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2日，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在他的办公室所在地——长江大厦70楼和几名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及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生座谈，题目是“领导才能”。座谈会不是新闻采访，故此尖锐问题较少，学生的兴趣多落在李嘉诚的为人处世、家庭生活和管理作风。座谈会长达一个半小时，李嘉诚有问必答，言无不尽。
学生：在外国，有所谓的“天才”，即使年纪轻也可领导一队人，成为领袖；但在中国人的社会如香港，则较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赶上资历较深的同事。作为领袖的你，有何意见？
李嘉诚：也未必如你所说。在上世纪40年代，我年纪很小便出来工作，17岁时成为一批发商的营业员，年纪小，但待遇很好，连花红一并计算，薪金比执行经理还高出两三倍；18岁做经理，19岁为总经理，22岁独自创业。所以，只要自身条件优越，有充足的准备，在今日的知识型社会里，年轻人更容易脱颖而出，创造自己的事业。
学生：李先生你那么成功，是否对于下属构成压力？你那么有知识，下属是否有机会发表意见及发挥自己的才能？你是否容易接纳及采用下属的意见？
李嘉诚：下属们有很多发挥的机会。如在本公司服务多年的行政人员，有的已工作了十几年，有些更长达三十年，什么国籍的都有。无论是什么籍，只要在工作上有表现，对公司忠诚及有归属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及考验，都可成为公司的核心分子。
我很有信心，这批员工在他们退休之前，仍会留守在公司继续做出贡献。原因是员工们很积极、很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我们的业务遍及二十八个国家，香港及海外员工的数目近十万，公司的成功，全赖这批员工的努力。
事实上，在每次开会前，我会多接触及了解有关事务。况且在开会前，我会仔细研究他们的建议，加上各部门同事各有自己的知识及专长，故当下属提出有用的建议时，很快便能获得我的接纳。例如在一次行政会议上，我还打趣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行政人员能那么快取得总裁的批准。”所以，下属在提出意见时全无压力，大家合作得相当愉快。
学生：你曾提及，在挑选公司的领导层时，会注重其工作表现、对公司的忠诚及是否有归属感等方面。在众多特质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忠诚犹如大厦的支柱，尤其是作为高级行政人员，忠诚是最重要的。当然，具备了忠诚，还要求其工作表现及对公司的归属感，若没有归属感，员工掌握了工作上的知识及技能便离开，对公司也没有好处。但我们很少遇到上述情况，原因是我们能令行政人员及各级员工，深切明白他们在公司的前途是美好的。
恕我大胆说一句，若与香港其他公司、甚至与外国公司相比，我相信本公司对员工的待遇会较优胜。在长江，我没有房屋津贴，只取五千元袍金；事实上，以我的工作，如公司要给予我花红，所有董事及非执行董事甚至股东都不会反对，但是我自己决意不要。
学生：若你的员工想自创一番事业，你会鼓励他向外做个人发展，还是留在集团内继续做出贡献？作为老板的你，对这位员工有何建议？
李嘉诚：以往，中国人做生意时常会有这个想法：对员工太好，他自己有积蓄，便会向外闯，开拓个人事业。若有这个想法，就只适合经营家庭式的小型企业；要经营大企业，必须知道大企业本身要有很完善的组织，一位员工的离开，自有其他人补上。例如公司曾有员工被邀请往其他公司任高职，但当中也有不少人回流，原因是公司待遇好，大家合作愉快，最重要是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员工能以公司为荣，以及觉得在工作上有前途。
学生：李先生做生意的手法及宗旨比较稳健、保守，但现在有些业务需要以较进取的手法进行，并需承受风险。若有些业务需承受风险，即与你的宗旨违背，你如何作出取舍？若你的工作伙伴很进取，喜欢冒险，在合作上会否出现问题？
李嘉诚：我本身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到。不过，我注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负责任，故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攻了，相反在进攻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承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进取的业务正在进行中，只是未向外宣布。
反观欧美的新科技，平均来说，股价下跌百分之八十；有的网络科技股，甚至下跌了百分之九十。所以，在开拓业务方面，我的要求是收入与支出平衡。船要行得快，但所面对的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我在二十八个国家都有业务，可见我的进取心。在过去一年，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学生：中国人的公司较注重感情，美国公司较注重科学化的管理，你在管理的过程中，两者是如何取得平衡的？
李嘉诚：美国公司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感情。在业绩不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这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并导致很多人突然失业。我们结合两者的优点，采用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忱，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
