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长期考察时，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事实：许多似乎独立的经济现象交互作用，引起或影响3～4年不等的宏观经济周期，这些3～4年的周期在总体上表现出许多相似的趋势。通过这一发现，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个周期的定义：经济总量的变化往往是上下波动的，有些时期的总产出处于上升趋势，而经过一段时期，又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了上升的趋势；我们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上升与下降交替出现的现象称之为“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一词源于英文的BUSINESSCYCLE，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其意是“商业周期”或“商业循环”。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国家经济波动现象的研究，已有约二百年的历史，并形成了几十种内容各异的经济周期理论。
一、西方经济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波动的研究，从19世纪初算起，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理论学派和模型方法，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许多理论是值得我们了解、研究和借鉴的。
（一）传统经济周期理论
1.货币因素论。
这种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R。G。HAWTREY）在1913～1933年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纯货币现象，即货币流动是经济周期发生的唯一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原因。
毫无疑问，这种周期在一个非弹性的货币体系的经济中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在非弹性的货币体系下，经济行为的增长是不会以累计的方式演进的。当经济中某些部门产品的需求上升时，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而对于非弹性的货币和信贷体系，这种做法将会使其他部门的交易性货币减少，从而导致其他部门产品价格的下降。在这种体系下，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有所增加，但要使许多部门的交易在同一时间以累积的形式扩张却不可能。而累积性的交易扩张是美国等许多工业国家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繁荣期商品的交易量与价格通常都会上升。在经济高涨时，商品交易价值总量的扩张速度要快于交易价格的上升速度，而在衰退时，商品交易价格与交易量通常都会收缩。对于单个厂商来说，当价格下降时，销售量上升；当价格上升时，销售量会下降。而商品的价格与销售量只有在高涨或衰退时才会一同上升或下降，因为随着经济的上升或收缩，交易媒介的总供给将发生扩张或收缩。交易媒介供给的变化主要是由于银行活期存款的扩张或收缩引起的，而活期存款的变化又是由银行系统贷款的增加或减少造成的。
周期进程中货币因素的作用当然是很积极的，然而，很难接受周期现象完全是货币现象的观点。经济行为的变化可能是由于新发明、需求变化、成本结构变化以及交易方式变化等非货币因素造成的，但这些非货币因素确实也会对货币因素产生影响。货币学派用货币因素很好地解释了扩张与收缩累积的进程，但对于转折点的解释还不令人非常满意。对于商人是否会像货币学派所说的那样对利率的微小变化十分敏感，值得怀疑。影响投资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目前和未来的销售水平、价格水平、成本以及预期利润率的高低，而不是利率的微小变化。诚然，在人们的预期既定的状况下，一些企业在低利率成本的支持下，可以通过增加存货获取某些优势，但这些似乎并不足以带来扩张，除非经济决策单位预期扩大经济行为有利可图。对转折的解释似乎与现实也有差距，历史上高潮的转折点通常是在银行信贷很容易获得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并非是银行开始信贷紧缩时发生的。另外，在信贷被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繁荣仍然能够持续。
霍特里把货币因素作为论证各种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中心，认为信用不稳定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扩张和收缩过程具有累积性的特点。他对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靠银行政策的传统办法和调节手段，足以解决经济萧条而走向复苏，抱有牢不可破的客观态度。并认为，如果货币供给能够取之不尽，繁荣期就可以延长，萧条就可以永久防止；如果可以使货币流动稳定，经济的波动就可以避免。纯货币理论在描述货币因素深入周期的扩张、收缩累积过程方面是成功的，有很大贡献的。霍特里强调了甚至今天我们也在思考的问题：如果任其自行其是，逐利银行将会加剧而非缓和不稳定性。因为它们在利率高、获利机会似乎最佳时，亦即在扩张的最后阶段，极愿意贷出款项；而在利率低、获利机会似乎最渺茫时，亦即在衰退中，不愿贷出款项。纯货币因素论在经历了20世纪30～50年代的低落之后，后来又有所恢复，现代货币主义者实际是纯货币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然而，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却很难令人同意，正如哈伯勒所说：“认为货币额如果能取之不尽，繁荣时期就可以延长，萧条就可以永久防止，这个看法受到大多数经济学者的攻击。”现代经济学家一般在以下几个方面批判霍特里的理论：他夸大了贸易商（或是批发商）的作用；他可能夸大了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他没有认识到经济波动可能不仅仅是单纯的货币现象；他可能过分强调了“信贷中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且他不理解现代货币政策也许比他想象中，或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记录所暗示的，更为灵活，更为有用。
最后，如果说霍特里的理论似乎过于简单，至少他试图解释不稳定性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像其他的同时代人那样简单地将其舍略。
2.货币投资过度论。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是货币投资过度理论的代表人物。该理论强调经济扩张所形成的生产结构的失衡或失调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并强调这种经济扩张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在繁荣时期，经济结构发生了不平衡或失调，此时不但银行信用出现短缺，而且资本品的生产大大超过了消费品生产的需要。任何时候社会存在的生产结构都不是偶然的或非理性的，它是企业家就消费者需求的需要，通过对厂房、设备的投资而建立起来的。使用的设备种类和数量部分地依赖于当时的科技状况。另外，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作为投资来源的储蓄多少以及对储蓄支付的利息率高低。同样，企业将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要素的组合，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也非常重要。要使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生产模式要与消费模式相适应。而消费模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在支出与储蓄间的分配，以及支出在各种不同商品上的分配状况。随着生产的增加，如果同人们的支出与储蓄不相协调以及相联系的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发展之间不相协调，那就会发生所谓的“纵向的不平衡或失调”。如果与消费者的支出在各类消费品间的分配不协调，或者与生产者的支出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方面配置的不协调相联系的，属于同一行列的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不相适应，那就会发生“横向的不平衡或失调”。所谓“横向”或“纵向”的失调是针对不同部门间关系的性质而言的。哈耶克把原材料经中间产品到最终消费品看成是依次由前到后、由高到低的生产过程。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被认为属于“较后或较低的行列”，而生产资本品的部门被认为属于“较前”或“较高”的行列。
与纯货币理论相同，货币投资过度论也重视和强调货币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经济周期不只是一种纯货币现象，而是货币因素与生产结构纵向失调这一实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即货币投资过度论认为单凭货币上的措施，决不能避免危机，只能使其延迟。当萧条结束时，利率的降低与信用扩张将会使新的经济高潮重新开始，因此，萧条向繁荣的转变无须借助外生因素的刺激。从这一点来说，货币投资过度论是一种比较“内生”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虽然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循环过程，但仍不能作为完备的周期解释，尤其是对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和迂回生产理论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
