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逝世以后，写字台、书架到处堆满了手稿，他的遗孀玛丽亚.谢苗诺夫娜需用很长时间清理。大部分手稿书信都已送给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彼尔姆档案馆。不久前，她偶然发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四封信和一份遗嘱：信是写给一位将军的，内容是征求将军对作家在描写战争作品中是否真实的意见，而遗嘱中的相关文字更是别有一番意味。
阿氏的遗嘱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在文中，他首先请求把他安葬在他早就选好的地方并且用栅栏围上，而“不要把我埋葬在村子的墓地中，因为好奇的人们将会破坏古老的墓地，践踏我亲爱的同乡和亲属们的遗骸，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互相践踏已经够多的了”。他也不愿被葬在城市的公墓。“我一向对现代化城市感到格格不入”。这跟阿氏一贯体现的乡土情怀、田园情结十分吻合。
阿氏对待自己创作成果的态度十分严肃，他不允许后人出版他生前的未刊文字，“亲朋中有人感兴趣———让他们在纸张中、书信中去翻阅吧，但是，只能是真正的亲朋好友，断然禁止那些企图借机盗窃我的文稿的败类”。
出乎意料的是，以《鱼王》等小说名世的阿斯塔菲耶夫向他的子女提出了“不要当作家”的忠告，他希望有更多一些的人投身到土地劳作中去，创造财富，陶冶身心，繁荣自己的家乡：“我希望我的孙辈之中有谁能够在大自然中，为了大自然而工作……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步我的后尘———当作家或者演员。这是徒劳无益的可诅咒的职业！这是导致人们在各方面都大失所望的职业。回归‘土地’和复兴农村是必须的，否则所有的人都将死于饥饿，我真的希望有人生活在土地上并以土地为生：没有任何工作比农民的劳动更艰苦、更高尚、更必要和有益的了。”
尽管阿氏下过禁令，但是这份遗嘱仍然被公之于众，因为作家的遗孀深为所动，主动把这份遗嘱交给了《俄罗斯报》要求发表，她希望先夫恬淡、纯朴的个性和博大的情怀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感动。
上面这段文字刊载于二〇〇五年初夏国内一家报纸上。
（关于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的介绍有错，他不是出生在一百零一年前，而应该是八十一年前的一九二四年。）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心情从猛然惊愕中重回平静。这位曾经影响一批堪称精英的当代中国作家审美倾向的俄罗斯同行，其最后的肺腑之言，重要的不是对文学的抛离，而是对乡土乡村无边无际的眷恋与深爱。在面对乡土乡村的情感抒写上，不用提及更早一些的蒲宁，单单一个屠格涅夫就让一代代中国作家深感愧疚于养育自己的田野大地。后来的阿斯塔菲耶夫明明是如影相随的时代同仁，却再次成了只能望其项背的伟大前行者。必须清楚地表明，对他的热爱，是因为我也一样地最大限度地热爱着乡土乡村，同时也是为了缓解每每读到那些效颦之作所引发的恶心。
曾经为阿斯塔菲耶夫写过的一段话：在乡村情感上，《鱼王》这本书应该成为中国人阅读的首选。它不应该只是成为某些耳熟能详的作家书写乡村的典范，因为，不仅是在俄罗斯和中国，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它都是关于乡村的圣经。
在那本被我翻得快要变成百年前旧书的《鱼王》中，阿斯塔菲耶夫一遍遍地抒写着在这座星球上只有他才记得住的小小村庄：奥夫相卡。
