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清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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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戊戌变法(2)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为维护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腐朽的封建统治,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坚决反对变法。荣禄气焰嚣张地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甚至喊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只主张改变一些枝节问题,而根本反对改变封建制度。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维新派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一致认为,不断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变者,古今之公理”,如果停止变化,“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守旧不可,必须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针对洋务派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清朝的统治已经是粪墙、朽木,于疮百孔,必须以开创的精神进行全面改革,洋务派徒事弥补,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维新派提倡民权,设立议院,使民有权而君无权,不合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其结果将使犯上作乱者日多,陷国家于大乱。维新派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批驳了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人人皆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人人独立平等”。因此,国家亦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新派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兴民权”、“开议院”;中国衰弱的根源则在于实行君主专制,“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据此,他们得出结论:“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中国只有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才能无敌于天下。

荣禄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提倡西学的问题。顽固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出发,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拼命反对新学、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把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根本。他们都反对宣传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维新派给予了有力地批驳。他们批评八股取士是“谬种流传”,有锢闭智慧、败坏心术、助长游手好闲等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维新派对旧学、中学也做了一些批判,认为宋学、汉学、词章之学,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都应束之高阁。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希望通过这种办法,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

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这次论战,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尽管在论战中,维新派本身存在着不少弱点,如他们所主张的变革只是“渐变”,不是“突变”;他们所说的“民权”,也只限于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政;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却不敢批判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但是,通过这场论战,维新派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初步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使若干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一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促使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从光绪二十三年底到二十四年初(1897年底到1898年初),康有为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帝(即上皇帝第五、六、七书),同时把自己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部书,一并递呈。在上皇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痛切地陈述了当时国内外的严重形势。他指出,从国外来说,“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③。“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从国内来说,也已“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誓告光绪帝,面对这种局势,如果还不发愤变法,革旧图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呈递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项变法措施:“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⑤这便是维新派新变法的施政纲领。这次上书,未提开国会、立宪法,而强调君权变法”,表明维新派在顽固派的强大阻力面前,妥协、退让的软弱性。

康有为在不断向光绪帝上书的同时,仍继续在士大夫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他联络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不久,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在康有为的倡导下,由帝党官僚、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各省学会及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在听者当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保国会之后,保浙、保滇、保川等会相继在北京建立。维新派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沸腾的救亡热潮和日益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对清廷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及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但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采取了表面暂时容忍,暗中加紧部署,俟机扼杀变法的策略。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张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实行变法。胶州湾事变后,光绪帝极为忧虑,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感动,说是除非不顾生死的人,“不敢为此也”。有人攻击“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至此,光绪帝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开始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在这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按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要求,不断向光绪提出改革的建议,然后光绪有选择地采纳其中一些主要意见,通过颁布诏书的办法,命令各地施行。在一百零三天中,光绪帝共颁布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中央设立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商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革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方面:裁汰绿营、练勇,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办兵工厂,添练海军。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翻译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派人出国游历、游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这些新政措施,既未触及封建专制政体,也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但是,通过改革,在政治上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变法法令的颁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在这一百零三天中,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多起来了,各地出现了许多新书、新报,各省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堂,工商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次改革也就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对。

变法维新运动的过程,始终是维新派联合帝党与顽固派和后党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在百日维新期间尤为激烈。顽固势力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微小的社会变革,都会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所以他们竭力破坏新政。掌握军政实权的中央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对新政诏令,一律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拒不执行。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暗中部署力量,伺机对维新派进行血腥镇压。光绪帝下诏变法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连下三道谕旨:一是免去翁同稣的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江苏原籍,用以孤立光绪帝;二是凡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要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使光绪无法破格提拔维新人士;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几天后又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由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分领的北洋三军,从而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又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派爪牙进入皇宫,严密监视光绪帝的言行。这些行动表明,新政刚开始,顽固派就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

面对顽固势力的阴谋活动,维新派和帝党当然不能束手待毙。但他们一无兵,二无权,又脱离群众,所以只能采取极端软弱的对抗措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上不开罪于太后,在下不激怒守旧大臣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是,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仍然不能容忍。七月中旬(9月初),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下令将公然破坏维新法令、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二十日(5日),光绪又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负责起草新政诏书,批阅变法奏章。这些措施引起顽固派的更大仇恨,内务府官员数十人环跪太后面前失声痛哭,攻击光绪,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荣禄则加紧调兵,控制京津间的交通要道。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日(9月14日、17日)连续给康有为等发出两道密诏,要他们想办法挽救危局。八月三日(9月18日),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对策,决定由康有为求见英国公使,希望帝国主义出面干涉;由谭嗣同于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中日战争前曾随军驻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后曾参加强学会,进行投机。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于八月一日、二日(9月16日、17日)两次接见袁世凯,赏他侍郎头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三日(18日)夜,谭嗣同把杀荣禄的计划告知袁世凯后,袁世凯一面假装答应,一面即向荣禄告密。此时,康有为等分头到英、美、日等驻华公使馆联系,幻想争取他们出面帮助,但均无结果,幻想终成泡影。

谭嗣同在帝后两派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八月四日(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密作政变准备。六日(31日),慈禧太后正式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这时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逃往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⑥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数十人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以外,先后被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运动中,维新派通过上书、著作和演说,反复向人们陈述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在维新派看来,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的目的则在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从而就大大提高了人们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觉悟。第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维新派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政,促进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族资本企业的合法性,并通过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级政府对这些企业加以鼓励和保护。应该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是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分不开的,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且还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在运动中,维新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初步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在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过去,人们不敢议论时政、公开批评清政府,而在运动中,不少人大力鼓吹变法,在报纸上和学会、学堂里公开讨论和宣传民权、进化等学说,这就大大推动了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下解放出来的步伐,从而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首先,维新派要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但却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官僚、军阀,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未根本触动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还处处向守旧势力妥协、退让。第二,维新派大力宣传救亡图存,争取中国的独立,但又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三,维新派本身力量弱小,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对群众斗争抱敌视态度。因此,当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反扑时,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确立的历史条件下,依靠清朝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第133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页。

④《戊戌变法》第2册,第190页。

⑤《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⑥《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