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到凋敝
中国的绿色正在多起来。
这是我们走向21世纪时，少有的一个好兆头，谁也不用怀疑一片林木葱郁的国土所具有的生命力。当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经过近10年的惨淡经营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达到13.9%时，这一个百分点至少说明：当人类真心诚意地爱惜大自然时，大自然会给我们回报，当然，恢复信任及弥补过失的道路依然是漫长的。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
每当我提笔写森林的时候，心里总是难以抑制那种对造林者的崇敬，而这样的造林者如今正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平原农田保护林体系、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太行山绿化工程中，默默地挖坑、担水，他们肩负着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某些重要环节的重任，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林业部部长徐有芳说：用绿色迎接21世纪。
这是智者的语言，反其意而用之：倘若我们、一个个腰缠万贯却又置身于干旱、燥热的沙漠中，听21世纪到来时的钟声，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这钟声不正是人类的丧钟吗？
或许，我们应该去森林中寻找。
森林的组织，很像是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大城市，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度的缩影，当然这里说的大城市与国度是带有理想色彩的，谁也不知道上帝赐予我们的森林，在原先是否有某种模式呢？
树木是柱子，或者说是高高矮矮的大厦与住房小区群落。其他森林生物大多是悬挂或依附其间的，那是城市社区的另外一些组成部分。乔木是森林中的主体，也可推而广之说是某一群落的核心部分，包括灌木、草被、动物、菌类等在内的生物群体，与非生物界的地质、地貌、腐殖土、气象、水文和谐构成的自然综合体。
这里没有统治者。
高大的乔木只是为了承受更多的风霜雨雪，并支撑起森林的骨架，拒绝入侵的风。
森林里集中了大量的陆生动物与植物，在一平方米森林表土中有数百万细菌和真菌、数千条线形虫，稍深的土？38层中，每立方米土体就有近千条蚯蚓。它们互相依赖，彼此作用，动物之间有时也发生战争，那是平衡的手段。绿叶是了不起的食物制造厂，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它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糖和淀粉，以满足自己生长和发育的需要。
动物是森林群体的主要消费者，和大城市里的人差不多。要比人类幸运的是，森林里决不制造假冒伪劣品。动物中的一部分以绿色植物为食料，另一部分则捕食以绿色植物为食料的动物，这两种不同食性的动物均不能离开植物而单独，生存。
细菌、真菌、蚯蚓等等则是分解者，它们专心致志地使枯枝烂叶、动物残体和大量的排泄物腐烂分解，变为无机物质，再还原给绿色植物作为上佳的营养吸收、利用。
于是一座森林城市的面貌相当清晰了：这里有严密的分工、高效的合作，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使有机与无机、各个生物种群成为一体，构架了循环不息的能量转化与物质交换系统。
这就是迷人的森林生态系统。
在红松、云杉、黄桦等等的高大之下，空中轮廓的布局会使人想起城市中既非新潮又保持着历史感的那些厚重的建筑一木兰、冬青、槐树组成了这一景观。更靠近地面的则是更大多数人的居住区，也更有现时的生活气息，那是杜鹃、绣球花或一些我们尚不知名的花草组成，由灌木扎着密密而厚厚的院墙篱笆。
随时可以见到四处攀附的高大的藤，在枯萎的似乎巳彷经没有生命力的根部之上，仍然有嫩叶缠绕着乔木。
每一只啄木鸟都是森林虫害医院的独立行医者。
或许有百兽之王老虎一派王者风度地走来，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散步，也可以说它是在巡视这一片绿色的王国。
森林需要的是安静，当阳光照耀它们的时候，因为重重的树荫及树枝相连的网络，极大部分光线被截留了，你不要以为那些小鸟是在唱着太阳的颂歌，它们只是喜欢叫唤一两声或者为了求偶。阳光只是被实实在在地用來怍为转化能量之用，然后才有维持整个森林生态体系的能量转化及物质交换。
森林最惧怕的是来自外力的破坏——尤其是人的破坏。
在森林群落中，人是自以为最高贵的一员。
无论人是上帝造的还是猴子变的，人都曾以森林作为家园，遮风避雨，采实狩猎，不妨说森林是人类最早的学校。
走出森林之后，人类便成了森林群落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成员，迄今为止全世界的森林仍在以每年170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