3.非货币投资过度论。
投资理论中有一派强调投资过多是周期的基本原因，但认为货币因素只是起从属的作用，因此，这派理论被称为非货币投资过度论。其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有：德 国 经 济 学 家 施 皮 特 霍 夫（A。SPIETHOFF）、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K。G。CASSEL）、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等。该理论以内生的投资因素与外生的技术革新、新发明等技术因素相结合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
早期非货币投资过度论的学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周期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扩张时，自由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或实际资本；而在收缩时，固定资本转化为自由资本。自由资本即现在所指的可贷资金，它通过投资行为转化为固定资本，即现在所指的资本品；而固定资本转化为自由资本是通过提取折旧基金，但并不是马上用于购买新设备来实现的。另外，在衰退时，固定收入者的收入由于缺少合适的用途，储蓄会不断上升，这也会引起自由资本的上升。当然，这些资金将被扩张期的厂房、设备投资所吸收。当自由资本积累足够多，人们感到必须为这些资金寻求使用出路，并且衰退初期的大量固定资本也通过折旧而大量被消耗时，衰退便停止，经济开始复苏。这时的低利率进一步刺激投资行为的增加。而高潮的转折点可以解释为可得到的自由资本被实际资本所吸收，投资由于缺少购买厂房及设备的自由资本的支持而不得不停止。
阿瑟·斯必索夫教授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解释，特别是有关转折处的解释作了改进。斯必索夫认为，在经济处于低谷时，除了自由资本对转折的推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固定资本的作用。技术革新能够促进利润率上升，从而引起对资本品的需求大大上升。对高潮转折点的分析，除了可贷资金的用尽会使扩张停止外，技术创新所固有的投资可能性的丧失也会使扩张停止。这样，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的自由资本的推动外，斯必索夫又加入了投资需求或者说是固定资本需求的拉动对转折的作用。
非货币投资过度论并不以货币因素为依据，它们也提到货币因素，但将其放到被动、从属的地位。它以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相结合为依据，以固定资本设备的投资与生产作为论证因果关系的中心，将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归结为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与货币投资过度论相同，非货币投资过度论也认为使扩张过程向前推进的动力来自投资方面，而非消费方面，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资料工业过度发展与消费品工业发展不足的矛盾。
4.消费不足论。
消费不足周期理论的发展历史久远，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容易加以概括。就连“消费不足”本身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其间包括许多不同的解释。几百年来，很多理论都以消费不足论为大标题，但它们所赋予“消费不足”一词的含义并不相同，这种理论的共同特点是，解释经济周期时只是解释其中的萧条时期，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危机与萧条的理论，而不是解释整个周期的理论。当有些经济学家（如莱德勒）试图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整个周期时，就不免要吸收纯货币论和投资过度论的许多观点，有许多地方跟这些理论也就雷同了。尽管这种理论难以概括，但其基本的解释可以这样认识：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发明的出现、工具和其他生产手段的改进，生产量有一种长期增长的趋势，这样就要求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相适应，但由于购买力本身不足，或者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均导致过度储蓄，使得人们的消费能力相对下降，出现消费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萧条。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霍布森（J。A。HOBSON），美国的福斯特（W。T。FOSTER）和卡钦斯（W。CATCHINGS），美籍德国学者莱德勒（E。LEDERER）等。
在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用消费不足的观点来解释经济周期，最早有马尔萨斯，后来有凯恩斯，再后有爱尔文·汉森等。在马尔萨斯与凯恩斯之间最重要的消费不足理论家恐怕要属英国的霍布森了，他不但用消费不足的观点解释了萧条的原因，而且还用消费不足原理建立了周期理论。
霍布森直接向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身需求”提出质疑：在这个人们欲望无限的世界，当经济危机发生时，为什么会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霍布森的答案是存在着一种叫“文化滞后”的现象。今天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很快，对于提高产量的新工艺、新技术的采用，几乎没有什么重大障碍。资本世界中激烈的竞争也迫使生产者尽快采用提高产量的新方法。但是，按照霍布森的观点，消费却非常保守，它受文化、习俗及习惯的影响。大多数消费是私人消费，当收入上升时，消费增加的压力是相对温和的。因此，整个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难题，一方面是生产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却远远滞后。
考虑到以上情况，如果产出和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的增长，那么储蓄将会增加。如果有足够的投资需求能够吸收多余的产出，经济似乎也没有问题。而实际上，当增加的储蓄通过投资转化为生产力后，问题会变得更为尖锐。除非这些资本品只是用来不断地生产更多的资本品，否则必然会发生危机。增加的生产能力带来的后果将是要么价格不变、商品存货上升，要么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投资猛烈下降，生产将被迫减少到消费需求所能够支持的水平。这意味着工人的失业，工厂的倒闭，萧条的开始。
消费不足论中的代表性理论是储蓄过度论。在霍布森、福斯特和卡钦斯的著作中，他们用“消费不足”来表达“储蓄过度”的意思。所以，发生危机和萧条，并不是人们没有充分的购买力，而是在现时收入中储蓄的比重过大，人们的购买力未能充分用于“消费”，正是储蓄以及过度储蓄打乱了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平衡。霍布森的动态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储蓄应等于为满足对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的上升而增加的资本品投资的开支。如果储蓄率过大，衰退则不可避免。那么，衰退要持续到何时才能够停止？答案是当过剩的生产力被折旧或资本消费所抵消，并且消费者的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上升后才停止。许多消费不足论者认为，可以用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方法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霍布森指出，高收入人群的平均储蓄水平要高于低收入人群。这意味着将收入由高储蓄、高收入人群转到低储蓄、低收入人群，减少储蓄与开支的比例。因此，需要一种再分配机制使储蓄率与生产力的合适增长率保持一致。他也认识到收入再分配也不能走得太远，否则，虽然能达到“公平”的目的，但储蓄率太低，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萧条的间歇发作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承认，消费不足理论有很强的说服力，它的一些观点至今仍为许多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储蓄、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消费不足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直接。一些表面看来很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混淆了边际倾向与平均倾向的异同。霍布森的理论是以收入增加时平均储蓄倾向上升为基础的。但应该知道，即使平均倾向上升了，边际倾向也可能保持不变，而在收入再分配方案中，起作用的是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并非平均倾向。
