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科场屡屡失意,道光九年(1829年)第三次参加会试不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后来又曾两进科场,仍然铩羽而归。30年的科场跋涉,终不得金榜题名,于是将一腔落第举子的羞愤迁怒于八股取土制度,曾一度绝意科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1岁的魏源迫于生计,在“同人皆劝其出山”的情况下,重返科场,与音青年学子共同参加会试。此次总算勉强中了进士——因试卷潦草罚停殿试一年,次年补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出任东台知县。年过半百才典个县令,魏源心中很酸楚,说:“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然而日后的仕途也并不得意。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母病故,回家居丧。魏源十分重视人才,在他的著作中,对于如何爱才、求才、识才、选才、用才,有许多论述。在任东台知县时,了解到学宫附近有数十座瓦窑,已有百余年历史,慨然叹曰:“国家求人材于士林,而序库实士之根本,烈焰冲霄,终年燔炙,复何望耶?”(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他决意迁走瓦窑,但因母忧去官未能如愿,常以为憾。
魏源自称“溺山水”,热爱祖国山河,一生中只要有空闲,就游览名山大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曾游览了普陀山、庐山、泰山、恒山、华山、衡山、嵩山、黄山、九华山、五台山、天台山、武夷山、雁荡山等大山,及洞庭湖、西湖等名水。刻有一印章:“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他每游胜景辄有所吟咏,现存山水诗600首,占其诗作的绝大部分。曾作《戏自题诗集》,诗道“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自己则是“应笑十诗九山水”。这种癖好和情趣在魏源是由来已久的,他的老师曾经劝告他不要“耽于山水”;当他志意恢懒时,也乐于隐遁山林了。魏源失意于入世而寻求出世之方,一是“溺仙”、“溺山水”;一是“溺佛”。关于寄情山水的情志,他有诗云:“半生放浪深山里,日逐烟霞穷不已。世人狂我弃利名,我亦怪世遗云水。”(《魏源集·游山后吟》)表达了他热爱山水而淡泊名利的感情。他毕竟追求过功名,然而于科场失意,于仕途多舛,功业难建,壮志未酬,阅尽了世态炎凉,于是就想放情山水,逃避现实了。他的一些山水诗也抒发了这样一种情怀。道光二十七年间1847年),他在《洞庭吟》中就发出了“雄谭空喟贾长沙,忧乐江湖复何用?”的感叹。此时,他已54岁,垂垂老矣,朝政使他非常失望,自己的主张无法实行,能不让人伤感吗?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魏源游历了祖国东南半壁河山,“半年往返八千里,岂独云山入卷中”,又写了一些吟咏山水之诗作。这次他还南游至香港、澳门,写下了《香港岛观海市歌》、《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等。《香港岛观海市歌》借所谓海市蜃楼的幻景以虚带实,描绘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商业发达、市场繁荣的香港的景象。作者于诗题下自注:“香港岛在广东香山县南绿水洋中,诸屿环峙,藏风宜泊,故英夷雄踞之。营廛舍楼观如澳门,惟树木郁葱不及焉。予渡海往观,次晨甫出港而海中忽涌出数山,回顾香港各岛,则锐者圆,卑者矗,尽失故形,若与新出诸山错峙。未几山渐离水,横于空际,交驰互骛,渐失思棲,良久化为雄城如大都会,而海市成矣。自寅至巳始灭。幻矣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其可以无歌?”诗中写到“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层层级级人蚁循。龙女绡客阑干扪,珊瑚万贝填如云,贸易技巧纷诈谖。商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鎑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皱”。展现了一片充满生机而又纷纷攘攘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景象。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服丧期满,复职任兴化知县。兴化西靠运河,距高邮湖、洪泽湖也近,地势低下,时有涝灾。当地筑有南关、中新等5坝以防洪,若是在初秋洪水涨高,其时早稻已经收获,启坝泄洪,不会影响收成。但近因堤坝不坚实,河员惟恐堤坝被冲垮致罪,夏天湖水刚涨即启坝泄洪,“虽黄穗连云弗顾也”。魏源到任前一年,就因在早稻即将成熟时泄洪,造成大灾,淮、扬大饥。这年6月,魏源上任时,又逢高邮湖、洪泽湖洪水暴涨,早稻“垂秀将实”,河员欲启坝,民情激愤。他“闻风驰赴,督民卒昼夜筑护,与河员相持”,风雨泥淖中为民请命,使河员不敢泄洪。其时,西风大发,大雨倾盆,湖浪滔天,高邮湖堤危在旦夕。他身先士卒,同当天10余万民工奋斗在修堤补缺一线,几次被“巨涛所漂”,“暑雨所激,目光肿如桃”,通过努力,保住了大坝,“立秋后获毕,坝启,岁竟大丰”。百姓非常感激,将收获的稻谷称为“魏公稻”。后又在堤坝上立石碑,规定“湖涨,但事筑防,不得辄议宣苧,必节逾处暑,秋稼登场,始启坝”(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还组织人力、物资加固了运河的堤坝。这是魏源主政以来以其经世思想造福民众的生动事例。
道光三十年(1850年),魏源任海州分司运判,帮助两江总督陆建赢改革淮南盐政。
