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戏剧作品只是他全部作品中微小的一部分。他以全部人生、全部历史而不仅仅是以一个法兰西作为自己的舞台。他以自己为主人公，演出了一出多么狂放的戏剧。观众也是长长的历史和人类。人类将在长达几个世纪和更加漫长的时光中，为他的杰出表演、为他朴实而真诚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掌声消逝了，身影却又一次出现。他在天穹的背景上时隐时现，威严的目光、和善的目光，不时地投向大地。那些狂妄的政客，那些攫取了权力和财富的傲慢者，在他的目击下变得如此渺小。
不是诗人因为他的存在而自豪，而是人类因为他的存在而自豪。人类的所有行为，创造性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们与生命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劳动和歌唱，可以代表人类生命最本质的激情，可以代表一切。
安于回忆
从1983年初开始，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有事没事都爱穿一件风衣出门。春天，北京开一个文学会，我和一个朋友没穿风衣就去了。
那个朋友穿了一套质料很好的新衣服。到了会上，他沮丧地拍拍腿对我说：“嗨，咱哪知道这会儿北京时兴穿雨衣……”他故意把“风衣”叫成“雨衣”，证明自己确实搞不懂这类玩意儿。
正说着话，有个细细高高的女士穿着米黄色的风衣，拖拖拉拉地从一楼走到二楼来。
她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那个朋友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咱哪知道时兴穿雨衣！”
她走远了，走得看不见了，我的朋友才记起了什么似的，脱口喊道：
“王安忆！”
后来我的朋友找王安忆玩去了。他回来的时候一个劲夸她。
他说王安忆很好，大家都和她拉得来。“很好的一个同志，就是说话太快了，听起来‘喂叽喂叽’的。”
我想那肯定是他对上海普通话还不习惯。
晚上我和那个朋友住在一个房间。好几个来屋里玩的同志都穿了风衣。大家天南海北凑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第二天，我们和王安忆在一块儿的时候，试着听了听，觉得她说话果然是太快了，有点“喂叽喂叽”的。大家互相熟悉了，谈得很多。不少老同志叫王安忆的时候省略了姓，显得又亲切又慈祥。
在和王安忆接触当中，我觉得她挺实在的。
她穿着风衣站在那儿，微笑着看着前方，两眼很亮。她不说话的时候，显得极其内向；有时候像怕冷似的。一件印花粗布提兜总不离身，里面装了笔记本什么的，可能还有一点零用钱。
那时候她像一个夜大生，勤于笔记。有一年我们跟上老作家到上海闵行开发区参观，改革者讲了一上午，她也记了一上午。手勤，嘴也勤，不耻下问。一路上她都是轻松愉快，印花布提兜在身侧荡着；钢笔夹在手里，像夹一支香烟。
我常常想，一个人能实实在在的，比什么都难。我曾看到有一个人，原来挺随和的，后来挣了很多钱，立刻就目空一切了。另有一个女同志，后来被提拔做了领导干部，面孔就变了：嘴巴使劲窝窝着，常常做一副思考状，讲话时夹杂了很多“啊——”的拖音。
王安忆很早以前怎样我不知道，反正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她是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又是女的。当个作家不容易，因为噪音太多了。她镇定自若地写下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短短的几年时间，她已经发表了两百多万字。手里拿着她崭新的又一本书，想想那个悠动的印花布提包，觉得这好像不是真的。我想她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也许捱过了许多寂寞和艰难。她会有时间娱乐吗？不停地耕作，只挂记着收获，这是劳动人民的品格。
她的作品能让人想起很多。透过一张张纸页，可以望到朦胧的远方。
我觉得她所有（我所看过的）的作品都透出浓郁的回忆的芬芳。过去了的生活让一个女性反复咀嚼，那种难以言说的滋味感染了她的四周。岁月中的困苦、幸福、汗渍，一切的一切都变得粉茸茸的，她伸手把它们托举起来，满面微笑地送给读者。
她也激动过、愤怒过，但在漫漫的回忆中，变得那么平静。这是那种艺术家的平静。不安宁就不能遥想，不能幻化。回忆就是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地写到了徐州一带的泥土，不无骄傲地描述它。这主要是因为她离开了那儿。后来她写到了很多城里的故事，又培育起另一片青苗，但情感的种子仍自那片泥土萌发。
