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来，这老兄在宣传领导部门，也知道了。他曾有过脑外伤，昏迷半月，后做了手术，十分成功，现在事过一年多，没有任何不适。他是要告诉我，脑病并没有什么可怕，现在的技术完全能看好，他是我等众乡人中，有才有位的小兄弟，他现身说法，他的话我信。后来，在我做了手术，王强又过来看，那次，我笑他，没有你的安慰我说不准就倒在手术台上了。
晚上，我的梦多了起来，说些语焉不详的呓语。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的梦多是因这体虚力弱所致。朱兄曾在一次守夜中，想与我梦话对谈，不知是我的大脑电力不够，还是因为接不上线，或者有些防备，没能与其就有关话题深入下去，没有找到日后说笑的谈资。他爱来点恶作剧，可我是早有防范还是他没有找到时机，不得而知。据小光的日记载，“病人梦话特多，全是工作上的事，如版面稿件等”。想不到，我在病中还以一个模范工作者面貌出现，特别是在朋友和家人面前，有意思。
当然，更多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幻觉。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像孩提时一样的梦，有大山，大海，有悬崖；梦见病房的天花板上，有好多好多不规则的图形，还有老鼠蹿；梦见有人在后面追赶，动物凶猛，狼狈地逃跑等等，这些毫不相关的片段印象，让我的大脑在高度的运转中，有些透支。
说给大家听，都说，还挺文学的，真是病久了人也病傻了。梦，影响了睡眠。
大夫提醒得对，来人多了，与大家说话，听大家说事，都影响着血压，影响脑子休息。凯雄又有些严格了。只是单位的同事和小光的同事，来后就在外面的接待室里坐坐。
12月7日星期四
好口福
治疗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几天来头痛有所减轻，主要是腰穿的作用，看CT片子，病灶上的出血点也有些缓和，大夫说今天后就可不做腰穿了。
因为情况好转，就请了医院的护工。晚上，可以由护工全陪看护，但小光不放心，晚上，她还是要亲自在场。
脑子好点，肚子也跟着沾光。食欲增加了，早上竟然恢复了常人的饭量，一大碗牛肉面，还有香蕉，还有蜂蜜水。入院后清苦了多日，肚子和胃都跟着受罪，这几天，也渐渐过上了好日子。
看我的食欲见长，几位“后厨”电乐得服务，曾莉每隔一天就做点面，或馄饨、米粥什么，应红还烧了苦瓜排骨汤，好像她还研究了病人的食谱。朱晖中午来，说门口的生鱼汤不错，他去连汤带瓶子的买过来，我喝了还真不错。朱兄平时很少吃这些腥味的，他知道我的“鱼情结”。我怀疑为了试吃，他可能忍受着，也要弄个第一手资料。难为他了。
品尝这些汤汤水水的，除了口腹之福外，其实是品味这份友情、这份真诚，实在是难得的了。有些东西在平常的时候，在不经意间，容易忽略的，而在这种危急之时，在这天灾病灾面前，更见出情分的重要了。是的，我的危急症状，我的濒危和急救是他们或她们施以援手的理由，但是，那份无私，对于我的真诚关爱，能以世俗之见解释吗？
即使，就这些菜饭来说，也是让人大开胃口的。我想，病床上的饭菜最让人难忘。有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也可套用，饭菜好，病床格外香。
朱兄把单位的事打发后，又安排好了在我这里的时间。哪天，他能来，哪天，他来干点什么，像电视报上的广告节目安排一样，定点定时。看到他一次次地从老远跑来侍候、陪伴，我懂得，什么叫哥们。以至，一次新来的护士看他这么勤便地往医院里跑，颇有疑惑：那个人是司机还是秘书？在她们眼里，朱几乎天天都在这，除了领导干部身边的人，还有这样实在的护工吗？
当然，看他那副施瓦辛格的派头，又不像一个勤杂工。
12月9日星期四
再出血
也许这些天稍见好转就大意了。上午九时左右，有些不对头，上了厕所，卸了包袱，轻松许多，可是，麻烦来了。先是头剧烈地疼痛，再就是血压也高。不好的征兆。
