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
古代国家都强制人民承担一定的无偿劳动，此称之为徭役。《汉书·食货志》说：秦时徭役“三十倍于古”。这话或许带有夸张，但从秦王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程看，其征发的徭役必是极其繁重的。根据一些研究者的估算，秦王朝征发劳役与兵差所使用的民力，总数在300万人上下。这对一个二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怎样不堪负荷的重担。秦始皇滥发徭役而置正常的生产、生活于不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当时人民负担的徭役不仅重，而且受到的待遇极差。服役者往往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马一样被驱使着。在清人杨廷烈所著《房县志》中有一则记载，反映了秦王朝的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了怎样可怕的灾难。文中说：
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是当年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而躲入深山老林的民夫的后代。由于在森林里生活、繁衍了千百年，所以他们全身都长出了毛。当有人遇见毛人时，毛人会先发问：“长城筑完了没有？秦皇还在么？”如果那人回答：“长城还没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会吓得立刻掉头就跑。
这当然只能视为一个传说。可是倘若历史上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它也就不会出现。
当时的残酷现实，还吓得老百姓不敢正常地生儿育女。以免使下一辈再遭痛苦。一首秦代民歌唱道：“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用（，音不，一种糊状食物），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七一卷引）
五、“收泰半之赋”
《汉书·食货志》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过半数，大多数）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音淡，满足）其欲也。”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大作大为”，秦廷还向全国索取沉重的赋税。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杂赋3种。田租，即土地税，它按土地的多少征收。口赋，即人头税，它按人口征收。秦代的田租仍按古代通行的“十一之税”收取（苟悦《汉纪》），即按1／10的原则分成计征。口赋则远比田租要重，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上交国家。史籍称这种税收是“头会箕敛”，即每到征收口赋时，秦政府将居民召集一处，责令各户按人口交现钱，然后用簸箕敛集运走。如果不采取召集开会的形式，就由“吏到其家”，“以箕敛之”。（《汉书·张耳陈余传》）
劳动人民上交口赋、田租以后，所剩就不多了，一般只能勉强自给，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就不能维持。然而，秦政府还时常摊派杂赋，这是口赋、田租以外的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
对广大穷苦农民来说，强行征收杂赋，好比是雪上加霜。
六、荒淫又残暴的“真人”
秦始皇在肆意地剥削和压榨天下百姓的同时，自己却纵情享乐，过着荒淫奢糜的腐朽生活。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充斥了数不尽的嫔妃和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她们都是秦始皇的玩赏之物。秦始皇常常“纵酒后宫”，寻欢作乐。为了便于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咸阳附近的宫殿都由复道、甬道相通。各宫殿内还都配备了豪华的设施，以供秦始皇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之需，史称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
纵欲无度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秦始皇的精力。加上他素来迷信，于是就一意想找寻长生不死的仙药。一些方士则投其所好，使出各种法子来骗他。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今山东胶南琅琊台西北）。齐人徐市（音福。一作徐福）等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3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并有长生不死的奇药，请求秦始皇委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药。
秦始皇听后大喜，立即下令赶造一批航海大船，并征集男女儿童数千人。徐市就带着这些儿童，驾船入海而去。可他一去数年不归。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传说中的仙人羡门、高誓。随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探求长生不死之药。当秦始皇继续向北巡行到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卢生求见始皇，号称从大海中寻得鬼神图书而归。图书上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所谓“胡”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就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一直未觅得长生不老药的卢生，为了交差，又编造了一套鬼话去哄骗秦始皇。卢生说：屡次寻求神奇的仙药而不得，是因为秦始皇经常被人臣看见，妨碍了神仙的降临。卢生要求秦始皇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居处和行踪，这样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卢生还建议秦始皇经过锻炼成为“真人”，胡诌什么“真人”可以“入水不濡（濡，音如，浸湿），入火不熟（熟，音弱，焚烧），陵云气，与天地长久”。求神心切的秦始皇信以为真，自称“真人”，并宣布从此不再称“朕”。
方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竟然也连连相信方士们的胡说，表现得愚蠢之极。
可是，神仙和长生药毕竟是不存在的，谎言也终有被戳穿的一天。按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士们变得惊恐起来。
一日，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说道：“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自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他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裁决，丞相诸大臣都不过是按他的旨意行事而已。始皇只信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而官员们惟恐得罪始皇而丢掉俸禄，因而没人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卢生、侯生虽然以行方术为生，行为荒诞，言语不经，但他们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批评，却又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卢生、侯生料定前程凶多吉少，便趁早逃之夭夭。
听到这一消息后，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说：“吾召集了那么多的文学方术之士，想以此兴太平。而方士要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时到今日，韩终不告而辞，徐市等耗费巨资，却始终得不到奇药。对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可他们却还诽谤我。吾派人调查，还得知在咸阳的诸生，常常散布妖言以乱民心。”秦始皇遂令御史把咸阳诸生全部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发，这样查出“犯禁者460余人，皆坑（活埋）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长子扶苏见父皇大施淫威，就加以劝谏：“天下初定，远方的庶民尚未和顺，诸生都诵习、效法孔子的言行，今父皇以重法予以惩罚，臣恐怕天下会不安。请父皇明察。”专横跋扈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这一番忠言，立即命令扶苏北赴上郡，去担任正在那里戍边的蒙恬军队的监军。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前一年，秦始皇还曾下“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后若有再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日内不焚书的，受黥刑并罚4年筑城劳役。
“焚书”和“坑儒”，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七、余论：秦亡之鉴与民本思想的重新提出
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非但没有使自己坐稳江山，反而导致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无情的事实，令后人警醒。
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的思想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从秦末大起义认识到，人民有力量支持一个政权，也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所以，“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贾谊重新张扬起“民本”的旗帜，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新书·大政上》）这就是说，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可以决定君主的威辱，还可以决定官吏的贵贱，一切都决定于民心的向背。
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极重要的制约因素。任何统治者若想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就不能不对此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检点。这正如唐代李世民在教诫太子和诸王时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小心，别让人民的水，翻了君主的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