消费不足周期理论认为，在经济扩张阶段，当收入上升时，工资的上升要落后于其他收入的上升，特别是落后于利润的上升。由于工资收入阶层的花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利润收入阶层，因此在经济上升阶段，储蓄上升速度不断增大。当储蓄上升率达到这样一个点，即当储蓄额超过了目前消费水平所能支持的投资水平时，危机便开始。在接下来的收缩期中，收入不断下降，但现在利润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工资的下降。因为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占其收入的比率要相对高于工资收入阶层，因为社会总储蓄的下降要快于消费和收入的下降。在衰退的最初阶段，资本的存量要超过消费需求所需要的规模，因此投资会大幅度减少，直至资本存量由于折旧而降到跟目前消费需求保持一致的水平。随着消费由于收入从低消费的食利阶层转向高消费的工薪阶层而停止下降后，衰退也逐渐停止。当消费的上升引起投资重新上升后，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5.气候与农业收成论。
从一个国家发展的经历来看，农业曾经是一个最大的部门，因此对于研讨经济周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该理论主要从农业收成的丰歉变动出发，进而从气候以及宇宙变化等外生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以“太阳黑子理论”闻名的英 国 人 威 廉 · 杰 文 斯（W。S。JEVONS）将大体10年的英国经济与贸易活动的低落，10年左右的印度饥饿和谷物价格的高昂，10.45年的太阳黑子变动引起气候的变化这三者联系起来，论证英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杰文斯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能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过观察与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周期很吻合。同时，他还研究了农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认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会造成人们生活必需品及某些原料供应的周期性波动，其结果导致工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他对经济波动的原因把握很单一，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因素（如货币因素、预期因素以及供求因素等），是单打一的做法。他的儿子赫伯特·杰文斯（H。S。JEVONS），修正了老杰文斯的工作，得出了农作物周期为三年半的结论。 显然，老杰文斯解释的是我们今天称为“主循环”的周期，小杰文斯则是通过农业试图解释我们今天称为“存货”或“小循环”的周期。美国的穆尔（H。L。MOORE）在《经济周期：其法则和原因》（1914年）一书中提出：谷物中的这些周期构成了一条自然的、物质的水流，价值和价格有节奏的滞后变化，好像是在水面上随波逐流。穆尔认为他发现的周期长度为8.5年。
尽管农业在GNP中呈下降趋势，农业仍然是经济中相当重要的部门，并对经济波动特别敏感。该理论的观点反映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时，以及人们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刚刚开始时对周期的认识。在当时，即使只在经济指标的序列中承认有周期的存在，已经是一种成就。
6.心理因素论。
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心理因素对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影响，如米切尔和斯必索夫，对心理因素都是相当重视的，只是没有视之为起因因素。另外有些经济学家则更强调把企业家的心理反应作为经济周期中的主要因素，认为乐观心理和悲观心理分别是周期中产生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周期理论中的心理因素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庇古（A。C。PIGOU）和拉文顿（F。LAVINGTON）等。哈伯勒曾用以下的话总结这些理论家的观点：“扩张产生乐观主义，乐观主义刺激投资并强化扩张；衰退产生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又加剧了衰退。”
在心理理论中，心理因素被看作是对市场行情周期的波动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周期理论就不考虑决策者心理因素的作用。任何经济决策都会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每个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着心理因素的作用。非心理因素的周期理论一般包括对已经发生的心理变化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引起这种心理变化的分析，但却无法用于预测引起未来心理因素变化的原因。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客观事件很重要，它们能够引起市场行情的波动，但若缺少心理因素的作用，它们是不能使市场行情发生周期性变化的。因此在周期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主导因素，必须是能够引起商人的心理状况发生变化的因素，并且只有通过心理因素的作用，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特别强调心理对商业决策的影响，他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决于经济决策，而决策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状况为基础的，这种对未来的预测包含人们的心理因素。人的心理是不可思议的，既有逆反的一面也有非逆反的一面。他认为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是企业家的心理作用或者他们的心理预期，若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或者持续不景气，他们就会怀疑可能会马上结束，由此产生警戒或乐观的心理活动；有时他们又会认为这样的经济状况不会结束，会简单地持续下去，而不会发生逆转。预测的准确性取决于预测者占有的信息的完整性以及其知识水平，知识水平会影响预测的方法与手段，而且不同情绪的支配也会对同一个项目的预期产生不同的结果，其中包括失误；尽管人们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知识水平与情绪状态，但是决策执行的结果是难以改变的，这样就导致了经济波动。
心理因素论并不认为心理因素是一个独立的因素，但在解释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诸因素中，强调心理因素所起的附加性的加强作用。他们认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人们在对其他因素作出反应时，由于心理因素，而使这些反应变得更加强烈，也就是加强了这些反应的强度。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经济学家日益认识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最近的研究就专注于预期和预测在影响经济决策方面的作用。对经济机构如何回应不确定性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关于经济反应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心理变化的研究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没有找到一条稳定的规律性来说明心理因素是如何作用于经济体的。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否认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变化莫测而难于把握，无法进行量化的处理。
（二）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凯恩斯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影响。他对经济周期成因的解释的贡献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它提供了一套经过重新定义的概念，为进行“短期波动和那些与长期情况有关的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第二，强调并深化了以往周期理论中某些方面的分析。凯恩斯在其《通论》第22章“略论商业循环”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以上各章，旨在探索在任何一时决定就业量之种种因素，设此理论不谬，则应当可以解释商业循环现象。”这就是说，他的《通论》中的全部理论都是用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
