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工业冲击中国的传统工业
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主要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大量倾销本国工业品，对中国的传统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这其中以英国最甚。
代表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国后，兴奋地告诉英国资本家，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广阔，即使英国的纺织基地兰开夏郡的全部工厂生产也不够中国一省人穿的衣料。英国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听后大为冲动兴奋，立即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又以棉织品所占比重最大，达70%以上。这些绵织品的输入主要在《南京条约》规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通商口岸，并以此为据点向周围广大农村大量销售。这些地区恰好是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这种大量倾销，不仅攫取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打击了中国的纺织业。这种机织棉布属大机器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质量高，价钱只相当中国土布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手织土布无法与它竞争，销路逐步缩小，生产渐趋停顿，失业增多，影响了广大从业者的生计。例如厦门口岸开埠后，十家有九家买洋布，原来江浙的棉布已不畅销，至于原来出口的福建棉布，则更难找买主。
早在明清时期即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江苏松江、太仓地区，本为中国棉纺织中心，但自从上海开埠后，情况大变，价格大跌，无法与洋纱洋布竞争，传统的棉纺织工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又从沿海扩张到内地，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濒临瓦解。
西方棉纺织业在华倾销棉织品，击中了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而且对其他各种传统工业的破坏更是日益严重。19世纪60年代后，洋铁开始威胁中国的土铁，外国铁质量高而便宜，使用方便，相形之下，土铁处于劣势，原有的炼铁坊倒闭的日益增多。中国原来产铁、钢的有名地区如湖南、山西，所受打击沉重。许多与铁相联的制造业，如制铁锚铁钉的工业也日益衰落。这些工人大多被迫失业。而那些用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土货也相继被洋货压垮。洋油的大量进口，使原来的各种用于照明的植物油的生产日见衰落，四川等地的白蜡制造业也因之萎缩。其他如火柴进口代替了打火石和铁片，洋染料代替了土染料，肥皂代替了皂荚等等。据统计，在三十二个传统行业中，衰落的有七个，被机器工业代替的有十五个，只有十个行业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那些英国商人们看到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工业品在中国的畅销，一时冲昏了头脑，于是把大批的商品运来中国。据当时记载，英国谢菲尔特一家着名公司运来了大批刀叉，准备供中国人做餐具用，结果是堆在仓库中无人问津，显然，刀叉的价值在中国人眼中不及一双竹筷子实用。还有伦敦一家公司运来了大批钢琴，他们也有他们美妙的设想，假如有二百个中国妇女中有一个愿意学习弹钢琴，他们便可乘机大捞一笔，谁知无人购买，钢琴堆在那里受潮变质。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当西方贵妇人能优雅地弹着钢琴时，中国的妇女们要相夫教子，针织刺绣，遵守“妇道”呢。至于其他商品如西式睡衣、睡帽之类，待遇比刀叉、钢琴好不到哪里去。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上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外国商品仍有顽强的抵抗作用。
尽管有的传统工业部门被取代而灭绝，但还有一部门仍在不受直接影响地存在、发展着，如制扇、爆竹、刀剪、陶瓷等。而那些衰落的行业如前面的棉纺织、手工造纸、制糖等工业部门，在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中，通过改进设备，提高质量，非但没破产，反而有所发展。例如棉布业，由于机织棉布不及机纺棉纱赚钱，所以中国的土布长期占领着这块市场。更有手工业行会部门的协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发展。但从多年的发展看，最终仍让位给机器工业。
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对中国工业的冲击还表现在对中国工业原料的掠夺和劫掠劳工等方面。战前中国的丝茶主要用于满足国内市场，战后出口大增，与外国市场联系大大加强，由此，中国茶、丝等工业原料，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而且，一些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劳工进行拐骗诱逼，卖到一些海外殖民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像秘鲁的矿山，古巴的种植园，美国西部的铁路工地，对中国工业同样也构成了冲击。
中国近代工业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洋务运动占据了其中三十多年的时间，而且成为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为数不多的留有一定成果的活动之一，对中国近代工业史有极大的影响。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活动，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初，林则徐看到西方军器的优良，于是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以抵抗侵略，并编译西方的报刊杂志辑成《四洲志》一书，了解西方。着名爱国知识分子魏源更是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响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批掌握实权的清朝大官们，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有了亲身的体会，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的那套封建统治方式已难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大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国强兵运动，即人们通常说的洋务运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就被人称为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言斤为代表，在地方则是各地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物。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批准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简称总理衙门。初期规定活动范围仅限于通商，后来逐步扩展到编练新军，制造枪炮船舰，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洋务运动的重心，因其时间不同而有变化，在六七十年代以求强为主，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船炮，企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70至90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求富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富”“强”并重。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工业的近代化历程。
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是1861年秋冬之季由曾国藩在安庆建立的内军械所。曾国藩是清末名臣，饱读儒家经书。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所以早在1860年12月初，他就上奏清廷用仿造的办法来求外国的先进技术，但他同时也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力，所以整个安庆内军械所全用中国人，未雇洋匠，成为一个显着特点。
