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后，使清王朝深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些清廷大员像刘坤一等人纷纷上奏，要求清政府注重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实力。1902年，清朝政府依据一些大臣建议，向各地委派大臣。1903年5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位列仅次于外务部之后而属于其他部之前，后来又把负责铁路及邮电的邮传部并入商部，1906年改为工商部，统筹全国工商事务。甲午战后，虽然清政府已允许民间办厂，但是由于没有法律保护，使得民族工业发展仍显得困难重重，不消说外国的侵略与排挤，即便本国的传统封建思想已经使民族工业发展屡受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法律。1904年1月，《公司律》诞生，这是一部围绕着企业利益为中心的法律条文，赋予了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等的法律地位。1906年又颁布了《破产律》，规定了对企业破产和有心倒骗行为的不同处理方法。清朝商律作为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商人视投资工业为畏途的顾虑。而且，清政府不再视那些实业为奇技淫巧而百般阻挠，相反，它发布各种命令，实行各种措施进行奖励。早在1898年7月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就签发了第一份关于奖励工业投资者的命令，倡导和鼓励资本者将资金投向工业，此后，类似的对工业投资者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发明创造人员的奖励的法规不断完善。并在1903年颁布奖励实业的章程，对投资工业者，按其投资额的多少，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授予不同品级的顶戴花翎，后来标准还有所降低。这样做既满足了投资实业者的心理需要，又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投资实业的洪流中，像张謇因组织了十一个公司，资本达二百万元，利润每年三四十万，第一个得到了商部“头等顾问”的奖赏。张裕酒厂的创办者华侨商人张振勋因投资实业卓有成效，1905年清政府赏给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特派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
实行对从事实业进行奖赏，其效应表面上是刺激资本向工业化转化，但其潜在的效应是有利于扭转“贱工商”的社会习俗，引导人们在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向资本主义转化，这实在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一个胜利。
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广大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为开发本国的西部，陆续从中国诱骗了大量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担负着开矿、筑路、垦荒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使荒凉的美国西部变成繁华都市。到了7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为了转移群众斗争的视线，美国资产阶级把美国工人待遇下降归罪于华工，煽动排华。1894年，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限制来美华工”的条约，为期十年，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并虐待华工，迫害华侨。1904年条约期满时，美帝国主义拒不改约，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抵制美货并通告全国其他二十一处商务局，自此，波澜壮阔的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7月下旬，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行业各阶层人物都卷入了运动。
还得到了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大力声援。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美国人办的学堂，学生退学；美国人办的企业，职工离职。广州食品业工人拒用美国面粉，新加坡华侨拒不搭乘美国人经营的电车。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显示出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
抵制美货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在运动中，他们提出不依靠政府，即以自己的力量来抵制。而且总结出了五条抵制美货的好处，如鼓民气，团结民力，兴中国商业，可以广开会议，联络全国，为将来自治自立奠定基础，自己仿造美货畅销，可以收回失去的利权等。
这些言论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新的觉醒，正在加紧努力为自己政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后，美国政府上至总统，下至一些传教士纷纷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干涉破坏。在美国压力下，清政府于8月21日发布谕旨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命令各省督抚从严查办。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镇压了天津的爱国运动。接着，福建、广东等省的爱国运动也遭到禁止。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动摇和分化。一些上层人物纷纷退出。但群众运动仍继续进行，迫使清政府没有在限制华工的条约上签字。斗争直到1906年才渐次平息。
继1905年抵制美货后，1907年江苏、浙江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斗争，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广东、广西等省则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并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
从1903年起，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许多省区开展起来。铁路、矿山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重要目标。1902年，清政府同英、美、葡等国签订的商约中，明确规定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地方开办矿务”。随后几年间，帝国主义者在攫取某处矿权时，往往还附有更换他处矿权的权力，这实际上等于这些列强已霸占了全省全区的矿权，帝国主义分子乐不可支，中国主权则大受损失。而中国铁路权利尤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通过攫取铁路的利权，他们不但能榨取巨额利润，而且通过铁路，伸展他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侵略魔爪于铁路所到之处。所以日本的报纸《朝日新闻》就形容铁路就像人的血管，有了铁路，就有了一切权力。到20世纪初，中国境内的大部分矿权、路权都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夺取。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收权利运动。
各地爱国人士为收回被帝国主义霸占的矿区，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从1905-1911年，先后收回了山西福公司矿区、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安徽铜官山矿区、四川江北矿区等几处矿权。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山西福公司矿区的收回可说是夙愿已久。1896年，山西巡抚杨骋之批准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合作开采山西的煤铁矿，并将部分煤铁矿卖给英国福公司开采。当时就遭到山西绅商人民反对。1906年正太铁路即将通车，福公司加紧活动，激起全省人民抗议，纷纷要求清政府收回矿区，废除协议。最终迫使清政府惩办了杨聘之，收回了矿区。山西的绅士、商人及民众自己集资二百八十六万元，成立山西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简称保晋公司，1908年正式在太原开办。
