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在重大问题上，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双方人士也要蓄意寻对方的不是。例如，开成二年（837年）五月，朝廷任命李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在那里任职的牛僧儒。按规定，节度使相代，新任者一般要清点前任的帐目，核对实物，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但在实际过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帐册数目拦腰杀半，留有余地。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帐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100万贯匹，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只讲实有50万，其余数目，以“数目与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当李德裕代牛僧儒出任淮南节度使的任命下达后，牛僧儒不愿与他正面接触，将事务交副使张鹭后，先行卸职赴京了。李德裕到了淮南，也就因循陋习，奏报朝廷说：帐册上扬州府藏80万贯匹，但只领到40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掉了。他这样做可能含有对牛僧儒的不满与彰恶。这时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儒不肯放过，上疏为自己辩白，同党中的其他人也弹劾李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重新核验，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80万，一文不少，这自然使李德裕很狼狈，讨了个没趣，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必然设法贬逐另一方。于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朝堂上，牛、李党派此起彼伏，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仅仅是政见不合，倒不值得有多少奇怪，问题是在政见不合的背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以及“门生”“故吏”间的成见。虽然至今不能明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但双方犹如冰炭不相容，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种基于利益关系的门派之分。元和时期，崔裙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主持科考的长官），后来罢职，退隐林下。他的妻子有一天劝他：“为了咱们的子女后代，是不是该置点庄田？”崔群笑着回答：“我有30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还有什么忧虑的！”他的妻子一脸茫然：“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这些产业？”崔群得意地说：“我前年知贡举，放榜30人，他们不都是良田吗？”
以“良田”来喻“门生”，真是一语破的，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李宗闵、牛僧儒等“牛党”人物，大都是“座主”与“门生”关系，利益攸关，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如“牛党”骨干人物李逢吉的幕宾中，就有所谓“八关十六子”，据说大都是门生故吏。至于“李党”中的李德裕，虽然没有那么多“门生”，但既然是世宦之家，“故吏”肯定是有的。故当时朝中有谚曰：“门生故吏，非牛则李。”连李德裕自己也承认，当时朝廷中，至少有1／3的人，卷入了朋党之中。
既然是非牛则李，既然是有“良田”利益，在政见不合之争中，免不了要互相倾轧，不能相容了。长庆元年（821年）科举考试舞弊案发后，李德裕的“李党”得胜，“牛党”的李宗闵就不能再呆在朝堂，被贬为剑州刺史，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倾轧，“李浮牛沉”了。
长庆三年（823年），“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按当时条件，牛僧儒和李德裕均有入相的可能。但李逢吉提议牛僧儒为相，把李德裕驱出京师。去任浙西观察使，而且是一去8年，未做调动，这使得李德裕怀恨终生。这次可算是“牛浮李沉”了。
武宗时期，李德裕终于入朝执政了。当时牛僧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当然要报一箭之仇。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发生水灾，李德裕把这个地区的灾害罪责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了个太子太师的虚职。与此同时，又设法把另一“牛党”首领李宗闵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隔了一年，又贬李宗闵为湖州（辖今浙江吴兴等县）刺史，让他连东都也呆不成。事已至此，李德裕仍不肯罢休。会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讨伐叛乱分子昭义镇刘稹取得胜利，他借机揭发牛僧儒、李宗闵与昭义镇叛乱分子有勾结。唐武宗一听大怒，立即贬牛僧儒为太子少傅，贬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儒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刺史的副手），流放李宗闵到封州。不到60天之中，“牛党”两位首领被连贬3次，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少见的。李德裕简直没有给“牛党”喘息的机会。这可真是“李起牛伏”了。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他指使人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就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李党”中另一位已死的李绅，也不放过，追削了三任委任状（即官职）。靠近“李党”的中书舍人崔嘏被贬为端州刺史，“李党”的支持者李回、石雄、郑亚等人，也同时受贬。与此相反，白敏中执政以后，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待遇，或复其官职。如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将受贬的循州司马牛僧儒升为衡州长史，第二年，又调回东都，任太子少师。撤销对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847年），调被“李党”贬逐的潮州长史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同党李珏为户部尚书。真是泾渭分明，升降不淆。不仅仅是“牛起李伏”，而且是“牛生李死”了。
这里所述的，只是两党角逐中几次较大的起伏情况。至于小一些的进退浮沉，则几乎是时有发生，一方只要稍有机会和权力，就要对另一方动些手脚。因此在宪、穆、敬、文、武、宣等6朝数十年中，犹如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令人眼花缭乱，难辨所以，难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首领上台，同时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首领下台，反之亦然。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对于发生在唐朝后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有许多内幕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其性质而言，人们通常把它定性为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如果说是朋党之争，那么在封建时代，其实早已有之，汉代的党锢之祸，就很有名气。人们关心的是，形成“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和如此长久？