1861年曾国藩从太平军手中攻下安庆后，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的作法也有抵制洋人火器买卖获利的用意。安庆内军械所是一家综合性的兵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药、劈山炮和轮船，主要科技人员是徐寿、华蘅芳。1862年8月，徐、华二人设计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结构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媲美，1865年造出火轮船一艘，曾国藩看后很高兴，亲自试坐并命名为“黄鹄”号。这艘船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尺，1866年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顺流时速二十六里，逆流十六里。后来就成为曾国藩游乐的“大玩具”，兴趣减退后便任其锈蚀报废了。安庆内军械所没有采用机器设备进行生产，仍采用手工劳动，严格说来不属近代工业，可以认为是封建性很浓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工企业。但他罗致了一批着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为西方科学的输入和近代工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那些长期征战的洋务派官僚得以腾出手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创建军事工业的洋务活动中去。从1865-1895年间，他们在各地兴办了大约二十几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舰船的军工企业，较为重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它们分别是由各主要洋务官僚创办的。
1.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因地处上海，因此简称为沪局，它的创办者是清末大官僚李鸿章。沪局构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1865年李鸿章购买的美商旗记铁厂，还有原来苏州洋炮局中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车间，加上由洋务人物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合并建成的。1867年迁到现在江南造船厂原址。沪局的生产项目主要有枪支、大炮、弹药、钢铁和造船五项。共包括十六个分厂，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整个生产过程基本配套，机械化程度也较高，加之不断补充扩建，到90年代，沪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备的机器工厂。它的枪厂建于1867年，最初只造旧式滑腔枪，不久又试造新式的林明敦枪，90年代生产自创的快利新枪。大炮除生产旧式劈山炮外，还制作开花子轻铜炮、乌理冶炮，更有后来较先进的阿姆斯脱朗炮。子弹产量很大，到90年代大约每天生产子弹九万颗，每月造地雷二百枚，年制造无烟火药六万磅。值得提出的是，沪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洋式炼烟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于1891年在这里炼出的，比汉阳钢厂早了两年。除炼钢外，还轧钢板、钢轴、钢坯等，最多一年曾炼钢二千零五十九吨。沪局原来收买的美商旗记铁厂就主要是修造轮船，加上主办人之一的曾国藩的关注，1867年建立船厂和船坞，1868年8月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曾国藩将其命名为“恬吉”号，取四海波恬，厂务要吉之义，后改名为惠吉，长二百八十尺，宽二十尺多，时速三十七里，是中国首造的机器轮船，在黄浦江试航，轰动上海滩。到1885年先后制造大小轮船十余艘，此后即停造，专门修理清朝南北洋各省舰船。另外，沪局还制造了大量机器，有的自用，有的卖或调剂给其他机器局，或出售给一般的民用工厂，对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沪局的资本基本上是国家投入的，但局中各种产品均已有经济核算，已具有相对独立的企业特征。沪局从事价值生产，产品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它的产品投入流通领域出卖的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的劳动力大多属招募来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所以，虽然江南制造总局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资本主义因素已占据主导地位。
2.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人物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的，因地处福建，故简称闽局，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左宗棠兴建造船厂的主张，已酝酿多年，早在1864年在杭州时，就曾仿造了一条小火轮在西湖上试行，虽不快，但左宗棠仍很高兴。当他从外国人那里了解到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还远不如西洋，尤其看到外国的坚船利炮在中国横冲直撞，经济上又依靠轮船获利时，决定购买外国机器，雇用洋匠创办造船厂。因造船厂位于闽江下游罗星塔马尾山下，所以又叫马尾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得到批准后，开始筹划建局，还设立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人才。而且在建局之初，左宗棠就与雇佣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规定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十六艘，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五年内达到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工作的能力。二人均有一定专长，与船政局属雇佣承包关系，与法国政府无关。
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由沈葆桢接任总理船政大臣。闽局建厂速度很快。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于1868年1月开工建造，1869年6月下水，排水量达到一千三百七十吨，比日本于1862年仿造的蒸汽轮船“千代田”号一百三十八吨的排水量大十倍。到1874年2月为止，共造轮船十五艘。按照合同，日意格和德克碑及其他法籍工匠数十人被辞退，由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了技术工作。到1907年关闭时共造船四十艘，船型已由最初的木质商、兵船发展到钢甲快船，钢胁钢壳鱼雷快船，吨位最大达二千二百吨，与外国相比尚显落后，但在当时各洋务企业中是成果较大的。
闽局在中法战争期间损失不大，但由于经费不足却由此一蹶不振，因为它的经费完全依赖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自己并不计成本的。到1907年，几经折腾，日暮途穷，只好关门大吉。
但闽局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聘请洋员签订合同传授知识给中国学生，并派学生赴外国参观学习。总的来说，闽局培养出来的学生、留学生和科技人才，不仅表现在造船业上。如着名的海军将领邓世昌、刘步蟾，外交人才罗丰禄、吴德章，经济人才林日章，教育方面的后来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严复等人都出自闽局，充分说明闽局在人才培育上要远远超过其他企业。
3.金陵制造局
1865年夏，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于是把由洋匠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因南京简称宁，故金陵制造局简称为“宁局”。其创办经费主要来自李鸿章的淮军的军饷，数量无法与江南制造总局相比，规模也差许多，但对比其他几个洋务企业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宁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北洋三省。
宁局名义上是清廷委派两江总督经营，实际上由英国人马格里掌握着全部局务。马格里原来是军医出身，对军器火药制造是外行，但由于有李鸿章的支持纵容，他目空一切，虐待、诬蔑中国工人，大肆挥霍中国钱财，因此，宁局的产品质量十分低劣。1875年大沽炮台试放宁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重炮弹的大炮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五人，炸伤十三人，李鸿章召马格里到天津，责问马格里，马不服气，亲自试放，结果又爆炸，但他拒绝承认错误，结果被李鸿章撤了职，从此宁局不再雇佣洋匠，但李鸿章对马格里仍照顾有加，不久便把他推荐给了驻英公使郭嵩焘作顾问去了。
此后金陵制造局苟延残喘，到1928年被国民党并入上海兵工厂，称为金陵分厂，后又改为“金陵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