在山西收回矿权的鼓舞下，山东绅民也收回了德国在山东峄县霸占的矿权，并于1908年，集资一百十二万元，成立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自行开采。1910年，安徽民众从英商手中收回了矿权，成立了“安徽泾县煤矿铜官山铜矿有限公司”，川江北厅矿区原本于1905年与英商合办开采，但由于英商贪得无厌，任意开掘，四川绅民不甘心大利丢失，与英商据理力争，终于在1911年7月以二十二万两白银赎回自办。在其他省份像黑龙江、吉林、奉天(辽宁)、湖北、云南等省都陆续收回了一些矿权，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收回矿权后，往往自己集资开矿筑路，像刚才介绍的保晋公司等。其中最大、最有成效的工矿联合企业当属汉冶萍公司。
这是当时集资二千万元办起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并改官督商办为全部商办，财权、人权均归自己负责，成为亚洲一带最大的煤和铁的生产基地。
然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路权问题上。
20世纪初年，中国铁路工业呈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商办铁路兴起。而且清政府于1903年制定章程向民间地方开放了铁路修筑权。既有经济上的诱惑，又有了政治上的条件，民办铁路的热情顿时高涨。地方铁路公司如雨后春笋。1903-1910年，全国十五个省办起了十九家铁路公司，但由于许多重要的铁路线路的修筑权已被清政府授给了外国人。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即夺取路权。
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集资六百七十五万美元赎回已经筑成的广州-三水段铁路，原来与美国签订的粤汉铁路合同作废，粤汉铁路的收回，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其他各省人民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1911年江苏、浙江两省人民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收回了修筑从苏州、杭州到宁波的苏杭甬铁路的路权，取得了胜利，大的风潮发生在粤汉、川汉铁路上。
1905年，粤汉铁路路权被收回，清政府允许民间自筹资金筑路，但又于1908年任命张之洞为督办大臣，并兼督川汉铁路修筑，遭到人民反对。由于修筑这样大规模的干线工程，资金缺乏，加之管理不善，技术力量不足，导致两路商办效果不善，于是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
政策，并向外国借款筑路，这就等于又把路权给了外国人，而且拒不发还股金，遭到各省人民的强烈反抗。湖北、湖南各处举行集会抗议，四川成立了保路同志会，1911年夏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抗议的群众造成成都血案。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湖北的清军被调去镇压群众反抗，武昌地区清军力量空虚，湖北革命党人乘机起义，发动辛亥革命，全国各省响应，清王朝迅速垮台。
在抵制美货和收回路权的运动中，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此后一些不平等的《通商行船条约》，又为帝国主义对华掠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沉重压力。
因此，1901-1904年间民族工业发展十分缓慢。从1901年到1904年四年总共设厂五十二家。1905年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商品的输入大为减少。各省收回矿权路权的运动也日益发展，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1905-1908年四年共设厂二百二十家。像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荣氏兄弟参与创办的无锡振新纱厂，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可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和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及阶级斗争情况息息相关的。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力量发展较快，社会地位也获得显着提高。由于这些上层人物是由官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有的依靠外国，有的以本国势力为靠山。像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吴懋鼎、祝大椿等人，都是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借以发展实业，兴办起一系列的厂矿。而清末甲午(1894年)科状元张謇，则是典型的依附于本国封建势力，在他创办大生纱厂之初，就曾借用公款，而且有官兵为他看护厂房。在正式开工以后，依仗清政府的支持，取得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厂的垄断权，使他的纱厂大获其利，利用纱厂的盈余结合招股，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等二十多个企业。并担任了江苏咨议局议长等官职，清政府赏给他三品衔和商部头等顾问的官，俨然成为“东南实业领袖”。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经济力量虽有增长，但幅度要小得多。他们经营的企业如缫丝、榨油等简单的小型部门，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政治上又缺乏有力的靠山，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因此他们对比上层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更多的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但不论上层还是中下层，其经济力量都是有限的。对比帝国主义在华工业，他们还显得很脆弱。到1908年，帝国主义操纵控制的金融恐慌发生时，民族工商业资金周转不灵，导致市面萧条，百业凋敝，整个工商业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战”后中国民族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诞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七百个，资本总额有1.3亿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了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投资于工商业的热情受到很大的刺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12-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建厂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1.3亿元以上，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从1912-1920年，现代工业增长率达到13.8%。因此有人称1914-1923年是中国民族工业战时和战后的繁荣时期，而其间的1917-1923年这段收获期堪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黄金时代。
纺织工业，在1913年以前，共有二百三十一个工厂，到1920年增加到四百七十五个，资本数额也由三千二百多万元增加到八千二百多万元，增长了二倍。而且出现了像张謇这类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前清状元张謇一直致力于兴办实业，在辛亥革命前夜，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辛亥革命后，他曾担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并从事过一些政治活动，曾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由于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而辞职，在1914-1921年间，与他的政治失意形成对照，大生资本集团得到空前发展。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三百六十多万两。到1924年为止，已增加到四个厂，布机共一千五百余台。同时还兴办了金融业，建立了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即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张謇的经济事业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