凯恩斯说，经济周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要对经济周期作出完全的解释，他的就业通论中每一因素都是需要的，特别是，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偏好状态的波动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全都发生作用。但是他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凯恩斯从繁荣后期危机突然发生说起，他认为在繁荣后期，人们对资本品的未来收益作了乐观的预期，这时，资本品不断增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利率或许也得以提高。当过度乐观、过度购买的市场幻想破灭时，其来势迅猛异常，与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伴随而来的是对未来的沮丧和不确定性，这自然使流动偏好急剧增强，从而使利率上升。因此，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常常连带着利率的上升这一事实，使投资的下降更为严重。不过，凯恩斯并不同意着重用利率上升来解释危机的传统观念，而主张用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来解释危机。他认为危机主要不是由于利率的上升，而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只是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之后，流动偏好才会增强。凯恩斯把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看作是从扩张进入紧缩的转折点。从繁荣转入萧条时，许多资本的边际效率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是负数。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使用、消耗和废弃，出现资本短缺，使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这段时间也许是一个时代的资本的平均持久程度的稳定函数。这是经济周期的第一个时间因素，即决定萧条的持久期的第一个因素。经济周期的第二个时间因素，即决定萧条的持久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剩余存货的存储成本。在衰退期间，存货和流动资本两者的变化趋势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衰退的最初阶段，存货投资可能增长，这有助于抵消流动资本的负投资；在下一阶段，存货和流动资本两者在短期内都可能出现负投资；在通过最低点以后，存货还可能是负投资，部分的抵消流动资本的再投资；最后，在复苏时，两者对投资同时起促进作用。总之，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资本、剩余存货和流动资本的减少，导致它们的稀缺性明显恢复，因而资本边际效率提高。在萧条期间，利率的下降导致成本下降，促使投资增加，又由于收入下降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就业乘数大，所以产量、就业和收入增长加快。经济在经历了萧条和复苏之后，又进入繁荣阶段。到了繁荣后期，当资本边际效率重新崩溃时，危机又会突然发生。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
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实际结论是：在萧条阶段，降低利率有助于经济复苏，但是仅靠纯货币的补救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手段还是财政手段；补救的办法也不是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会阻碍投资，还可能降低消费倾向，而是采取果断措施，实行收入再分配，以提高消费倾向；经济周期主要是由于投资率变动，投资率的变动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则是根源于投资市场中的心理，没有理由预期这种心理会发生深刻变化。所以，不能决定当前投资总额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而应当由有关当局审慎地加以控制和管理。
凯恩斯特别反对构成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基石的两大假设，这两个假设使得他们将经济波动看成“短期的、自我修正的”波动绝非偶然，而且不需要采取什么特别政策来解决这种问题，这两个假设是：①萨伊的市场法则；②完全就业。除了反对这两个假设，凯恩斯与古典传统决裂，他认为储蓄和投资产生于经济的不同部门，储蓄取决于居民户有关多少收入应用于消费的决定，而投资则是企业家的领地。但凯恩斯认为，只要资本主义政府发挥干预和调节作用，就可以缓和周期波动、防止经济危机和拯救经济危机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乐观性。特别是，其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所涉及的三种心理倾向，把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的原因归之于人们的心理和某些具体机制，回避和否认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这些显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凯恩斯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涉及周期波动和危机，并未提出专门的具体研究，而且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理论并未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无法实现自动均衡的现实面前，凯恩斯虽然提出了国家干预的主张，但这只是局部的修改，并未完全否定以前的理论。总而言之，无论是就其反对的（两大假设）观点来看，还是就其所提出的理论而言，凯恩斯的工作在关于不稳定性的思考方面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三）新古典主义理论
1.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起，货币主义学派崛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现代货币学派代表了对纯货币理论所采用的基本观点的回归，包括对源自交易方程式MV＝PQ的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考虑。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FRIEDMAN）、卡甘（P。H。CAGAN）、布伦纳（K。BRUNNER）、梅尔策（A。MELTZER）、莱德勒（D。LAIDLER）等。该学派把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归之于外生的货币扰动。它认为价格通常是被动的，因此在因果链中总是从货币供应的变化到实际经济活动的运动。他们的分析（主要由弗里德曼进行的）使之得出干涉性货币政策没有必要的结论。
凯恩斯理论强调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更早期的纯货币理论强调信贷的波动性，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外生的货币扰动不是产生于私人部门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而是来源于政府政策。因此，该学派把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归之于外生的政府政策的冲击。同时现代凯恩斯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都认为货币供应影响总量经济活动，对凯恩斯学派而言，这种关系是间接的，并取决于财政部门对货币供应的回应和企业家们对利率的回应。对货币主义学派而言，这种关系是直接的，并且如果考虑到“长且易变的滞后”预计就能准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办法改进这种关系量化的准确性。
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在政策主张上，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那种逆周期的、不稳定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而主张采取固定货币增长规则的稳定性的货币政策，让货币按均匀的速率发行。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的任务，不是调节利率，而是通过均匀的、稳定的货币增长，保持货币领域不干扰沿均衡轨道前进的实际经济领域，并为实际经济领域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结构。
2.供给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兴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如果说货币主义基于对货币数量论的修正，那么供给学派经济学则基于对萨伊市场法则的修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拉弗（A。LAFFER）、蒙德尔（R。MUNDELL）、万尼斯基（J。WANNISKI）等。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强调的稳定总需求，供给学派侧重的是资源供给因素，强调增加总供给，着眼于改进中期经济增长，而不是满足于短期经济稳定。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着眼于短期的相机抉择政策。
