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文学”与文学新人相对于长篇的热闹，中短篇小说是在沉寂中悄悄地生长，前些时各种“新”的文学主张过后，旗号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业绩效应．于是，我们看到在1995年里“新”的口号并不是主要，而新的人、新的文学内容，切实成为文坛中人所关注的。从上一年度北京的《青年文学》提出“60年代作家群”后，新人的出现，就大都纳入这样的集团中，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定位仪，从这里考察文学加入者的身份更有意义些。可是，在眼下最活跃的作家中，还多是50年代出生的，在80年代晚期进入文坛的。这种年龄段的划分往往显得有些单一而人为造成隔断，就要有一个新的文学行动，对新出现的作家进行归类，于是，新的提法和口号就应运而生。这年度里，最为流布的应当是《上海文学》举出的“新市民文学”大旗，尽管她也属文学突围中寻找“新的生长点”的一个措施，不过，她对当前文化现象的切入，对并不明显而不可忽视的都市白领阶层、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的描绘，为文学发展寻觅了新的内容。倒不是这个口号多么有开创性，因为她着眼于文学与生活的关联，着眼于变化了的读者群所能有兴趣的事，是文化的当代性题中应有之义。文学与读者的精神联结，是文化转型时期最为切实的话题。
文学的读者对各种旗号并不关心，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是在内容上的变化和艺术上的开拓，给读者带来扎实的东西。文学史证明，任何文学主张与旗号的确立或认同，都要有一大批新人涌现为其支撑，一大批创新的作品为其基本，提出“新”的主张过后，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新”过之后，是读者们的津津乐道，是对文坛的一个气象不凡的触动。这样的“唯新是举”，文坛才有活力，才引起公众的兴趣。如果仍然是熟悉的老内容、老面孔，这样的“新”并没有多少意义。
“人文精神”讨论为文化现状号脉与创作不同的是，理论批评界仍在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开掘，有勇者们不惮对理论问题进行开掘，以图推动文化的研究能有所深入。虽然，延续了三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参与者来说，有着“日日新苟日新”之慨叹，然而，公众的冷淡和文坛的疲塌，也使这个讨论进行得难乎为继。一个文化多元多样的时期，流行文化的泛滥冲击，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精神性的探索，都显得有如堂吉诃德似的悲壮。难得的是，有这个作家们提出来的探索命题，还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人文精英们的思考不辍，追求者们的赴汤蹈火的英武。稍作回顾，可以看到，这个讨论的初衷是对时代精神的价值、理想与道德等进行梳理、进行重建。自1995年初以来，由“二王”（王蒙、王彬彬）之争，又引发了所谓“文化冒险主义”、“文化恐怖主义”、“抵抗与投降”等一系列更为宽泛的文学话题，有些同一个时期的政治与时事有些关联。这些，有正面的交锋，火气也不小，不少的人都卷入其中。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讨论多是在各自认知立场上自说自话，或者还夹带有个人的恩恩怨怨，有的你来我往像京戏中的《三岔口》。其实，到了1995年，讨论的深度并不突出，却渐渐地形成了两种营垒的对立，其关键是在开放性的文化精神下，面对商业性、市场化，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如何看待。由这个问题引申出来的话题较多，比如：关于传统精神人格，关于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关于文化精神失范与坚守，关于精神家园，关于文学的道德理想与终极关怀，关于世纪末的学术精神等等，无不涉及。这是个大的文化主题，无论是文化理论，还是文学实践，都可以从这个话题来展开。不过，眼下好像成了强弩之末，在分化合流再分化几番动静之后，在某些不乏意气用事和恩怨之举的不正常交锋中，讨论的深入和坚持应当是学术精神的回归正常。
