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唐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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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1)

本是可以由帝王颐指气使的家奴,反而可以在帝王面前颐指气使:本是可以由帝王弃之如敞履的东西,反而成为决定帝王废立死生的人物。这是什么?这就是宦官专权。唐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唐朝的宦官专权也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中无法根除的痼疾。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试图剪除这一危及自身的恶瘤,反遭惨败。此后宦官为害愈烈,玩弄帝王于股掌之中,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唐王朝宦官势力的消长,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到唐后期时,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已经深入到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有唐一代的宦官势力,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由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

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从太宗贞观年间到高宗永淳年间,70多年中,未曾假权于宦官,并对稍有不轨的宦官,予以严惩。高宗以后,朝廷中皇族、外戚、后妃、大臣及禁军将垂柳领之间,尔虞我诈,矛盾尖锐。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1000人以上。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初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唐玄宗到肃宗、代宗3朝,是宦官势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上台的。为了防止宫廷内外大臣、将领、外戚交相结纳。他采取了进一步削弱外朝、集权内廷的政策,并开始任用身边亲信宦官预政领军。如开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杨思勖领兵征讨安南之乱,功成后封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天宝年间,玄宗自恃升平,得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纵情声色,他将政事交给亲信宦官高力士处理,各地上报的书信、文件、奏章,他懒得批阅,让高力士阅后拣重要的让他过目,并授权高力士,一般政事可以自行决定、处理,不必报知,使高力士权倾朝野,宗室诸亲王称高力士为“阿翁”,皇太子李亨则称他为“二兄”。“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备加恩宠,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中。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并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免官后,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即“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筹,后因居功自傲,私设监狱,陷害大臣,甚至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可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从高力士,到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权势一个胜过一个。虽然内廷势力扩大,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

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年),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此后,神策军特设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都由宦者担任,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派范希朝、韩泰统帅京西诸镇行营兵马及神策军,准备削夺宦官兵权,但当范希朝到奉天接管军权时,因为军中诸将已接到禁军中尉“无以兵属人”的命令,无一人理会范希朝,迫使老范怏怏回朝复命。为了根绝朝官夺军权的活动,宦官干脆又导演了“永贞内禅”,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

由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即位的。在这之前,宪宗、穆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他的前任、同父异母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王守澄之所以拥立李昂,完全是由于当时变数仓促,要与刘克明一决雌雄时的别无选择。

唐文宗稀里糊涂被推上皇帝宝座时,只有17岁,但他已不是一个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还在当江王时,在藩邸就是手不释卷,尤其喜读本朝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对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为一番。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发布具有很多革新内容的诏令,如释放宫女3000人,裁减冗员12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等等。退朝时,宰相裴度激动得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其实,这才是小试牛刀,第一步,小小的一步而已。文宗革新朝政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他耳闻目睹宪宗、穆宗、敬宗的悲惨下场,一刻也不忘为父兄雪耻,重振皇纲。

这时的王守澄,对文宗即位后的小动作,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新天子发点新诏令,完全在情理之中。他自恃有拥立之功,仍然为所欲为,根本没把文宗放在眼里。至于宰相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等人,更不在话下,凡是他们要办的事,王守澄就反对,并逼着文宗表态,常常弄得文宗下不来台。

文宗想在朝臣中寻找帮手。但当时李宗闵、牛僧儒与李德裕之间,正争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倚恃。他左顾右盼了一年多,选中了没有参与朋党之争的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在证实了宋申锡的一片忠心后,文宗下诏加宋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不久又加“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大和五年(831年)元旦前后,文宗与申锡反复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诛杀宦官。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手握军政大权的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获得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绝对支持。宋申锡掂量再三,挑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王瑶,由他接任京兆尹,配合行动。王瑶口头上答应后,权衡半天,觉得风险太大,于是找到了郑注,把这一绝密消息告诉了他。郑注是由王守澄提拔起来的亲信,立即就把这一情报透露给了王守澄。王守澄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决定先发制人。他立即指使亲信上奏一本,诬陷宋申锡准备拥立漳王李凑为皇帝,然后又亲自去找唐文宗证实这一诬陷之辞。