古代植物由于引发“牛李党争”的是两次科举考试事件，因此多少年来，人们着重于从两党的出身、身份方面去寻找形成党争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牛党”之人多出身科举进士之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李党”之人多出身于仕宦之家，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态度问题，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身于不同的阶层。
但近代的中外学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细节和大旨后，列出了一个约63名有朋党活动的人员名单，其中“牛党”41人，“李党”22人，但有几个人很难精确地判定是“牛党”还是“李党”。他的研究表明，在“牛党”的41人中，郡望出身者20人，占49％，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仅中进士举者12人，荫庇除官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仅中进士举者2人，胥吏1人；出身不详者16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仅中进士举者7人，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在“李党”的22人中，郡望子孙12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仅中进士举者5人，荫庇除官者2人，仅中制举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7人，其中进士举者4人，武人出身者1人，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出身不详者3人，均为中进士举者。这个分析表明，两党人员在科甲人数和宫室后裔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很难说哪一方是拥护科举，代表庶族利益，哪一方反对科举，代表士族利益的。尤其是在唐代有关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利用荫庇的人一定是来自名门大族。只可以说，朋党斗争，主要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实际上，唐朝后期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客观地讲，臣下结党营私，一直是历朝皇帝最为忌讳的。并都有最严厉的制裁规定。但是，如果是互相对立的结党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这既带来混乱、掣肘，使皇帝头疼，又能使皇帝获得好处。
就拿朋党始起的宪宗时期来说，不管朝中有几派，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谁。元和后期，对淮蔡之战能否取胜，是宪宗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辩也达到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就可以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到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镈遭到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转移到收集钱财方面了，裴度的固执己见已成了最大的障碍，所以宪宗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并召回了令狐楚，还下令磨去了韩愈写的《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裴度受重用而心怀不满的一些人。这是在平衡朋党之中，为己利用。
在位很短、年纪很轻的敬宗，做得也不差。宝历元年（825年），李逢吉为相，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想召回裴度为相。但没有马上任免，而是悄悄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皇上已定下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这使得李逢吉大为惊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手法，编造民间流传的谶语诬陷裴度，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敬宗不动声色就颠倒了乾坤。
文宗呢，在这上面费功更多。他当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权过甚，危及自身统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两党，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李宗闵和牛僧儒身上，但结果使他失望。于是，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儒党徒。这样每两三年换一次班，不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无疑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派系分野和矛盾。
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宦官。
唐朝后期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而且内部也有派系。朝官与宦官，本是水火不容，故当时有“南衙”（朝官所在地）“北司”（宦官所在地）对峙之说。但由于宦官所处的有利地位，朝官们不得不与之接交。当时牛李两党中的朝官，对宦官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与宦官中某些人关系较为密切。如李宗闵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入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儒并列显秩，排挤政敌李德裕出朝。第二种是虽然不与宦官同流合污，但也不敢直撄其锋，公然抗争。牛僧儒就属于这一类型。敬宗时，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牛僧儒不敢多言，只是求外出为官，避祸自安。宋申锡谋除宦官事泄被贬，牛僧儒又偷偷地在文宗面前辩白，表露出不苟同于权阉的政治立场。第三种则是对宦官进行程度不同的斗争。如令狐楚、李固等人就属此类。
而宦官呢，也充分利用朝官之间的矛盾斗争，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很清楚，牛李党争激烈多变之时，朝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部政敌间的角逐，无暇旁顾宦官的专权。大宦官王守澄历久不衰，与此有很大关系。有人因此把外朝（朝官）与内廷（宦官）之间的关系，形容为反衬关系：外朝愈见其动，内朝愈显其静；外朝转静，内廷则可能要动。而近半个世纪的外朝变动，自然给内廷宦官的不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期与机遇。为了给自身的发展赢得时间，创造机遇，宦官们自然晓得如何使朝官们斗争不已。这不能不说是“牛李党争”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唐文宗在面对牛李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曾十分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这可以说是他一时的由衷之言。问题是，他和他前后的皇帝一样，在有此感叹的同时，又希望在包括朋党纷争的各种力量的矛盾之中，巩固自己的皇权。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力量消耗在朋党之争中，生命操纵在宦官之手中，国土分裂于藩镇割据之中，最后，王朝灭亡于这些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