营工业是官办、官督商办的三倍。投资领域涉及到纺织、缫丝、面粉、碾米等传统的一些工业和硝皮、印刷等较为新式的工业部门，出现了一批着名的企业和商人。
纺织业方面首推无锡杨氏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业勤纱厂是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于1896年在无锡创办的。在此之前，杨氏兄弟因为其父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入过李鸿章的幕府，并参与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生产，见织布尤其是纺纱获利丰厚，就起了独立设厂的心，准备自己开办纺织厂。后来1893年织布局发生大火，杨氏兄弟借故退出，于1896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在无锡开设了业勤纱厂，这是无锡第一家商办的使用机器生产的纱厂，也是中国第一家民族工业资本的棉纱厂。杨氏兄弟之所以在家乡开办纱厂，除为厚利吸引外，也是被当时全国掀起的实业救国的热潮所打动。况且无锡本地又有许多有利条件，人多地少，劳力充足，交通便利，历史上即为纺织之乡，盛产棉花。尤其重要的是，当时无锡尚无人开办机器纺纱厂。所以开工后业务发展很快，该厂生产的“四海升平”牌棉纱，畅销于常州、江阴、常熟一带，极受江南手工业者和农村妇女的欢迎，堪称名牌产品，供不应求。于是于1903年又扩大生产规模。它生产的各种粗纱，有力地抵制了英、日等国在苏南地区竞销的洋纱。其成功的经营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动摇了当地“重本(农)抑末(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封建价值观念，推动了无锡及江苏近代工业发展。在这之后，无锡工业蓬勃发展，形成了纺织、缫丝和面粉三大优势工业。
在当时的纺织企业中，着名的还有宁波商人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纱厂。严信厚是清末实业家，1886年首先在家乡宁波创办了通久原机器轧花厂，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轧花厂。1896年，严信厚在轧花厂旁开办了通久源纺纱厂，由于经营有方，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全厂职工达到一千八百人。因而声名大振，成为中外瞩目的大厂。
在此基础上，严信厚又投资其他实业、金融领域。1907年设立通久源棉籽油厂，大大提高了原料利用率和利润率，1904年开设了通久源面粉厂，并参与创办龙章机器造纸公司。并经营医药、保险、自来水、农垦等项业务。1896年参与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于其杰出贡献，1903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被推为总理。
在面粉业中较着名的企业有孙多森于1898年创办的阜丰面粉厂。机制面粉自1886年由美商开始贩入中国，此后，洋面不断进入中国，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加深和投资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下，孙多森创办了阜丰面粉厂。因为面粉是人们生活必需品，销路不成问题，而且面粉业所需资本不多，只要有一台磨面机即可投产。孙多森从美国购买机器，于1898年在上海正式开办了阜丰面粉厂，并借助封建官府的支持，取得免税特权，经营颇有起色。产品广销营口、青岛、烟台、天津、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促进了中国面粉业的发展。
在这一高潮之中较为主要的企业还有买办商人祝大椿创办的源昌碾米厂。祝大椿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他通过英商给他的佣金积累了大量资本，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由于他和帝国主义关系十分密切，可以借其势力避免地方官府的种种勒索，所以营业发展较快。1898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源昌碾米厂，成为该行业中较早从业者。此外，他还投资于航运、面粉、缫丝、纺织等行业。包括源昌碾米厂在内的，还有怡和源打包公司、公益纱厂等企业都是他与外商合办的，目的就是为依附外国势力，使企业获得发展。
在商办企业中，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先驱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出版业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商务印书馆是由我国近代着名企业家夏粹芳创办的。在此之前，中国印刷业曾有近代买办徐润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印书企业-同文书局。他从国外购买机器，曾印制古籍经典着作数十万部，但因压本太多，导致资金周转不便，遂于1898年停办。
夏粹芳早年曾在长老会办的美华书馆中作学徒，熟悉印刷工业的基本程序，为其后来创办印刷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897年12月11日，夏粹芳联合其他亲友在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最初规模很小，因主要承印英美圣公会、广学会的宗教书籍和洋行的帐册、广告之类的东西，而取名商务印书馆，所以这个名字也恰当地表明了该局的营业性质。建馆第二年，中国大地掀起了维新变法的高潮，渴望了解外国和学习外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夏粹芳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请人翻译了教会学校的英、法课本，出版后大受欢迎，震动出版界。随后又乘胜扩大规模，购买更新的机器设备，使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一家近代化出版企业。由于出版社的欣欣向荣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近代出版业。1912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独立出去的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形成抗衡、竞争的局面。但对我国出版事业都起了促进作用。