即便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煤取代木柴成为世界主要能源之后，森林的用途依然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而人口的增长又是如此地急速。建筑、造纸、山区林区居民的取暖，乃至用了一次就丢的卫生筷子，更何况木材还可以换取外汇。
伐木也不再是艰苦的事业。
随着技术的进步，把一棵棵高大的树木伐倒，已经轻而易举。
面对着人的全球王国的森林，恐怖地顫抖了！也就是短短的100年吧，人的影响不再如千百万年来那样稳稳地有限地发展着，瓦特之前的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都是农业社会，那时候世界上的时间要悠闲得多，风转着风车，人240踩着水车，牛拉犁，驴推磨。农人们在春天到来时耕地，然后是人工的一粒粒播种：生产力决定了速度和效率。木材也只是作为盖房用的基本材料及取暧之用，少量的手工作坊已开始造纸，但纸张的需求是极为有限的。据估计，整个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欧洲的能源是1400万匹马和2400万头牛。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长长的骆驼队经过故宫后门，那是清王朝的运输队伍，胳驼队在下午的太阳里缓缓行进，赶骆马它的人叼着烟斗，悠哉悠哉地看着皇城大内，这是典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都市生活节奏。时光之箭仿佛也是悠闲的。
在这缓慢的节奏里，能源的流动量要小得多，能源的消耗与补充富富有余，风车不愁没有风，马、牛总会有绿色植物可吃，骆驼有水喝便可以长途跋涉，至于人力更是代代生息的。
如今，人在地球上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作为地球上的许许多多的生物之一，如今正以压倒一切的态势，借着科技的手段，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王国一“人的全球王国时代”。然而，当人类沾沾自喜于这种看上去好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胜利时，却没有意识到：第一，人类将要对环境的破坏付出代价；第二，人对地球命运也即是未来人类的命运所担负的责任，却依然漠不关心。巨大的按指数增长的物质力量正在控制着人类的命运，成为罗马倶乐部指出的“最成问题的发展”，因为它既能被明智‘地、有节制地用来服务于人，也能被不计后果地用来加速走向人的毁灭。
在含不计后果的毁坏中，森林的被摧残是最引人注目的。
从世界而言，自然生态系统要求对热带雨林予以最大的保护，但目前这些森林却正在以每分钟50公顷的速度处在被砍伐中，按这种采伐速度计算，如今仍然保有的900万平方千米的热带雨林，只能再伐大约40年。“40年以后世界人口增长一倍，而每人所享有的自然资源却只有今天的。”（《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第77页）
在中国，森林的兴衰与河流、土地的兴衰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一幅示意图。
从第四纪最末一次冰期以后，中国天然植被的分布，从东南向西北大致是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在荒漠、草原地带也有天然森林涵养着一方山水，史称原始绿洲。
据泥炭沼孢粉的分析表明，北京郊区在2500—7500年前，分布着以栎树为主的松、榆、椴、桦、槭、核桃树等针叶、阔叶大面积混交林。这些森林的消失是如此之快，以致今天的北京长期为干旱所折磨，而偌大的一片郊野何处还有森林的影子？
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这火光曾使我们的始祖雀跃，或者说那是某种发光的先兆，人类开始吃熟食，有茹毛饮血时不曾尝到过的芬芳，后来又用火来烧山垦荒，由此便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人与火的恩怨缠结，千丝万缕。
尧的时代，大地草木繁茂，禽兽奔行，却少有土地，尧令舜设法，《孟子》中记载道：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尧、舜亲自指令，有人专门掌火，可见这一把焚烧山林的火的规模已经不小了。这是较早留下的我们的先人焚烧山林刀耕火种的文字记载。这种做法历史之悠久，始终伴着中国农耕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直到今天边远山区的一些农民仍然放火烧山毁.林开荒不止。
人口增多、农耕一时兴旺、森林大面积减少，这一模式从古而今，概莫能外。
