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佑四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眉山的一个小康之家。其弟弟苏辙，字子由，小苏轼两岁，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八娘。
苏轼，祖父苏序史载不多。是个颇为有趣的人物。苏序早年不爱读书，慷慨大方，乐于行善。他曾贮存粮食，在饥荒之年赈济农民，受到人们的爱戴。晚年他忽然悟得了作诗之道，作诗数千篇，这些诗今已亡轶。苏序自己早年不为学，他对儿子的早年学习也漫不经心，不加拘束，故他的儿子，也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也不爱学习。苏洵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并终于成功。他后来成为人们常常引以为例的后来居上、大器晚成的典型。苏轼自幼8岁时开始入乡校，师从道士张易简。所教的童子有几百人，苏轼与另一个叫陈大初的学生最为聪颖，独受老师称赞。苏轼10岁的时候，苏轼的父亲苏洵出外游学，苏轼的母亲程氏亲自教他。有一次，程氏读起了《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桓、灵时愤而抨击宦官之治的“党人”之一，他怀抱“澄清天下之志”。大诛党人时，他无所畏惧，主动投案，但惟恐母亲悲伤，范母对他说：“你今天得与李（膺）杜（密）齐名，虽死何憾！既要美名，又想长寿，两者能兼得吗？”范滂于是从容就义，当时年仅33岁。程氏读到此，慨然长叹。苏端问母亲：“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允许吗？”程氏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为范母吗？”苏轼自小志向远大，这与其良好的家庭环境大有关系。
苏轼十余岁时，苏洵自己在家亲自教他。有一次，苏轼背诵完欧阳修的《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苏洵让他再拟作一首。苏轼当即赋诗，其中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不进”的佳句。苏洵大喜过望，并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
苏轼自小兴趣广泛。读书之余，常领着弟弟苏辙外出。爬山、涉水、攀树等等冒险之事，每每遇到有过不去的险隘之地，他必怅然几日，终不甘心，自己独自前往。他逍遥泉石上，摘野果、饮泉水。
苏轼有一天下大雨，在学舍中与弟弟苏辙及同学程建用、杨尧咨联句为诗。程说：“夜松鹰仰如醉”；杨说：“夏雨凄凉似秋”；苏轼说：“有客高吟拥鼻”；苏辙说：“无人共吃馒头”。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苏轼至和元年（1054年），时年19岁，与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16岁王弗结婚。
苏洵领着苏轼兄弟俩赴京赶考之前，去成都拜谒了府尹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任直集贤院、御史中丞、三司使、尚书左丞等职。他是“三苏”的最早发现者、推荐者，后来在“乌台诗案”中又救援过苏轼。苏轼终生对张方平一直非常崇敬。张方平对“三苏”的到来很热情，待之以国土。老苏虽然屡考不中，但张方平却看出他是个饱学之才、有识之士，并大力推荐。对老苏带来的两个儿子，他通过测试，很欣赏其才华。他亲自出六题考苏轼二兄弟，而自己躲在隔壁观察。此六题有一题并无出处，是他编撰故意一试这兄弟俩的。只见苏辙犹疑不决，并示之以苏轼，苏轼则毫不犹豫将此题勾去。考毕，张方平阅读其答卷，非常赏识。对苏洵说：“两小儿都是天才，长者特别聪明可爱，少者则比较慎重。”
张方平有一天，随便问起苏洵：“令郎最近在看什么书？”苏洵回答：“苏轼最近在重读《汉书》。”张方平不以为然地说：“这些文字需要看两遍吗？”苏洵回去将此语告诉了苏轼，苏轼说：“此老先生尚不知世间还有看三遍的呢？”张方平天资很高，记忆力极强，《宋史》记载他“少颖悟绝伦，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日旬即归之，日‘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不再读，宋缓、蔡齐以为天下奇才。”所以他在这里说书不需看两遍。其实，苏轼自幼禀赋超群、过目能诵，但他并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在此基础上刻苦钻研，力图深刻领会。以《汉书》而言，苏轼读了不知多少遍，仅字手抄就有三遍。
苏洵父子进京赶考，恳请张方平代为推荐，张方平说：“我的举荐并不大，重要的是主考官欧阳修。”张方平与欧阳修其实素不相能，关系并不融洽，但他仍不以为嫌，亲自给欧阳修写了信。推举三苏父子。欧阳修后来读到三苏父子的文章，极力推誉。三苏父子由此称誉天下。张方平、欧阳修不计其隙，秉公为国荐才，实为文坛佳话。
苏洵父子拜见完了张方平，手持推荐信，就开始了北征赶考的行程。他们是嘉祯元年（1056年）三月启程走的是陆路。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辛苦。路过临漳俪山华清宫时，苏轼夜宿梦见唐明皇命他赋太真妃裙带词，醒了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他所赋之词：“百叠漪漪水皱，六铁纵纵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到了河南，他们所骑的马累死了，他们只好骑驴。直至五月，他们终于抵达汴京（今河南开封），住宿在兴国寺浴院。九月的举人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在由眉州来京的45个考生中，13名考中，苏轼第二。