徐州那儿是一片平原，因而她没有上山只是下乡。乡下的故事就是昨天的故事，谁讲起昨天的故事都来劲一些。她的故事生长在大平原上，有土有根，水灵灵湿漉漉的。如果她只讲城市的故事，我料定要干燥得多。
艺术家对生活的要求是繁多而复杂的。只有回忆才绵绵无尽，可以滋润着心灵。失去了这种滋养，心就枯了。一个人常常沉浸在回忆里，并用笔写下万般感触，实际上在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这种生活，从外部看去就是一种质朴。
追求那样的一种生活，有时就是追求着艺术本身。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生活有很多差异，那算是其中之一。当然，诗人有时也会热心地参与各种时事，并且干预生活，真诚而又勇敢。但是谁知道他从往日的温馨里汲取了多少力量？王安忆的二百多万言写猫写狗，花花黧黧，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但离得太近了只会看见一片或一篇文字，必须将其推远了，感觉那一贯的节奏。于是我就听到了一种喃喃的追忆，像平稳的海潮那样徐徐地漫过来。
很多人都认为她说话太快。好像她的语言不是为了交流，而纯粹是跟人说完算完。我想她写的作品很多，主要是因为说话快，那时她把飞快说出的话记到了纸上而已。
几次开会，她都没有多少话。她穿了红裙子或者蓝裙子，没声没响地从走廊上走一趟。会议下边，在房间里谈话，她常低着头，可是一抬起头就说话。有人夸张地、具体地赞扬她一句，她就说：“谢谢。”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作家们开会，他负责记录代表发言。当时王安忆坐在他的后边。一会儿台上换了一位上海代表发言，他怎么也听不懂，记录时十分为难。这时后面伸过来一只支援的手。王安忆一口气把那位代表的话记完了，记了满满好几页，才将本子还给他。当时他们还不相识。我的朋友讲完之后，感叹道：“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她平常板着脸，维持着大家都维持的矜持。可是遇到好笑的地方，她就突然地笑了。捂着嘴，硬笑硬笑。
她说自己写作不怎么累。我明白她说的是真话，因为那种累当时不易察觉。在欧洲吃西餐，她吃得比较多。有人说：“王安忆有训练哪。”我不太同意，我知道这不是训练所能解决的。她工作中消耗太大。
有一次她问我：“你说我写得好吗？”
与她接触，有时会觉得她还应该更成熟一些。当这样想的时候，也就不如她成熟了。她写了那么多东西，什么不懂？只是身心坦然，十分放松罢了。她站在了质朴无华的地方。
可惜生活中过分成熟的人总是太多了。一个一个精得要命，见了领导特别会说话，不见领导也相当会说。这有什么意思？
人应该是真实的、本色的。
我想起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景。在有些场合，有人因为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得意，说起话来下巴不停地摆动。也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可爱，就一再显示自己的弱小、娇羞和天真烂漫、不晓事理。这样长了也不是个办法。什么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她要操持家务，有时就显出中国妇女所特有的那种细腻和节俭。我们很多人逛商店，总是她会买东西。有时我要买一件东西，她就用手指着它说：“那个不好的。”在联邦德国，有些商店东西很多，物品富足得很。我们四五个一起走着，王安忆常要在悬挂的皮带制品跟前止住步子。她说：“我要挑一条好的皮带。”又说：“我们女的都喜欢好看的皮带。”无数的皮带，红的、紫的、花的、黑的、深蓝的，闪着亮光。王安忆凑在跟前，仔细地抚摩它们，又伸出手从上往下轻轻地捋一下。
她不怎么参加笔会，也很少旅行。现在她是专业作家了，一个人坐在家里。
我到过她家，记得是一两间的样子。我是夏天去的，刚坐下，她就说：“喝冰水……”水装在玻璃瓶里，就像一瓶瓶的啤酒。
现在她还住在那里。
在那个不大的、宁静的空间里，她不停地写着。到了烧饭的时间，她就停笔烧饭。很多作品就是在这儿写成的，这个不大的空间里产生了多少瑰丽的想象。青春在这儿闪光。
如果不是沉浸在艺术里，一个专业作家这样孤独地熬下来可真够苦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对付日子的办法。生活就是这样。没有盐了，大米生虫子了，日常的琐屑给人增添了烦恼也增添了乐趣。王安忆把盐买回来，再把米中的虫子小心地除掉，太阳也就落山了。
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每一天都将化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