学生：在课余时间，当我们一谈及香港的工商业领袖，不约而同大家都想到李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要成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要有眼光、有理想、勤勉及有奋斗精神，但又怎样去缓解自己的压力呢？
李嘉诚：要成为领袖，你提到的基本质素一定要有，小企业每样事情都要亲身处理，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至于中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而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建立一种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使他们知道在公司会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资。同时，也要使他们明白，当他们工资与花红愈来愈多时，他们的生产能力要同时配合，这样公司才能够维持。只做一个好先生是没有用的，如果只会乱花钱，公司迟早一定会出现问题。
最难做到的是赚钱之余，又要使公司内外对我有信心，所以要清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比竞争者做得好一点，就如奥运赛跑一样，只要快十分之一秒就会赢。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年轻打工时一般别人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而我则工作十六个小时，除了对公司有好处外，我个人得益最大，这就可以比人赢少许。对于香港今日竞争这样剧烈的社会来说，这更重要。
我自己没有什么压力。起初未到二十岁时便要负担家庭，一心想向上，每到晚上便想着明天的事，因此我知道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不及两三个人一起做事事半功倍，但我会尽力去做，这样压力便减少。直到我做生意时，我注意稳健中大力发展，也在发展之余取得稳健的平衡。一个大企业是轻易不能有错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学习。要视竞争者为聪明人，只要肯努力一点，就可以赢多一点。
学生：作为一个领袖要取得员工的信任，但假如李先生做出了错误决定时，会以什么形式跟员工交待？以目前李先生管理全球这么多业务，开会前又要做好准备，时间上怎么分配？
李嘉诚：首先每一个人都会有错，错了便应勇于承认，把错的代价作教训。事实上，做出错误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每一决定都经有关人员研究，要有数字的支持，而我对数字是很留意的，所以数字一定要准确。
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大的错误，每次做决定前也做好准备。例如Orange这历史上最大的交易，我事前不认识对方，也从未见面，但我事先已熟悉Cellular Telephone的前途及做好准备，所以很快便可做决定。我虽然是做最后决定的人，但事前一定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所以做决定及执行时必定很快。可见时间的分配、消除压力要靠组织来配合。
学生：李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人。社会上持有这种想法的也不止我一人。你是怎样看自己的？
李嘉诚：首先，我否认自己是伟人。我搬到大厦的顶层(指长江大厦70楼)的原意就是希望与公司管理层分隔，花多一些时间去做服务社会的事。
我很感激大家今天给我的名誉。过去不少年来，人家给予我很多世界性的名誉，我绝大多数都拒绝了。而物质方面，我自己衣食住行都很简单，既然上天赋予我多—些钱，我也希望多做一点事，伟人则绝对称不上。
学生：李先生的两个儿子均很成功，您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李嘉诚：我昨天刚与一个欧洲著名家族吃午饭，他们已有五代的成功历史，十分有修养、有礼貌。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相信这句话日后将会修正，正如这个欧洲家族今天的事业比过去任何一代都好。
过去中国有些有钱人家宁可让子弟去吸鸦片，因可避免他们沾染赌博等不良嗜好，这是落后的思想。当年，我朋友的儿子去外地读书，买了RollsRoyce敞篷车代步，我不便批评。但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部单车，在美国Stanford大学行走也十分方便。直至有一天，我在九楼Spartment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看清楚才知是其中的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老款式的新车。这便是父母看法的不同，而这些看法和做法对下一代的将来影响很大。
学生：但是否会使孩子以为父亲不疼爱他们？李先生自己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又花了多少时间在他们身上？
李嘉诚：在儿子们上大学前，我每周日均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
是否疼爱不是靠金钱或物质去衡量的。儿子在外地念书时，我给他们开了两个户头，一个他们决不能动用，但已准备足够他们完成所有课程的费用。至于想使用另一个户头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我才接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物质反而有害。