我回故乡很少出于本意和自己乐意的，通常是要我去那里参加葬礼和葬后宴，因为我有很金融的亲戚、朋友和熟人；在一生中，只要你的亲人们还没像古老森林里年久岁深的老树那样沉重地折断并訇然扑地，你总会得到许多爱，也会去爱人……不过有几次我去叶尼塞河，倒并不是被寥寥数字的讣电召去的，听到的也不是一味的哀号。在河边篝火旁，我也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时刻和夜晚。河面上浮标的灯光闪闪烁烁，河底像缀上了点点金色的繁星；一面听着那些置于身于大自然之中，一面听着细浪拍岸的声音瑟瑟的风响、林涛的低吼，一面听那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围坐在篝火旁边而变得异常坦率的人们不紧不慢地谈天，他们直抒胸臆，追叙往事，直到深更半夜，甚至凌晨，这时，远处山口吐出鱼白，湿润的雾气骤然升起，弥漫舒卷，话语变得含混重浊，舌头也已经不听使唤。火光黯淡下去了。自然界的一切获得了盼望已久的静谧，此时此刻似乎能听得见大自然那颗赤子般纯洁心灵的搏动。在这样的时刻，好像只剩下你和大自然俩俩相对。而且你还会感觉到一种怯生生的神秘的喜悦，觉得这周围世界毕竟还是可以信赖和应该信赖的。于是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慵懒困倦起来，像一片沾满露水的树叶或草茎，直到东方既白，直到鸟儿宛转试啼在经宿犹温的夏日的河边；你将会因体验到一种早已忘怀的感情而微笑；一种空灵自在的心境，不为任何俗念所累，几乎达到了无我的境界，对周围的世界只有皮相的感觉，在这种罕有的内心宁静的时刻，你会感到自己是大千一叶，和生命之树却有一茎相连。在我的家乡一直把各种百合花都叫做萨兰卡。其中人们最爱种植的是一种亭亭玉立的优种百合，它开的花是青色或瓦蓝色的，像雄鸡的彩色羽毛那般美丽，花瓣油亮油亮的，像刨花一般卷曲，我们小时候可吃够这种花瓣了。也有一些生长在高山上的萨兰卡，花瓣殷红殷红的，好像灌满了婴儿纯洁的鲜血，乍一看真以为是手工艺品。其实这也的确是世间罕见的艺术珍品。至于人们，他们总以一己的私意强加于自然，把色彩改头换面，用矫揉造作来毁坏自然天真。我双膝跪下，探手去触摸萨兰卡，它哆嗦了一下，蜷缩起身子来领受人手上的暖气。花儿红若朱唇，形似小喇叭，花心深处像覆盖上了一层白色的天鹅绒，寒霜雾凇似的花粉竟透出丝丝意想不到的暖意。不由得使人想起海外那充满神话色彩的仙人掌和艳射怒放的花朵。‘可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呢，我可爱的美丽的小花儿？’我那被蚊虫咬肿了的眼皮眨个不停，难道我是这么多愁善感的人吗？不，不是的，蚊子闹得我两天两夜没合眼，我累了………甚至在这片人迹罕到的荒凉的河岸上，我对自己这种脉脉柔情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真想在什么人面前为自己申辩几句。
正是秋末冬初时节，原上已是一色浅褐的细草。
一块块盐沼地斑斑驳驳点缀着草原，原野上空乌拉尔山脉显露出一幅云烟缭绕的奇异景象。见不到人的踪迹，听不见鸟的鸣声。牲口都赶在山麓一带。难得才会有一列火车经过。漠漠的荒原上沓无动静。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因此她眼前的一切都飘浮了起来，像大海一样晃动着，她无法看得清哪里是天穹的起处，哪里是大海的尽头。铁轨像长长的水草摇曳飘荡，一排排的枕木犹如海浪排空而来。傍晚时分，幢幢的山影似乎垂得更低，默默地笼住了大地。她在一根低矮的计程路标旁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弥漫在草原上空的清冷空气，然后用手擦了一下眼睛。漆成彩条的路标在她眼前晃晃漾漾地波动了一忽儿，最后现出了本来面目，她微微启动嘴唇，把路标上标明的里数念一遍，又重复了一遍，就转身走下铁路。在一个土岗上———这是消防队员们，也可能是古时候的游牧民用来点燃烽烟的，她找到一座竖着锥形墓碑的坟堆。墓碑上有一颗五角星，但油漆已经剥落。坟头布满了蒌蒿和野草。一旁的蓟草长得和墓碑一般高，羞羞答答地用尖刺攀缠着那久被风吹雨打的碑柱，静止不动的杂草底下不时会爆出一声依稀是琴弦崩断的声音。她跪倒在坟墓前面。‘我找得你好苦啊！’风吹动了坟头的蒿草，把大鳍蓟顶部花托里的浮灰和绒毛抖落下来，音响清脆。艾草撒下一颗颗的种子，干枯的杂草一动不动地挤在皱皱巴巴的褐色地缝里，大鳍蓟顶部徒有其名的花托悉悉牵寒地响着，荆棘擦刮墓碑木柱发出沙沙的声响———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的心里唤起一种绵绵不尽的、永恒的悲哀。这悲哀，每次都是一种新的体验，而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遍尝无遗、完全识透其中的滋味，而茫茫的草原一派灰暗死寂，阴森地耸立着的山脉拖拖沓沓延伸入原野深处，像是蒙上了一尾白殷的盐沼地在远处默默地发出冷冷然的寒光———这一切又使这悲哀变得如此广大，如此无边无涯，简直是永无了时，难见尽头。……她解下了头巾，把脸贴到坟堆上，虽然从山岭处袭来的寒气一阵紧似一阵，令人瑟缩，她的脸颊仍感到泥土里丝丝的暖意。‘为什么你要独自一人躺在俄罗斯大地的中间？’她低吟地问了一句，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