供给学派认为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因此，他们重新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拉弗认为：取得稳定增长的最佳途径是使企业家增加总供给尽可能地容易，这意味着增加对企业家投资的刺激。在他看来，对投资的主要遏制因素是高的公司税率。由此，供给学派主张“供给管理政策”，包括通过大幅度削税，刺激劳动与资本的供给，使潜在产出上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减少政府干预，取消或放宽政府对企业制定的种种规章制度；大幅度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减轻财政负担，保持预算平衡，增加私人生产性投资，等等。
供给学派存在与货币主义相同的缺点，他们认为投资成本的波动远比预期回报率的波动更为关键。
3.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向凯恩斯主义挑战中的一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该理论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卢卡斯（R。E。LUCAS）70年代初的著作《产出———通货膨胀消长的某些国际证据》，一般被视为理性预期运动的先锋。其主要代表人物除了罗伯特·卢卡斯，还包括萨金特（T。J。SARGENT）、华莱士（N。WALLACE）、巴罗（R。J。BARRO）等。
理性预期理论基于几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假设市场很快结清，这相当于认为价格和工资是高度弹性的，凯恩斯曾对此有过质疑，并且它不能为大部分实践记录所证实。如果所有稍长时间的失业都被看作是“自愿的”，那么就是这一论点的逻辑引导其使用者得出的结论。第二个假设是经济机构可以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所有信息。机构因此不会一贯错误。因此，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相比是截然相反的。在适应性预期中，经济机构大多期望未来将与过去相似，除非当他们发现其预测有误时会改变他们的预期———他们当然会根据过去的错误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在卢卡斯看来，波动就归因于经济机构拥有的信息不完整、不全面，信息的缺乏产生了与经济周期相关的经济变量运动。
从这两个基本假设中得出了意义深远的结论：干预政策是无用的，除了某些“惊人之举”，所有干预都是如此。它们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们已经被经济决策的参与者预见到了。在这方面，货币主义者责备联邦储备对造成大部分不稳定所犯的错误，而理性预期学派的支持者则不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人人都知道联邦储备银行会实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他们在计划自己的行为时已经预见到了这种行动，所以政策将是完全无效的。
理性运动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均衡经济周期”观点的产生。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周期，或困扰宏观经济学家的周期现象，被视为完全正常的过程表现形式，通过它经济适应于变化。经济周期，决不是需要干预的扰乱，而是经济正常增长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经济周期是正常调整过程的组成部分，它就不能通过干预政策有效地改变。不用说，均衡经济周期的概念是引起争议的。它使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都无效。只有当机构错误地理解所宣布的政策变化，才会有此效果，而且还只是临时性的。对理性预期模型的检验是没有确定结果的，虽然有少数研究支持这个假说。对此假说充分考察的结论是：“在典型的发达经济中对机构所面临的边际成本和效益信息的预先考虑，使得我们料想理性预期假说不能被看作为真实的。”此外，亚瑟·奥肯断言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经济周期，显然他的话表达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意见，不管其逻辑如何。
4.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外生经济周期的一个主要学派。该理论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观念：政府行为不是逆周期的，政府采取政策以使其重新获选的机会最大；周期大体上与政策制定者的执政期相同；在大选之前，政府会动用所有力量来刺激经济；然而，刺激行动的消极后果直到选举一年之后才会被感受到，所以政策必须转向。这种观点的主要结论是：选举型经济周期可以通过实际可支配收入（经过价格调整的）和失业率来辨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诺德豪斯（W。D。NORDHAUS），他认为政府的干预作为外在冲击，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波动。
诺德豪斯用最优规划问题研究了政治性经济周期。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一届政府在执政初期，使失业率升高，而在执政期内逐渐降低失业率，那么该政府将获得最多的选票。这项研究表明，是政府行为导致了周期性经济波动。
尽管经济状况毋庸置疑地影响当选官员的声誉，但政府对经济也许没有足够的控制力来精确地调节各种经济政策，以便准确地测定干预主义政策的影响时间（近些年来，美国反周期财政政策实际上由于巨大的公共债务而失效，货币政策名义上仍然处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控制下）。理性预期学派的支持者坚决反对政治经济周期学派的观点，因为所有公开宣布的或精确预期的政策干预都失败了，政府不可能这样来影响经济，即使它打算这样做。最近，梅斯里曼力图证实政治性货币周期的存在，他可以用语言来解释该周期，但却难以用统计技术来检验这一观点。因此这一假设难以为人们接受。他认为自1960年以来货币供应增长率有三个可观测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增长率减缓，大致发生在总统选举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二阶段开始于大选年，其特征是货币供应增长的加速；第三阶段发生于选举之后，其特征是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放慢，因为联邦储备银行力图抵制由选举前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趋势。
5.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理性预期学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不同于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的随机的货币因素的冲击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强调的则是随机的实际因素的冲击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基德兰德（F。E。KYDLAND）、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朗（J。B。LONG）和普洛泽（C。I。PLOSSER）。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定经济波动的首要原因是对经济的实际（而不是货币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反驳货币主义学派把经济的周期波动归因于货币供应变动的影响。所谓实际因素的冲击，既包括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如个人需求偏好的变化、政府需求的变化等，更重要的是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如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等。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存在严重缺陷，他们既不考虑政府因素，也完全忽视了货币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这两点都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一些学者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未能识别出重大的外生干扰，而这种干扰又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一些批评者还认为，供给冲击不会立即产生效果，一项重大创新往往要经过很多年才会被经济所消化。另外，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对大萧条作出解释。不过，尽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存在上述种种问题，西方学者还是认为实际周期文献提供了大量的具有革新意义和建设性的技术分析手段，它们将对宏观经济分析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实质性方面看，实际周期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相当一部分产量和就业波动，可能并非由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冲击引起的，而是由其他各种不可避免的冲击引起。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