后来，大夫闻讯而来，根据症状看，是第二次出血。大夫说，二次出血十分危险，一般生存的可能很小。这不是危言，这种命悬一线的病，稍有不慎就会一气过去，脑血管病的状态哪位大夫都像抱着定时炸弹，十分警惕。这下子问题可大了。孙大夫很着急，说，要早点做造影。
朱晖兄都说，真是没见过像小光这样能熬夜的。她只是在我第二次出血后才意识到严重性，在所记录的片断中看得出。她也不期望让更多的人为此担忧，她甚至没有告诉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和我家的父母，以及上高中的儿子，知道她自己能够顶着。但是，这次她还是有些不安，后来，她曾说，我当时，真不知事情还会怎么样。她可能是在赌。
12月13日星期一
造影
多次提到的造影手术终于要做了。
“狼来了”，像童话中对魔鬼的恐惧而麻木，这个可怕的检查搞得大家唯恐避之不及，不知深浅，不敢试试。其实，这个检查我早尝试过。在十五年前，肾结石住院检查就先后做过两次造影，只不过那不是危险地带的手术，那局部麻醉，导入管线检索，激光照射等步骤都是一样的。等待着，早晚有一回，没什么可怕的。
早在三天前就有护士小姐来，说要“备皮”，我不明其意，后来大夫稍做解释，才明白为了手术方便，把体毛剔掉，朱兄相视而笑，说看你的了，其意好像是把我那点隐私完全交出来似的。
护士的手是麻利而职业性的，小会儿就完成了我一生都很无奈而尴尬，也记忆尤深的事。半月的病床生活，冬日的天气里让一床大被捂着僵硬的身躯，找不到任何的感觉，这个时候，任何治疗都成为一种麻木而求生的过程，稍有放松和疲沓的情绪，就那样子吧，反正都要经历的，我还是作如是想。
俩妹妹从武汉来，她们得知消息很晚，我没有想告诉，让父母担心。后来他们奇怪多长时间了没有个消息，才被追问到的。作为家里的代表，她们来也是精神安慰。
建法又从上海飞过来，他在沈阳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是一家品位高而赔钱，十分难办的刊物，他找好稿，化缘求助，四处出击，还三番两次来北京守护。他是个想别人比想自己多的人，人说如今的人多半是利己不损人，而建法好像例外，是不损人又不太利己的。这大概不是我一人的看法。
早上八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天有些冷，我裹着棉被等着，大夫因为别的事稍晚一步。朱晖、李辉和凯雄三人陪我等待。
一会儿说有人夹塞，把我的时间往后延了。李辉是个急性子，他觉得这样的事也太那个了，好歹我们也是从高干病房安排来的，好歹我们也认识个大夫的。说这些，他自己也觉得是个气话而已。他是我部门唯一的联络员似的人物，后来，总编老许还同我说，你住院时部门的人都很关心，派李辉联系，其实，说得不太对，李辉的帮助，纯系个人行为，如说有关系，我说，他是我们湖北老乡，出门靠老乡嘛。说这话是玩笑，而老许已过世一年半了。
折回病房后，到十点半，才上了手术台。孙大夫和几位助手，在一台电脑前开始操作，用了40分钟时间，做完了。当时，我是局麻，躺在无影灯下，由大夫指挥着翻着身，头脑还清醒，不时回答大夫的问话，也是手术的必要程序。感觉明显的是一根管子从股动脉里进入，横冲直撞，稍有些不适，也就那么一点异样的感觉。及至后来手术结束，我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大夫说，下次的正式手术大约也是这样子的。
手术后，十二小时内不能动。说实话，回到病房有些后怕，才知这之前，曾有家属签字的程序，是怕有个三长两短的，责任分清。我好生的糊涂，一直在病床上躺着，都没有对这命的归宿有一点思想准备，是属于大大咧咧的人。比如，当你上了这个难过的手术台，面临危险甚至是死神考验时，你就没有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想到点后事，向家人交待一下，有哪些必须处理的事。
这些相对于一条生命而言，无足挂齿，可是，毕竟是有这样的风险，旦夕祸福，也不为鲜见。我也是在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