次年一月开始的进士考试，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文中阐述了自己一以贯之的主张为政宽简的思想，立法要严，刑赏须分明，又要重赏轻刑。文章表述准确，笔力豪骋。国子监直讲梅尧臣看到这篇文章，赞赏不已，认为有孟于之风。主考官欧阳修得到此文，非常惊喜，认为是多年未见的好文章，准备取之为第一。但转念又一想，此文文风很像自己的门生曾巩，别的考生恐怕难以作出如此至文，为了避嫌，他将此文取为第二。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这么一段典故“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有之’三”。阅卷时梅尧臣、欧阳修均不知此典出自何处，他们以为是对年久湮没的古籍偶尔想不起来了。揭榜后，见到苏轼之名，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所言必有所据，恨我们记不住典籍”。等到苏轼考完前来拜谒时，欧、梅一见面就问起此典出处，苏轼不慌不忙地问答：“不过是想当然罢了，何须出处。”欧、梅大为震惊，对其豪迈雄俊又极为赏识。
经再三追问，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曹操将袁熙之妻赐给儿子曹丕，孔融说‘从前武王就将姐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你从哪儿看到的？’孔融答‘从今日之事推测，估计如此。’所谓尧、皋陶之事，我也是估计如此。”欧阳修退堂之后惊叹：“这个人真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在其后的复试中，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中，苏轼《春秋》对义居第一。苏轼中乙科。苏辙也进士及第。苏洵听到两儿如此顺利过关，兴奋且感慨：“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轼兄弟顺利登科，固与其才能有关，与其运气机会也大有关系。
仁宗时期，欧阳修、梅尧臣等登上文坛，他们决意通过科举倡导朴实文风，打击浮华的形式主义。苏轼之文恰属于那种不事雕琢的具有古文风范的作品，欧阳修得到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欣赏，这正是他想倡导的文章。
苏轼登科及第之后，专门给欧阳修、梅尧臣等写信，表示感谢。在信中写道：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秀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淅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C，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珍，新弊复作。大者楼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堤。学皇甫堤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谢欧阳内翰书》）。
苏轼的陈述了自己对当时文坛的意见。概括与主张深得欧阳修之心，欧阳修对梅尧臣感叹：“苏轼所言，深得我心，没想到后生竞有如此精妙见解。”又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后来命门生晁端彦去苏轼所居的兴国寺浴院看望苏轼，并与之订交。晁端彦告诉苏轼，“我跟欧阳公学习已有很长时间了。他让我来与你订交，说你以后必成名于世，老夫须放他出一头”。苏轼后来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一诗记叙了这件事：“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践何立。何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十四秋。”
据说，欧阳修有一次与其于欧阳非木谈到苏轼，欧阳修说：“你记着我的话，30年后世上再无人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灵验，崇宁。大观年间，苏轼诗文流行，后生没有再谈论欧阳修的。这时苏轼的诗文已为朝廷禁止，赏钱达到80万。但禁令越严，流传的越多，人们往往以藏多相夸耀。士大夫若有不能背诵苏轼诗的，自己会脸上无光，别人也看不起。
正当苏氏兄弟春风得意之时，母亲病故。苏氏父子3人立即由京返蜀奔丧。回到家后，由于程氏病逝，家中格外凄凉。他们选择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安葬了程氏。
居家服丧期间，苏轼是他一生中最清闲快乐的一段时光。这时他举业已成，功名可就了。年轻的妻子又日日陪伴着他。他去青神岳家探访，去江上饮酒，同人坐庄门上吃瓜子、炒豆，去猪母泉观鱼，尽情享受着青春之乐。
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服丧期满，父子3人携带家眷又踏上返京的路程。他们决定舟行顺江而下，这样可领略久已仰慕的三峡风光。一路上，父子3人目睹祖国秀美的山河，心情激动，诗兴大发。
入峡初无路，连山总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坠崖鸣窣窣，垂蔓绿辑执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入峡》）。