学生：近年香港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很大，我们的出路如何？香港要怎样才可维持竞争力？
李嘉诚：这是我与所有香港人都关心的问题。率直地说，面对今天的竞争，香港人需要抛开昔日自满的心理。如何令我们在将来与外国及国内的技术及经营方式接轨十分重要，我对香港还是充满信心的。
但今天香港的问题在于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如在座各位同学，你们一直求上进，将来的收入自然向上。但部分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在过去十年却向下跌；将来香港的情形会与今天的美国一样，受教育、知识高、用功的，收入会向上，收入低者则越来越萎缩。这是社会的经济转型，我们已走进知识型经济。
现今的新移民与以往的并不相同，今天的移民中，具有高专业知识水平的百分比相对较低。因此，首先我希望移民政策放宽，增加香港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当然，我们对所有同胞均应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团聚移民也要照顾，但短期输入一些高教育水平的技术性移民对香港至为重要。而长期则要加强教育，提升香港大学生的水平，单是大学学历已不足够，希望有MatetDegree、PhD程度，经得起考验，加上香港人一贯灵活及有拼搏精神的优点，便可与外国的强者较量。
别说面对海外竞争，就是上海、深圳也在每天向上。一个和谐、有秩序、齐心向上的社会才最重要。你们便是很好的例子，若我聘请各位到我的机构任职，相信各位也会拼博，对公司有所贡献。
当然，香港的优点很多，我们的银行体制、对外通讯、海陆空运都不错，很有前途，但今天还要抱着急起直追、追求卓越的精神。正如我之前讲过，香港的工业很难与港外较量，我们的工资、成本都高，曾有外国伙伴想与我合作新工业，但研究后发现香港的条件不足而放弃。这里所指的并非一般性劳工，而是急切需要多让技术人员来港。当然不能只限教育水平高才吸纳，家庭团聚的移民也要吸纳。至于教育也要不断完善，培训自己的优秀人才，否则难与其他地方竞争。据了解，单是深圳，每年便有一万名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加入工作行列。
学生：那么香港人应维持怎样的素质呢？
李嘉诚：人才最重要，不论是服务业、旅游业，还是贸易中心等等。技术人才，这里所指的技术也不一定是高技术，只要是我们缺乏的，例如某种地方菜式的厨师，也要去吸纳。
学生：潮州人多做小生意，一贯节俭、勤劳，与海派风格不一样。你是如何看待家族式经营这种经商方式的？
李嘉诚：几年前我去汕头大学开校董会，市领导安排在饭后会见大群记者，被问及“潮州人以你为荣，你是否以身为潮州人为荣？”这个问题时，我在两秒内便回答道，“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在我身边，同事中有不同民族的人，会说潮州话也不会有特别的好处。潮州人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潮州人二战前多从事米铺、木材、煤炭等工作。但近几十年潮州家庭也逐渐注重第二代教育。
身为中国人，事业有成当然应该对家乡有贡献，但更要有远大理想，不只中国，甚至放眼世界。在事业上谁有贡献，有归属感，便可成为公司核心人物，不分国籍。
在我两个儿子加入公司前，我的机构内并未聘用亲属，我认为亲信并不等于亲人。
但我并非不爱家乡，我花了不少心血在家乡，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我的时间，最初十年我每次到汕大均工作至凌晨二三点。
学生：成功领袖的模式应如何？你有何不足之处及成功必备的特点呢？
李嘉诚：我不算十分成功，我也有短处。人没有十全十美，要尽力去追求完善。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是“责己以严，待人以宽”；第二，要使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
机构大必须依靠组织，在二三十人的企业，领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功。当规模扩大至几百人，领袖还是要去参与工作，但不一定要做走在前面的第一个。再大便要靠组织，否则，便迟早会崩溃。
另外，还必须紧跟时代、超越时代，有创业家的精神。要有创造性，勇于挑战，但也须集中在所从事的行业。古人云，“去挖十口井，不如集中挖一个确定有水源的重要”，是否熟悉本行差别很大。
中国人在十五世纪时的技术也很出色，但无人去继续创造。封建政治中，强调“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但事实上“商”很重要。我们要有创造性，我公司内很多MD经常产生新念头，只要有五成机会成功，又只利用不多的资源，我都会支持。
学生：下属最欣赏及最怕你的是什么地方？
李嘉诚：最怕我问Figure。在开会时他们没有好好准备，说不出Figure，又或是Figure不对。
我工作不喜欢马虎，但人不可能没有错，所以，如之前所讲“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但有些人的错是蓄意去犯的，例如贪污、在公司谋私利，我便决不容许。
学生：有什么好的书籍或方法可以增加领袖领导能力？
李嘉诚：希望大家多看书籍，中文、英文都很好。有时我也看一些哲学书籍。一定要看一些对于你行业有帮助的书，即使是些枯燥无味的书也要看。当日我们去竞投英国3G牌，分20MHz及35MHz，两者相差很大，但价钱只贵百分之十。经分析后我们遂一直竞投高波段，投得以后证明是正确的。因为3G的数码数据与Voice不同，数据要多用波段。很多有关的知识便是靠多看枯燥无味但与行业有关的书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