为什么你要独自一人躺在俄罗斯大地的中间？———这些年，再也没有谁的话，能够超越其中的感动。正是阿斯塔菲耶夫先生惊世骇俗的“我希望我的孙辈之中有谁能够在大自然中，为了大自然而工作……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步我的后尘———当作家或者演员，这是徒劳无益的可诅咒的职业”遗言，突现出他那作为乡村圣经的写作的无可替代。
二〇〇七年秋天，在枫叶初红的东湖边，与湖北省农科院一位教授作过一番交谈，年近七旬的老人所言与阿斯塔菲耶夫遗嘱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农业科学方面的专家，很自然地就聊到了水稻之父袁隆平。老人平静地对我说，在农业科学界，大家普遍重育种，不愿意搞栽培。因为育出一个好种子，可终身受用。就像袁隆平那样。其实袁隆平最大的发现，是发现水稻不是自花授粉，水稻开花居然是分母花与公花。袁隆平发现的是母花，那些用来授粉的公花则是大家一起寻找到的。栽培技术研究起来很复杂，也很费力，等到有了成果，操作起来却非常简单，站到田间地头，与没读过几天书的农民对对火抽支烟，就能说得清清楚楚。老人将这辈子全花费在栽培上。一九九七年，省内发生大面积冻害，相关机构预测全省农业要大幅度减产减收。他带人专程到重灾区看过后，负责任地断言，产量不会减多少。老人说，一株麦子一般要分蘖出五到六枝苗，主枝冻死了，别的枝株就会通过大量吸收营养长成新的主苗。这时候只要加施一遍肥就行。以栽培作为学问进行研究的老人，曾在国际上首先发现，残存在冻死麦苗内的大量营养，不会损失，而会输送到新的主苗体内。所以他建议，不得将冻死的麦苗割去做它用。这样的研究花费了几年时间，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钴十二射线探测法，才弄清其机理。正如面对农业科学全无知识的我，老人后来每每只用三言两语就将这些说得十分透彻。如此了不起的学术成果，就算是文盲也没有听不懂的，对此老人用一个最为普通的故事作为形容。譬如一个老人突然死了，什么也来不及交代，就不要急着将其旧物全部处理了，里面肯定藏着他们一辈子的积蓄。麦苗也是这样，冻死的苗叶里，营养还蓄存着。
在老人的经历中还有一些根本就不能当作学术成果总结的。
江汉平原上的沔阳，曾经建造了一座投资七千万的麦加工厂，是为做啤酒配套的。老人到实地看过后，当即断定其难以为继。
做啤酒的麦是要大面积种植的，一齐收割，一齐贮存，如此才能保证其发率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沔阳等地虽然也种大麦，但那是家家户户在棉花地里套种的，栽培过程不一样，收割过程不一样，贮存就更不一样了。这样的麦，能有百分之七十的发率就不错了。如此效益比的麦加工厂绝对要亏损。
老人的话让我明白，为什么袁隆平培育出来的超级水稻理论上产量应该达到两千公斤，而实际产出只有八百到九百公斤。
老人与阿斯塔菲耶夫在不着边际的空间中，相互成为彼此的表里。老人用他的毕生证明了阿斯塔菲耶夫遗嘱的珍贵。阿斯塔菲耶夫用作品论述了老人心灵与乡村的完美融合。
老人与阿斯塔菲耶夫其实最想表达的是，在乡村面前，某些所谓的现代文明是可耻的。就像日亦异化的城市，他们只要乡村，而不需要乡村生活。一如天下之嫖客离不开妓女，只是贪婪于妓女的性器官，而痛恨妓女们的性生活。
诗意的消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所包含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要给这个世界以富足、公平、安定，但也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的社会将会是更平庸、更世俗、更功利。生命中充满诗意的阿斯塔菲耶夫，一定是先一步看到未来诗意的缺乏，他说文学一无用处时，一定是在这个对诗意失去向往的社会深深痛惜。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在灵魂苦涩的时代，假如认为灵魂的无益，总有一天灵魂将会不再护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