文学批评的名与实与创作的发展不平衡，批评显得孱弱，不说每年成百上千的影视剧中搀杂不少的劣品水货，也不说铺天盖地各类小说中平庸之作，就是一些反响较大的文艺作品，批评总是滞后，力度、深度和火候都不够，尽管这两年批评界曾发起了几次的反思，1995年里一些文化人开展了“关于批评的批评”，检讨“缺席”、“弱化”、“失语”等等精气不足的文学批评，但总觉得是乏善可陈，可是另一方面，批评的热闹表现在会议批评的风起云涌，从南到北，自东到西，常常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开个讨论会、研讨会什么的，人情似的批评和作秀似的批评，让这类批评更多的是表彰性的。会议批评成为一种家常便饭式的，或者成为一种规模，变得十分重要了。再就是，批评好话送得多，批评变成评好，名与实背反。我们看到，在年末的媒体上，关于盗版滥印、依法护权、诉告索赔之类新闻时有所见。一方面大量的盗版侵权的事层出不穷，一方面利用法规条例维护权益并得到保障的消息也屡见报端。年内的几大宗事件，主要是对外国翻译作品，编纂者或做些手脚，或先斩后奏，虚与委蛇，当事人被惹怒了，诉诸公堂。稍有点名气的出版社和有效益的图书都曾被侵权过、被盗印过，这种文化的扒手防不胜防。作家依法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是出版业和文化人的成熟。当然，著作权的保护，打击非法出版物，完善图书市场，目的是建立规范化的图书市场。
现在在保护著作者的正当权益的同时，对文化社会功用性来说，则又要打破垄断，打破唯利是图，分工合作，致力于的是精神文化产品提升，是文化建设的增强。也有的作者动辄爱打官司，以此作为“出名”的捷径，以致弄得是是非非，真假莫辨。这些都是维权路上所要经历的。
另外，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纪念和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文艺创作出现了“纪念热”、“女性热”。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挖掘鲜为人知的史料，一些重大的战役和战事，成为抗战和反战文学的首选。有些老作家宝刀不老，表现得更为执著。像周而复老先生和李尔重老革命都以亲历者的身份，以皇皇数部大制作，完成了新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出手不凡，在圈子里有好评。这一题材在不少出版社倾力操作下，制定为“精品计划”，找作者、定选题，上下齐心抓，热闹异常。妇女文学话题在1995年里也风光了一把，本来就有些势头的女性文学，因了这一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搭车而行，虽没有渐成大家闺秀的格局，至少是得到了更为体面的高扬。女性丛书在各个书市、书摊上像化妆品一样丰富，女性作家和作者们都乔装打扮、淡妆浓抹，不一而足。还有原本就对性别意识有些愤愤不平，女权意识随时都成为抛置的炸弹，这样的女性作家们，绝对不会放过如此的机会。于是，出版女人丛书，写女性的丛书，就粉墨登场了。其间，虽不乏有精心特色之作，但更多的是搭伙着这趟车，明显就是用商业行为来赚点实惠。因而，恐怕也就随着世事的流转，此类的东西也就尘封一隅了。
1995年文艺现象中值得提及的还有，一些作家像王朔、刘毅然、余华等人尝试电影导演并拍出了影视片；一些文学玩家和写手们在商品文学和广告文学的诱惑下，傍大款、写企业家和政要的个人发迹史、发财史，如何捍卫住、保持住报告文学的严肃性和品位，也向发展中的文学提出了新要求。另外，一些文化运作方式的新现象：嘉德、翰海公司的文艺大拍卖——创下了一幅作品高达1800万元人民币的纪录；司马南揭露伪气功、柯云路的生命科学活动受挫；流行音乐的降温与高雅艺术的升温——京剧艺术、小剧场话剧、芭蕾舞等受宠；国产电影首次投资一亿元拍《大闹天宫》等等。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应了一句俗话：波澜不惊，不火不愠，众声喧闹，主调不明，杂花生树，各领风骚。
这也许是文艺走向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必然，一个标识，也许预示着的是，文艺（文化）并不作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之后，她是在静默地生长着，主调并不是每天都高亢动听的……
4.浮躁的作家沉寂的文学
