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驱来自中华文明发祥地，远祖多系仕宦之家，书香门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志，才能有出息。艰苦的环境激发了客家人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品格。客家地区历来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甚至视教育高于一切，这是客家地区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前，他们用宗族教育来传承文化，客家人都是聚族而居，于是大力创办族学。曾在客家基地梅县传教20余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他所著的《客法词典》的自序中描述：
在嘉应州（即今梅州市），这个不过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那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所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祠堂都有许多公产，遂将公产所收入的用来办学。学生大抵免费，所有虽属乞儿子弟，亦有读书求学的地方，而不致成为文盲，此即所谓教育机会均等者是也。
客家人的校址一般就设在祭祖的祠堂或宗族老屋里，族内每个小孩到学龄就可到族学去上学，而且由宗族出资延聘教师，类似义务教育。他们有一整套办学规约，如凡有学校的乡村，均有公堂田，收入作为学校的经费。后来在此基础上更发展为义学教育，把免费教育扩大到宗族以外子弟。一些有条件的大族，甚至创办自己的族学。在宗祠里，在祖宗神位前读书，更能激励小孩好好读书，并期盼得到祖先的保佑，以利将来科场得志，光宗耀祖。这是客家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虽然在客家地区也有官（府、州、县）学、书院、社学、私塾、义学等，但实际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官学是每府才一所，招不了多少学生，何况还要通过考试，平民难以染指，只是有名无实。私塾为富家设立的家塾，只接纳自家子弟。义学是私人捐助为家贫儿童设立的学校，数量少，规模小。还是族学才担当客家子弟的普及教育大任。清末民初，族学大多发展成为新式小学。据统计，1912年全国有小学86318所，仅梅州客家人所创办的小学校就占总数的1%以上；而当时的梅州总人口尚不到全国总人口的0.5%。1927年梅州有小学2427所，可见这地区儿童入学率之高。1929年梅县有中学16所，学生达3000人，全国少有。在20世纪40年代末，梅县就有三四十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
客家人的基本价值观是重贵轻富，他们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有读书中举，才能光宗耀祖；最少也得捐个出身，求副顶戴，才能厕身上流社会。要不然任你腰缠万贯，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大场面的土财主，在读书人面前逞不了强，在宗祠族祠里摆不得谱，立石旗杆肯定没份。石旗杆作为科举功名的标志，它在客家人心中有崇高地位。汀州街市很逼仄，只有试院、文庙和书院等文教建筑盖得壮丽辉煌。汀州连城县，历史上本为盗贼渊薮，民风尚武，好勇斗狠，远近闻名。但自南宋设县以后，文教渐兴，名儒辈出，如今已是崇文尚武的典范之区了，连城县的冠豸山上书院群就是范例。
客家人崇文重教后，取得成绩十分斐然，令人瞩目。仅以广东《嘉应州志》所载，清乾嘉年间，全州五县考秀才的达一万多人；在粤东北各客家县中，明代共考出进士67名，举人654名；清代有进士187名，举人1276名。仅大埔县，清代就出了33位进士，194位举人。客家人强调：“读书耕田，忠臣孝子”。他们读书不一定要成为官僚，而是为获得良好的教养。据有人统计，客家人只占中国人口的1%，而进士及第者却占全国的8%。
直到今天，在外经商的客家人，尤其是在海外成功者，纷投资家乡的公益事业，他们的首选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教育。
客家人尚武崇文、重贵轻富，并受“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和“重名节，轻功利”的小农意识价值观的影响，所以经商方面较差，利希霍芬在评价广东时，说到客家人：
客家族有特殊的方言，客家话完整保存着太古的语言形式，除北部和东部的若干地方外，省内大部分地区说客家话。客家族人是劳动人民，从事农耕，在城市和港口从事交通或劳动。省内都市、商市中，没有客家族人，或者说，处于上层的是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