不同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只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出发，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的传导机制并企图寻找减少波动的方法，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理论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源于其基本制度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和完整地阐述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把有关观点进行归纳和综合，就不难看出，它们不仅为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而且在方法上对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创立历程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指出了它是私有制、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病症，是革命的征兆。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危机根源的命题：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这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危险。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的革命经验时，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经济危机的关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不可避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曾指出机器的更新平均年数是决定资本主义工业再生产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初步提出了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内在联系。我们一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初步形成。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学说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才臻于完成。马克思没有把经济危机作为一个题目集中在某一专章中加以论述，而是把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分别插入这些著作不同的章节中。危机学说的完成见于《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其中第一卷的资本积累的理论为危机学说提供了前提，第二卷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各章和《剩余价值理论》第十七章第六节的内容都是这一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1.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马克思明确提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危机作为生产和消费失调的现象，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来的。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就已经包含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买和卖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商品卖出后，卖者不一定马上就有购买行为，所以，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打破了产品交换上存在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这样就把买和卖之间直接的同一性分裂为买和卖之间的对立。“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随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结成一系列信用关系。当这一信用链条中有人无法按时支付时，链条就会断裂，引起信用危机，从而使得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中介造成了危机可能性的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在货币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买和卖的分离。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所执行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时刻分别起着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就是：“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潜在的危机如何变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发生矛盾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他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两个基本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这里提到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和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的过剩。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的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这就是危机从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的基础。
2.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对于“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①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前提。生产过剩是作为经济危机的前提出现的，当它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紊乱之后，危机才变成现实。②生产过剩是危机的现象。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但是我们知道生产过剩无论是作为危机的前提，还是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都不能成为经济危机的实质。危机的实质应是由生产因素引起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中断。马克思曾指出：“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地强制贬值，以及在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危机恰恰就是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中断的时刻”。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由生产因素引起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中断。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自下而上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这里，他们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稿）进一步指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这清楚表明了，马克思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又说：“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表明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是一致的，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3.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具有周期性的特征，是有其客观条件的。这种条件称为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考察了当时的大部分经济周期后，发现当时的经济周期多为10年左右一次。这种周期波动的时间长度恰好与固定资本的更新时期相一致。在危机爆发后的萧条期，资本设备价格大大降低。另外，更新设备给生产带来的损失也最小，这时更新设备是相对最为有利的时机。因此，大规模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更新是形成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后，当经济从萧条转向复苏时，资本家为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都力图采用新的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进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这就引起了对生产资料的大量需要，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又带动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进而使整个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又为下一次经济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这样，固定资本更新就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性的物质基础。