农业的发展一般都是先在平原，因此中国平原地区几无森林可言。陕西的关中平原，晋南的汾涑流域，河南的伊洛河下游以及太行山以南地区，直到列强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都还有大片的森林。为了吃饭，垦殖迅速，到秦汉时期，《汉书》记载说，“富者田连阡陌”了。华北平原中南部，战国时代人口众多，开拓桑林草原曾使这片属古代宋国的土地一时繁荣昌盛，因而便有了“宋无长木”的记载。到公元前2世纪末，山东山地丘陵西麓，原先遮天蔽日的森林砍伐殆尽，而是“颇有桑麻之业，已无林泽之绕”了。
历史上关于垦殖的情况各个朝代都有记录，有的还相当详细，也算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浩荡皇恩之一端。
黄土高原的陇东、陕北、晋西北及宁夏南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和东胜一带，古来一直是农牧业交替变动、山林草木的肥沃之地。秦代以后不断向这个地区移民屯垦，汉代最甚，使那一带的森林植被几乎被扫荡而光，到明朝时，不仅平原没有弃地，就连山区坡地也在耕种之列，是为梯田。公元1598年即明神宗万历15年，在雁门三关以南的山西镇及陕西都司屯田20多万顷，万历20年又在延绥镇屯田48000多顷，其时便有了“锄山为田”的记载，从永宁到延绥，史书道：“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山西芦茅山西边兴县，到清代中叶仍以大火烧山垦荒播种，如今留下的黄土高原一带哪里不是千沟万壑、光山秃岭？
如果说毁林屯垦还是为了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话，那么历朝历代的帝王大兴土木，修造宫殿、苑禁、官衙、宅第，则完全是为了统治者与权贵们的奢侈、享受了。
秦始皇灭六国后，于咸阳修阿房宫，共征集70万人砍伐蜀、楚等地的林木，杜牧有诗为证：“蜀山兀，阿房出。”毫不夸张地说，历代封建皇朝的都市全是倾一方或几方的山林建造起来的雄伟与辉煌。长安如此，洛阳如此，开封如此。宋代建都开封时，附近已无林木可伐，曾经森林密密的岐山已成土山，便远走湖南伐得各种名贵杉木、楠木、樟树等，或取道渭河于秦陇之间每年采得大木万株以上。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从公元1416年开始，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开始兴建新的宫殿苑囿，4年后基本竣工，为了从江南采伐良木，曾以“10万众入山辟道路”。到了明代中叶，山西北部雁门、偏关之间长城沿线的森林开始被毁坏，而这一带本是边关重地，山高林密，在明朝之初仍然“人鲜径行，骑不能入”。随着明朝国势式微，林木也日见凋敝，盗伐、黑市交易一时成为风气，盗伐者中有达官贵人，有驻边的将士，有附近的老百姓，“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每年贩运到北京再转手倒卖的木材为100万根。
触摸遥远的废墟，回首岁月的烟云，能不能这样说呢——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就是伐木开荒的历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就是名木堆砌辉煌，然后再毁于一旦的历史。
在近代中国人已经淡忘、年轻的根本漠然无知的国耻之中，森林资源的被掠夺也是触目惊心的，你不能不承认，掠夺者的强大有时也体现在为了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目光长远上，？44而被掠夺者的腐败与无能，在一根根木头上为历史留下了不可推诿的耻辱柱。
本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所用木材、机车燃料和数万名修路工人的烧柴全靠砍伐附近的森林供给。与此同时，趁机而来的有日、俄、英、美、瑞典等国的伐木商，扑向铁路两侧的大森林，20年间，伐尽了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沿线100千米范围内的原始森林。
曰本始终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垂涎者，也是最大最残酷的掠夺者。
曰俄战争之后，俄国战败，在把经营铁路权转让给日本的同时，也将鸭绿江右岸伐木的权利转让给了日本。30年中，日本人把铁路两侧50千米以内的森林砍伐净尽悉数运到日本国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的14年中，掠夺木材6400万立方米，为当时东北林区总蓄积量的296，采伐面积为400万公顷。
我们追忆中国森林的历史，是想提醒国人，林木倒地资源被掠夺的凋敝时世之所以不能忘记，是因为在被世界有识之士称为“环保世纪”的21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日本人为环境、资源所作的准备已经远远地走到了我们前面，他们花钱买中国林木而贮备着自己的每一片绿叶，从资源保护的意义上说，这一种公平交易其实决无公平可言，因为树木有价，资源无价，环境无价。
多留下一裸绿树，就是为后人多留下一片福荫。
伐木的历史远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