咸丰元年(1851年),魏源迁任高邮知州。这年1月,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三年(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魏源在高邮曾经举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4月即被清廷革职。其原因,据咸丰的朱批是魏源“屡将急递退回,以致南北信息不通”,“玩视军机”。魏源对镇压太平天国之事可能并不积极。有传说称太平天国曾聘魏源、梅曾亮和包世臣3人为“三老”。其子在《府君事略》中则解释为,清朝督办江北防剿事务的杨以增因宿怨以“迟误驿报”的罪名上告朝廷,魏源被革职。称道光二十九年兴化高邮湖启坝泄洪,杨以增实主其议,但此议被魏源阻止,杨以增遂迁怒于魏源,并寻机报复。
这年,魏源还编成了《元史新编》一书。魏源有感于当时大清帝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元帝国崩溃前的情形颇有类似之处,遂致力于研究元史,以期通过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为清廷提供借鉴。他在编写《海国图志》前后,就编《西北疆域沿革图》,著《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此后,他广为采用正史材料,并征引《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元典章》和元人文集,撰《元史新编》。该书凡14本纪、42列传、7表、32志,总计95卷,逾100万字。在该书中,魏源谴责元代“内北外南”的民族歧视政策,告诫清统治者加强满汉联合;痛斥奸臣叛将,主张整顿吏治,改革官僚机构;注意元代治河、钞法等方面的经验,希望清统治者“留意经济之学”。他希望将这部著作上呈朝廷,以为清廷提供“殷鉴”,他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为代之殷鉴也哉!”
咸丰四年(1854年),钦差大臣周天爵曾保奏魏源官复原职。这时魏源已年过60,便以“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而辞归。他把全家迁到兴化,从此潜心学佛,整理生平著作。他“专心静业,自称为‘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会译《无量寿经》,并辑《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黄丽镛:《魏源年谱》)。并撰《净土四经总叙》、《无量寿经会译叙》、《观无量寿佛经叙》、《阿弥陀经叙》、《普贤行愿品叙》。
咸丰六年(1856年)秋,他去杭州游历,寄寓东园僧舍,在僧舍时“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威,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这年春,他曾寄书予其好友湘潭周诒朴,请周力行刊刻他编辑的《净土四经》。周诒朴在《原刻净土四经叙》中曾记有其事:“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年专心净业,六年春,自秦邮驰书问讯,并手录四经序见贻。书云:‘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瓣一心,终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慧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魏源是净业弟子,但兼容其他宗派。
咸丰七年(1857年)3月,病逝于东园僧舍,终年64岁。因魏源挚爱杭州山水,故家人将他葬于西子湖畔的南屏山。曾热心“经世”的伟大思想家魏源,最终选择了“出世”的道路,皈依佛门,辞世于僧舍。
魏源一生著述很多,据估计为六百万字左右。除已提及的《皇朝经世文编》、《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外,较重要的还有:
(1)《老子本义》2卷。这大概是魏源二十七、八岁时所著。撰《老子本义》之宗旨,在于发掘《老子》哲学的精华,如“自然”之道、“无为治天下”、“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为提倡经世致用服务。
(2)《大学古本发微》2卷。完成于道光元年(1821年)。魏源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把《大学》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补传一章),不对,而《大学》古本的章次是正确的。
(3)《诗古微》20卷。当时,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经,颇遭冷遇,而毛诗为古文经,则独领殊荣。魏源继承今文经“微言大义”之家法,将齐鲁韩三家与毛诗一起研究,欲从《诗经》中探求三代政风之“深微”,于道光九年(1829年)著成《诗古徽》。他说:“《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
(4)《董子春秋发微》7卷。魏源颇憾何体之注《春秋》“但凭胡母生条例,于董生无一言及”;而“近日曲阜孔氏、武进刘氏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而董生之书未之详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未被重视。故作此书,“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义,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
(5)《书古微》12卷。完成于咸丰五年(1855年)。关于该著作宗旨,魏源说:“《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
(6)《古微堂集》《清夜斋诗稿》,是魏源的诗文集。魏源的文章在他生前就编过《清夜斋文集》,但此书未有刻本,估计其中文章以后均已收入《古微堂集》里。光绪四年(1878年),《古微堂集》由淮南书局刊行,魏源的主要哲学著作《默觚》收入其中。清末长沙人黄象离增补《古微堂集》、将其重编为《魏默深文集》,于宣统元年(1909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1976年,中华书局把魏源的文集和诗集合编在一起,加以校点,出版了《魏源剿上、下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