在洋务运动后期创办了天津自来水公司的吴懋鼎，在甲午战争后又创办了天津硝皮厂，1892年投资76.9万元在天津创办。它的机器购自英国，雇工最多时达到一千多人，产品起初大部分供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建陆军所需，到了宣统时，清王朝禁卫军的服装也由他的厂子包办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硝皮厂曾向英、俄两国提供过车套、马鞍、马靴等军需产品。利用积累起来的资产，1898年，吴懋鼎还创办了天津第一个现代化工厂-天津织呢厂。这个厂曾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采用的是新式机器设备，生产上等毛布、毛毯和毛织品。
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炮火，1902年又重新开工生产。
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华侨商人张振勋于1895年创办的张裕酿酒厂，朱幻鸿在上海创办的裕通纱厂等等。
通过对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第一个高潮的几家重要企业的介绍，可以看出，此时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很多部门和领域，具有开创先河、发风气之先的带头作用。
但也要看到，虽有初步发展，但力量仍很微弱，障碍重重。首先是来自外国列强的雄厚资本和廉价商品的竞争，他们取得投资设厂权后，更加堂而皇之、肆无忌惮地开厂投资，排挤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他们随时有破产倒闭的危险。像在甲午战后三、四年内，外资开设纱厂十家，形成了一个兴办纺织工业的高潮，而同时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再没有添置一家工厂。日本棉纱又在华中、华北大量倾销，英、美、德也在上海开办纱厂，竞争结果，从1898年后上海及苏杭一带的民族资本开办的纱厂开始发生亏损。其他民族工业也是如此，像前面提到的商务印书馆，为避免与日本竞争，保有自己的市场，不得不与日本企业合资，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出巨资赎回日方股份。而本国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仍构成民族工业发展的阻力，虽然民族工业已获得清政府的允许和承认，但并没有法律上的保护，束缚和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苛捐杂税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日渐增多。这就使得一些民族资本家想办法或依附外国势力，或投靠本国强权以保护自己，像创办业勤纱厂的杨氏兄弟就因深得李鸿章同属安徽的同乡关系，并且与英国洋行搞好关系，得以不断扩充产业。他们还在发达之后捐资纳官，取得封建社会认可的社会地位。这些都影响了民族工业正常健康地发展，也是民族工业无力与外国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这些民族工业在内外压迫之下处境艰难，但毕竟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们不同于以前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更不同于官办企业。这种独立资本的商办企业，每一步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无不饱含着他们的心血，也对更多的中国人产生激励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于实业救国的洪流中去。其中固然有为利益驱动者，但客观上为增强中国的工业能力，提高工业水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他们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认识到了西方的价值，萌生出学习西方，救亡变革的想法，有的更是参与到实际活动之中。例如吴懋鼎，在戊戌变法期间曾担任农工商局督理，主张变法，以至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撤销了三品卿衔。但这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甲午战争后开始觉醒，登上政治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从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当中，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个短暂的发展高潮之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入侵以及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及《辛丑条约》签订，影响了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直到1903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才有了恢复，虽然当时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王朝也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农村经济残破凋敝，但由于时局较稳定，民族工业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01年到1911年间，商办厂矿有二百七十七家，占资本总额的60%，仍以轻工业为主，其中纺织厂就占了七十五家。此外，卷烟、造纸、火柴、玻璃等轻工业，都有较显着的发展。民族工业迎来了比第一次发展更为重要的第二个发展高潮。究其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对私营民族工业的开放；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