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
《新语·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一、民本思想的凋弊
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
1．君权的根本在民；
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
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摒斥了民本思想。
二、“天下皆为虏”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尉缭就说：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诚使（假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奴仆）矣”。不过，那个时候秦王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政本性的缭，最后还是被秦王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然而，随着秦王政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在实践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他的残忍暴虐的本性就日益暴露出来。
秦始皇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和一整套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他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并不少见，但以秦始皇所握有的高度绝对化的皇权和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将所有臣民都践踩于脚下而论，他可算是所有暴君中之“最”了。
这里选择秦始皇残暴统治的若干事例略述于后。
三、“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
大兴土木，这大约是帝王们共同的“嗜好”，而秦始皇在这方面更是极尽其能事。
早在统一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秦始皇就在咸阳大造宫殿。每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据载，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很大，有各具特色的宫殿、楼阁145个。《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它“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人亦将在战争中缴获的钟鼓、美女安置其内。据《三辅旧事》载，那里有“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北阪仿佛变成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平定六国后，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急剧扩张。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劳民伤财地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比如：
在平定六国的次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他下令在渭南建造信宫。信宫后改名为“极庙”，以象征天极的所在。
同年，下令修驰道。又筑“甬道”，联结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侧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修直道。
同年，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在渭南上林苑营建“朝宫”。据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殿前可树5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巨大的铜人，各重24万斤，系秦初收缴民间兵器销毁改铸而成。还用磁石做大门，以防有人携带暗器入宫。
按照朝宫建筑群的营建规划，在前殿阿房宫周围，建有大小楼台亭阁相环绕。修建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南山，在南山之巅再造宫阙。这一构思，可能与秦始皇想便于和天上神仙沟通有关。还要筑一条“复道”（在楼阁之间架设的通道），将阿房宫与咸阳连起来，其中有一段要跨越渭河。
如此庞大的工程，没能在秦始皇生前完工。秦始皇甚至未及予以正式命名。后世根据其前殿叫阿房，就称之为阿房宫。
关于阿房宫，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现知秦始皇时营造的宫殿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当时可供秦始皇享用的宫殿，关中有300，关外有400余。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可以随意地行幸、游乐。
除以上所及，秦始皇兴建的庞大工程还有骊山（始皇）陵墓和长城。
据说，修骊山墓和造阿房宫所使用的劳动力达70万人（一说各70万人）。修建长城的劳动力达30万人（一说40万人）。
《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鲁惟一等著）曾对修建长城的难度以及动用人力的数目作过一番评论。这些话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秦始皇是如何劳民伤财的，兹摘引如下：
“……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长）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像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的……对这个工程来说，蒙恬的30万人决不是夸夸其谈。”（中译本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骊山始皇陵的规模也极其惊人。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估计，仅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和防洪水堤等的土方量，就不少于1317．7万立方米，需10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的石料，采自渭河北面的甘泉山。当时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的民谣（或作：“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工程之浩大、人力耗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今天，长城和骊山陵（特别是秦兵马俑）都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人传颂，阿房宫等也时常作为一种“美谈”为人提及。可是，千万别忘了，它们是用多少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