尽管并非所有的资本设备都在萧条时期进行更新，但由于这时更新设备最为有利，因而，在这一时期前后需要更新的设备，会趋向于在萧条期进行更新。生产设备较集中的更新会推动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由此推动其他消费品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从而使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入复苏并逐步走向高涨。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设备的更新也为下一次周期波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因为固定资本设备的大规模更新，使社会生产能力更加扩大，这又会使下次生产超过需求和消费形成一种条件和基础。当这次更新的固定资本设备到一定的时期，又会产生下一次更新的要求。在技术变革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固定资本设备更新会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这又会促使资本积累和投资加速扩张。这既为经济再次膨胀提供条件，也为周期的某种延长和下次更新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这样，马克思就从他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固定资本设备的更新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
（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始终是以商品经济波动的形式出现的，但是马克思的分析也包含着一般商品经济相类似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和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变动的规律具有若干共同点，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研究，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发意义。
马克思认为，只要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居支配地位，普遍化起来，经济发生交换和生产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性。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借助于广泛的商品和货币信用关系联结为一个整体。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在经济关系的本质上，同样存在危机的现实条件和可能性。尽管我国的资本货币市场还不够发达，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货币信用关系内在的引起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而且在一段时期还有可能起到加剧波动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理论，对我们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的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问题；其次，资本周转的周期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再次，经济调整过程中的惯性，或者说调节的时滞，也会产生周期性波动。同时，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过程在全社会的展开，也必然会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客观物质条件。
总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的内在规律，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位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充满抽象的思辨色彩，缺乏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周期学说所具备的表现形式，即以相对严格的数理模型为基础，以经验事实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马克思这些理论时，应该看到这些理论的不足和局限性，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
三、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
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经济周期理论还不成熟。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历史较短；另一方面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经济周期波动，因而拒绝研究有关问题的结果。最早的研究可追述于刘国光在1961年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波浪式增长进行的分析，但毕竟没有继续下去，也未得到响应。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才开始逐渐涉足研究这一问题。
根据已发表的文献，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的是姜国楹先生，他在1983年8月22日《经济学周报》第6版上发表了《要展开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的文章，阐述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意义、必要性以及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1985年乌家培和刘树成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投资周期。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中国经济设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的经济波动。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历次周期波动进行统计描述，还未深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内部探讨周期波动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同时也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理论界结合现实的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部分学者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经济周期波动现象，他们多从马克思主义传统教科书和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述出发，把社会主义经济理想化，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绝对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特征集中表现的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决不可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同日而语。这种观念主要是思想上、认识上的绝对化和片面化，对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间的相互关系认识肤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性质、阶段性以及规律性缺乏深刻理解造成的。