风声水势，坠崖垂蔓，飞泉怪石，苏轼用诗的语言将这种壮景传达得何其传神！苏轼并没有一味坠入对自然景色的赏玩中，长江两岸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场面也映入了诗人的眼帘，“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甔”（《入峡》）。“所忧谁复知，嗟我生苦后。”（《岘山》）诗中表现出诗人对社会现实深深的忧虑。苏氏父子3人一路所着的诗文，后合编为《南行集》。
苏轼次年二月，父子3人到达汴京。礼部授予苏轼河南福昌主簿之职，他没有去上任，而在欧阳修的举荐下，与苏辙一起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考试是常规之外的一种特别考试，由皇帝亲自下诏举行，考生须经特别推荐，这可称得上是宋代最高级的考试，被苏轼称为“首冠”。苏轼考的是直言极谏科。在所上的一系列策、论中，苏轼直面现实，奋笔直书，将平时所见所思融入笔端。他卓有见识地指出：
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来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奋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檀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优。此臣所以大惑也！（《策略一》）。
苏轼对当时外表的社会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危机，百姓怨愤，朝廷不和的描述，是相当尖锐的。苏轼之论被认为是切中时弊，其制策成绩被定为三等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自宋朝开国至今，制策一般只放四等，入三等的，苏轼之前只有吴育一人。苏辙考试成绩入第四等次。宋仁宗读了苏氏兄弟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轼嘉佑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父亲苏洵未经考试而受职，专修礼书。苏氏父子当时赫然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
苏洵一人在京需要照顾，苏辙经请求辞却了外职而留在父亲身旁。十一月，苏轼携妻儿离京。苏辙为哥哥送行，直到郑州西门。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兄弟生平第一次分手，彼此心请都很难过。苏轼作别诗一首，题为《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诗中写道：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弟弟不必贪图高官厚禄，期待着日后的重聚。
洒泪告别兄弟后，苏轼一家独自西去。在经过河南渑池时，苏轼留下了一首名作。原来5年前他们父子3人长途跋涉，进京赶考，“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润池”，即是此地。他们当时宿于奉闲僧舍，他与苏辙当时还题诗壁上。现在老僧奉闭已死，壁上题诗也已不见。苏轼感慨万分，写下《和子由渴池怀旧》：
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旧日场景的变化引起了诗人时光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受，诗人巧用比喻将此形象地传达出来了。这首诗对人生普遍境遇的体验，常常唤起后人的共鸣。
凤翔太守是宋选。苏找到任后与他相处很好。判官之职事务并不多，苏轼有四处游历的机会。到任之后，苏轼便在官署之北建了一个亭子，并在亭前修了3个池子，在池中种莲养鱼。池边种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树30多株。他又用斗酒换了一丛牡丹种在亭的北面，方寸之内，春意盎然，这表现出苏轼的浪漫情怀。
苏轼嘉佑七年二月，奉诏去所属宝鸡、虢郿、盩厔减决囚禁。公务完成后，苏轼趁便朝谒了太平宫，又游览了楼观、大寿寺、延生观、仙游潭。回来后作诗500言，记叙了他的游历经过，并寄给了苏辙。
这一年，陕西出现春旱，接连数月没下雨，春小麦的生长受到严重威胁。农民们心急如焚，身为父母官的苏轼心里也非常焦急。他询问当地的老人有没有祷雨的地方，老人们说：“从前太白山很灵，求无不应。前几年向传师任太守期间，曾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以后祈祷再不灵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苏轼的博学多才发挥了作用，他从《唐会要》中得知，唐天宝十四年，太白山曾被诏封为灵应公。现在又被封为济民侯，从公爵到侯爵，太白山的爵位实际上是被贬低了。苏轼这才知道太白山之所以不高兴的原因。他立即告诉了太守，他们重新派人去祈祷山神，并许诺这次若灵验就奏请恢复其公爵爵位。他们还专去山上取了瓶水回来。水还没到，就只见风雾相缠，旗幡飞舞，大雨滂沦。大雨接连下了3天，田里的庄稼得救了。苏轼遵守诺言，上奏封太白山为明应公，并重新修了庙。
3天大雨之后，百姓拍手相庆，“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这时苏轼修建的亭子刚刚完工，他于是将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作了一篇《喜雨亭记》。
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文中显示出苏轼不为己功，与民同乐的心情。这篇文章笔致波澜层出，用语传神俏皮，艺术上颇具造诣，是苏轼为后人广为传颂的散文佳作。记叙了喜雨亭命名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