也许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影响，也许是“世纪末的情绪”（不知这句借来的通用语，准不准确），眼下的文坛，热闹的是作家或者写家们，而创作却相对沉闷，文学在少数圈子里十分可怜地孤芳自赏，飘零落寞。是的，各类文学刊物仍不断地在出版，专业的和业余的作家们在忙碌着；那么多被认为是文学的长篇短制在问世，那么多打着讨论文学旗号的研讨会，仍在不断地召开着，那么多有关文学的话题被与文字有关的人士提起，然而，文学却仍是在圈子里红火，多是悄无声息、沉闷寂寞的，甚至无所作为的。这样说，一点也不算是冤枉，也不是灭文学的威风，即使在圈子里，也没有被看好。有时候，文学有了点声浪，闹腾一下，也多半有文学之外的因素。比如所写的内容稀奇刺激，迎合了部分读者的口味，比如，有某大款附庸风雅，借文学之名，行某某之实，文学成为道具和工具似的东西。也许有人说，这或许是正常状态，文学热闹是文学的不正常，文学不是靠热闹来获得被认可的。但愿是因为这样。
然而，文学既然是一种有益社会人心的精神产物，是提升人类灵魂和精神的火光，烛照心灵，为暗夜和迷茫中照明，没有在更多的大众中流播，没有被更多的受众所认可，她的功能和效用，就大为遮蔽和减弱了，她的存在也可以说是有残缺的。固然，现在大家提倡休闲，提倡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有调节，但是，并不是拒绝文学，更不是取消文学。现在，文学创作貌似新人辈出，各“代”人物粉墨登场，被各种评论鼓噪，但大都属于自说自话，有的甚至流于炒卖的嫌疑。
除了没有引起稍微轰动的作品出现外，说文学沉寂又一表现是，没有代表现时水平、能够唤起人们精神力量的扛鼎之作。在近年里，虽然有几部可以被认为提得起的作品，有写家族历史的，有写民族生活风情的，有重新梳理历史的等等，但这些作品的影响也只在小范围内，而且从题材和手法上说，其创新之处微乎其微。
文学虽然需要沉寂，热闹对文学不见得是好事，但文学的社会反响应当是越大越好，不胫而走，万人诵渎，是理想的文学境界。但这并不只是一种期望。可在目前，却好像只是一个奢望。
那么，文学沉寂而平缓，而作家呢，则并不寂寞。君不见，浮躁张狂者有之，鼓噪而卖弄者有之，自命不凡而怀才不遇者有之，好像人人握昆山之玉，家家抱灵蛇之珠，人人都乃大家巨匠的苗子，写出的东西都是巨著名篇。于是，文坛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重炒作，轻创作；说得多，写得少；感觉良好，苛人责众。
如今文坛，这样说并不言重：在创作中耐得寂寞者寥寥，特别是有些长篇的作者热衷于炒卖。经常见到这样的信息，某某作家有什么什么作品，又是如何有特点，甚至如何优秀，谁谁又是多年磨一剑，终成正果，如何大气厚重云云；再有，哪个名家又有什么构思在腹中，写的什么，将来如何……这就像把一个孕妇腹中的胎儿拿出来示众，谁能否认它不会是畸形，想想也十分可笑。诸如此类不切实际的宣传充斥于某些媒体，其实是作者自己与媒介联手策划的炒作，这只能算作一种无聊的浮躁。出于宣传，媒介发布有关动态信息，但是这类东西，大多写成表扬稿、赞美诗，就没有多少意思，甚至是虚幻的误导。
有些作家借助于信息时代的媒体发生影响，甚至自己站出来为自己当说客（当然不是托儿，而托儿是一人不兼职的），大肆评说只是推销自己，甚至近乎于一种贩卖，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常见现象，作家的作品并不被读者记起，而他的一些可笑的言论、作派，则成为人们的谈资。有些作家的言说，对文坛的指点江山，或者故意口出惊人之语，造成被某些媒体看好的效果，其实也是为了掩饰创作的不足；最可怕的是在对文坛指指戳戳时，夹杂着个人的私货，这种形象屡见不鲜。还有的作者说的比写的多，以说见长，无所不能，不仅是文学，各类社会人生的大小事理，都参与其中，都仿佛是行家里手，其言滔滔，其谠论宏言，似乎颇具煽动性和迷惑性，这时候，作家的形象和角色又变换为政治家、哲学家、演说家甚至官员、人大代表等等。更有甚者，朋党意识，兄弟义气，弄些小动作，众人一词，共同鼓噪，并不在创作上下力气，耐得寂寞，而搞小团体，表扬与自我表扬。
凡此种种，文坛的发展要假以时日，不是计日程功，说世纪之交，创作要有发展，固然是号召，是期望，也是精神的总动员，可是现在的文坛的浮躁气，个中之人，都会以为积弊难改，积重难返。
我们的舆论和批评，应当加强这些方面的警示，庶几可能对呼唤大气之作，文坛新变，有些助益。反之，时下的文坛，只是让那样非文学因素来表演，太有点对不起文学这个盛名了。
但愿，这不是个人的武断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