总的来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现实缺乏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波动，认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形上升，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虽然这种观点向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前进了一步，但那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较短，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表现还不明显，无法提出这方面的理论；且在当时波动论的观点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没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分析；加上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教条、片面性，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仍是人们不敢涉及的理论禁区。总之，这种波动论终究不是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中的波动反复发生，起码具有了现象上的周期性，开始出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对经济周期波动现象进行认真研究，以便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
吴纯祉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中谈到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邓小平“台阶式”发展经济的思想，揭示了我国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我国1953年以来历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化事实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周期性波动，至今已经历了10个周期。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的原因有四个：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任何存在着社会分工的社会生产，客观上都要求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社会需求多种多样，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互相制约，更要求社会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关系。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至于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必然的、绝对的。有的发展快，其产品有一部分过剩；有的发展慢，其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这种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出现比例严重失调时，社会再生产就难以正常进行下去。因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周期性交替，必然要导致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
二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加快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因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但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生产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社会总供给长期相对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平衡供求关系，一般采用增加供给的方法。但在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基本建设，大量增加投资。这样做的结果，供求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
三是经济增长或下跌的有限度性。经济活动既不能无限扩张，也不能无限收缩。经济扩张要受到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最大生产能力的限制，这种生产能力是由当时的技术水平、资源条件等因素决定的。如果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社会上的一切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经济扩张就已达到最高点，投入和产出均不再增加，经济便转入收缩过程。经济收缩也会受到社会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水平和总投资不能小于零的限制。当经济收缩到最低点时，就会停止收缩，走出低谷，转入复苏。扩张与收缩循环往复，使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
四是来自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来自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时甚至是主要原因。在以产品经济理论为指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受经济领域以外的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冲击是很大的。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8年的“洋跃进”以及随后被迫进行的两次大调整，都主要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运行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仍然很大。现在，政企不分、以政代企还普遍存在，约束机制、风险机制尚未形成，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各级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逐级进行政治动员，在速度上互相攀比，仍是推动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而在经济收缩时，抑制通货膨胀，缩小基建规模，降低增长速度，也主要是靠政治命令和行政干预进行的。这种情况在“两个根本转变”实现以前很难彻底改变。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周期，有利于我们正确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反周期认识，对宏观经济实施有效调控；有利于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总而言之，经济周期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更替而随之消除。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运行中都表现出周期性，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不会像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那样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其经济周期理论正在逐步形成。承认经济周期的存在，有利于我们正确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既然经济周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否认它，只能增加我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盲目性。只有承认它、正视它，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逐步提高在经济工作中驾驭经济周期、减弱经济波动的能力；正确认识经济周期，可以增强人们的反周期意识，有利于对宏观经济实施有效调控。根据经济周期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进行逆向调节，在经济高涨时注意适当收缩，在经济衰退时进行温和扩张，以减弱波动力度，还有利于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周期理论固然是建立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之上的，但由于其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理论中有共同之处，所以，中国经济周期理论可以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理论中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