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我察觉与自我认识”这样的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
其实，这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是相对应的。
计划经济时代，人生的路只有那么几条，且其原则还是：“服从国家分配”。因此，我们只需要服从国家的指挥就足够了。那时如果有人敢说“因为我是××，我有自己的理想和特点，这个工作不适合我，那个工作才适合我”，除非他是特权阶层者，否则，等待他的只有一个可能：走投无路。
现在不然，人生的路已从十字到米字到网状到无穷多样，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我们就会在人生机会的海洋中淹没，且是咎由自取。
抽象地看，机会多一定比机会少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机会越多，他的烦恼甚至痛苦就会越多，他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为无论一个人面临多少机会，多少道路，他在同一时间内真正能拥有的只能是一个机会，一条道路。拥有这个，就意味着失去了无数个其他，这已经让人有所不甘，若一段时间后还发现这个并非最适合自己，那时，悔不当初的失落感与挫败感，就有可能使人产生心理问题。
如果将缺少机会的痛苦和在大量机会前不知所措的痛苦量化，我想二者未必能分出高下。某种意义上，后一种痛苦可能比前一种痛苦的程度还深一点。
因为这还有一个社会比较的问题，在缺少机会的年代，由于绝大多数人都缺少机会，个人分摊到的痛苦相对就小些。而在当前，在周围存在大量机会的情况下，自己不知选择或选择失误所造成的痛苦就会很大，尤其在与成功的选择者进行比较之后。
此外就是人际关系问题。现在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改革开放导致的个性张扬，加上独生子女以及高考制度造成的现在的孩子缺乏与人相处的经验，再有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要求合作的事越来越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对人的人际关系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自我察觉力高的人，通常对他人感受也较为敏感，能够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因此与人合作时懂得体谅、理解、支持和合作。
总之，与己相处，与人相处，都牵涉到自我察觉和自我认识的问题。
人有自我察觉和认识，未必就能够做好，因为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知行往往很不容易统一。
但是，没有自我察觉和自我认识，则一定做不好，因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是需要以“知己” 为前提的。
写到这，想起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一本小说，书名就叫《你到底要什么？》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可知自己到底要什么？
你可知这个世界太大，而我们太小，以我们有限的存在，能拥为己有的就更少，为了能最好地拥有，我们就必须首先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底要什么？
一个人，只要认识了自己就可以更好地做自己。
做自己？
难道我们一直做着的不是自己？！
只要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做着的是否是自己：
我正在做的事是我自己真正想要做的吗？
我正在为之奋斗的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吗？
我正在过的生活是我自己真正想过的吗？
我正在做的让我自己拥有了可以持续发展的真正的快乐吗？
做自己就是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情，就是做能使我们的生命力得到充分表现的事情，就是做能让我们产生美好体验的事情。
做自己的人无论自己做着什么工作，无论自己是否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都会感觉充实、幸福，感到生命充满了意义，感觉生命十分美好。
做自己的人是很少产生难以排解的困扰的。他们会遇到具体的问题，也会因此而感觉烦恼，但这种烦恼只是暂时的，会随着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消退。不仅如此，由于他们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因而每一次具体问题的解决都会成为他们总体规划中有意义的一环。
一个人能否做自己是需要内外条件共同作用的。
就当今世界而言，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大概是很难有机会做自己的。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别无选择，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较大冲突，做自己往往就意味着对集体利益的背叛，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惩罚，而且也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市场经济中，随着社会能提供的机会急剧增加，一个人只要不违背底线伦理和法律法规，他几乎可以有无穷多样的选择。
但是，社会制度具备让人做自己的条件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做自己。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在社会潮流中保持信念、坚守自己。排除环境等因素对人的限制与束缚，这又牵涉到人的自我察觉和自我认识问题。
一个人，在不确知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的情况下，最安全、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从众，也就是跟着社会的潮流走。
在一个基本正常的社会（二战时的德国，“文革”时的中国社会都是不正常的社会），从众的好处是，因为一直跟着潮流走，至少可以保证晚年时的衣食无忧，而弊端则是，即使有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不一定有快乐和满意感。
打个比方，本来你是一朵如果开放就可以灿烂许久的菊花，你却硬要跟着潮流做一朵虽然美丽但却稍纵即逝的昙花。
你没有实现做菊花的灿烂，怎么会有快乐？你最绚丽的时刻是做着模仿别人的时刻，怎么会有快乐？你的生命没有能够尽情地表现自己，又怎么会有快乐？！
做自己的标志是适得其所。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都一样，都是未能适得其所，因而都会引起紧张与不快的体验。
年轻时忙着追潮流，对上述负性体验的感受不会太深，人到中年后，有了成功，却没有快乐，此时惊觉当年选择的失误。虽然理论上说仍然可以重新开始，如法国画家高更，40多岁后开始做自己，但那时需要付出的代价又有几人能够承担，更何况还有多种无法割舍的人际关系的羁绊？结果很多人只能是不了了之，给晚年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
有谁说过，世界上最美好的体验存在于一个人最想做的事情中。
做自己最想做的，体验世界上最美好的；成败置之度外，唯有体验的过程长青，这不正与“第四次浪潮”所凸现的体验观相吻合吗？！
认识自己也是为了能引导自己，做自己的导师。
我们都有过对人生导师的幻想，那种热望，那种急切，那种寄托着巨大期望的憧憬；
我们都有过对人生导师的坚信，似乎只要找到了他，我们就有望提升自己，从此就踏上了通往成功的坦途；
我们也都有过对导师的神化，他比好老师更为杰出，他能指点我们的全部生活，他拥有有关成长问题的全部答案。
不仅仅由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导师原型”，而且也由于人需要引导，所以我们才能如此执著地去寻找那种“全能”导师。
人需要引导，引导使我们有方向感和安全感，好的引导可以使我们超越自己，使我们充分发掘出自己的潜能。但现实是，人遇到人生导师的几率很低，遇到那种全能导师的几率则几乎是零。
这个世界原不存在万能导师。如果有，他也只能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中，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尽管我们有时不如前辈和老师对我们自己了解得更多，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比我们更愿意了解我们自己；尽管比起前辈和老师我们还缺乏成长的经验与方法，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们更希望看到自己的成长；尽管我们的亲友都希望我们过最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人会比我们自己更渴望过属于我们自己的最好的生活。
哪里有愿望，哪里就有道路。
如此强烈的认识和实现自己的愿望，使我们具备了成为自身导师的可能。更何况，我们降生之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内在导师，有人称之为“真我”，有人称之为“自性”（自身的神性）。
这个内在的自我，深植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只要你愿意并且足够努力，就能找到它并且拥有它。
而一旦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就可以自我引导，就可以带领自己过一种最适合自己因而也是最好的生活。
我们的内在自我会首先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有钱、是否有地位、是否有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个人价值，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宝藏。
我们自身的导师还会帮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严谨的还是随意的，是爱思考的还是爱行动的，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是强壮的还是柔弱的，是有特殊兴趣的还是缺乏兴趣的，是开放的还是保守的，是爱交友的还是爱独处的，是有远大志向的还是只想过好小日子的……
了解这一切，我们在做“我将往何处去”的人生设计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引导自己以最小的代价过上最适合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