文宗听了王守澄的报告后,不免有些疑惧,也可能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表示慎重,他让王守澄继续侦察。王守澄立即召集党羽,并准备派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玄亮虽也是宦官,但比较正直,他对王守澄说:“宋申锡罪状尚不明确,你无故杀他全家,岂不要引起众怒?万一首都乱起,我们如何应付?最好先召集几位宰相了解、议论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王守澄也觉得有些道理,便派人把几个宰相找来。到了中书省的东门,牛僧儒等人鱼贯而入,惟独宋申锡被阻挡。当宋质问何故时,答复是:“传诏时没有你的名字。”宋申锡自知情况有变,也只能叩头而退。

鹅关于宋申锡拥立漳王谋反一案,宰相们御前商讨不止一次,但大都莫名其妙,也没有人肯出来为宋申锡辩白几句。这更使得文宗对朝官只囿于私见党争,不顾全朝廷大局的态度和行为非常不满,也非常失望。王守澄则利用这一点,将漳王府中人员捕来,屈打成招,准备以谋逆罪诛杀漳王和宋申锡。消息传出后,谏议大夫王质、给事中李固言等跪在殿前力谏,主张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审,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杀一个普通百姓还应慎重,何况要杀宰相!”文宗趁势重新召集宰相们商量,这次牛僧儒出来说了几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这时泄密给王守澄的郑注,怕复审有变,叫王守澄建议文宗宽大处理,减免死刑,就此了结为好。文宗自然愿意,结果,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来宋申锡病死在开州。

宋申锡事件之后,王守澄更是威震朝野,大臣们的任免生死,都掌握在他手里。这样,也引起多数朝官的反对和宦官内部的嫉妒。文宗更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在宋申锡事件之后,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的郑注,已于大和七年(833年)因侍奉患有风疾的文宗有功,受到重用。他给另一位原与宦官交厚,现已成为皇帝心腹的李训建议,提拔另一位宦官仇士良为神策军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李训报告文宗,文宗也觉得可行。于是任命仇士良为神策军左军中尉,王守澄为右军中尉,仇士良本来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训、舒元舆等合谋,提出一个消灭王守澄集团的计划。首先从追究唐宪宗的死因入手。因为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宪宗是王守澄和陈弘志谋害的,这件事经由仇士良证明,更是确凿无疑,于是朝臣们都主张追查前凶。李训就通过仇士良派人诱令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监军的陈弘志进京,几天以后,从兴元府传来消息,陈弘志在进京途中被杀。接着,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给他饯行,席间在酒中投毒,毒杀王守澄,宣布为暴病身亡。在这前后,流放宦官王践言、韦元素,处死宋若宪,诛杀梁守谦、杨承和等宦官。以王守澄为首领的这部分宦官势力,基本消灭。

这一切,都算是“甘露之变”的前奏曲。

王守澄被杀之后,文宗任命李训与舒元舆、王涯等为宰相。李训与舒元舆经过密商后,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据一般的说法,是由李训、舒元舆等在内,由郑注在外(当时任凤翔军节度使),里应外合,一起行动。因为王守澄“暴病身亡”后,文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之衔。并在这年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泸水入葬。届时,郑注以故旧情深,率亲兵人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文宗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据说行动的日期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但是,大约在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500亲兵已在赴京的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宦官耳中。李训赶忙召集大理卿郭行余(已任为邠宁军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已任为河东节度使)以及韩约、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商议,分头准备提前行动。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了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大明宫紫辰殿上朝。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入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他先叫李训去看看,李训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见仇、鱼出去,立即召集郭行余、王瑶等,入殿受诏命。王瑶却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