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有些文化官司在我看来是炒作，也有的借此以出邪名，所谓表扬了你没人知，批判了你成了名。
有些人就故意找茬，在那儿等着你去同他“较真”，俟机同你“较劲”，于是，英名和骂名他都要。告了你的状，出了他的名。即便官司不赢。
打官司告状，渐为文化领域一道“风景”。只是，斑驳芜杂，沽名钓誉者，借机发点歪财者，或者趁机泄愤报怨者等等，不一而足。也许我言重了。我们欢呼法治，该打的官司还要打，但提倡依法办事，也要讲道德，读书识理的文化人，更是如此，尤其是所谓名人们。
29.请多为读者着想
前些时到外地出差，给小儿买回一本《三百六十五夜故事》。
孰料，回家一看，与原来买的《三百六十五夜》一书，除了版式、目次有变化外，内容大都重复。
翻着这两本不同封面而内容却差不多的书，我想，出版者也许心存好意，让再版书有新的面貌问世，让孩子们更添喜爱。但对于读者来说，却不免枉花了钱。
问题还有另一面。在今天滥出、乱出一些离奇、怪诞和低级庸俗的图书时，我怀疑那种“改头换面”的做法，是不是也为了“多赚几个”的方便。在不长时间内为了同样内容的书再版，何须在“面目”上来这个花样呢！
近日在北京碰到另外的事，更令人疑惑。一份报道电视广播信息的报纸，因新年一过，增加了版面，于是价格也加码。也许有人会说：增加了版面，当然要加价嘛。问题是为什么非要把原来的版面“抻”多。而有的电视周报并不增加篇幅，却也提价几分？
为读者计，还是以老实的态度，力求内容的实在、精当，在满足读者需要的同时不要增加读者的经济负担为好。而那种趁我们书报价格法规不健全而随意提价（或变相加价），掏读者（尤其是小读者）腰包的做法，实在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0.电视时间的随意性
时间的价值是神圣的，任何人不会怀疑。可是，生活中有些事却有意无意地与之相违。晚饭前后，人们“按图索骥”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本来十分惬意的娱乐欣赏，往往被突如其来的干扰所破坏，没完没了的广告本已令人生厌，而眼巴巴地等待的节目不明不白地被改换，更让人不能不有受骗之感。
电视节目时间，公之于报端，有一定计划性，给观众以方便。
可是随意变化（当然特殊情况除外，比如现场直播），就令人不解了。笔者听说电视节目一般都事先制作好，时间的长短较明确，否则电视报上的几点几分如何得来。既然，每个节目都很确定，为何播出时往往误差甚大，特别是周末、假日里，一些节目推迟十数分钟或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左右，乃司空见惯。
电视有“家庭文化”之说。“家庭文化”有它的消遣性、随意性。观众不可能在报节目的时间都打开电视机，有时候是按预告选择自己爱看的节目。如果不按照节目报上的预告，岂不难为了观众。前些时，有的电视台采取打字幕的办法，将改变的节目和时间报告，可惜，没有坚持下来。而这样做，也只能是临时“变通”，对那些依据节目报掌握时间的观众，并没有多少方便。
是电视台办的电视报，要求节目时间大致准时，并不是苛求吧。
遵守自己制定的时间，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31.炒作者言
本人写作数年，出书可谓多矣，不说著作等身，也是洋洋数千万言，君不见，哪个出版社没有出过我的书，哪个书摊不卖我的著作：哪些个报纸、哪些个刊物等，没有我的介绍，没有我的评论。就说这本新书吧，问世没几日，评论文字就铺天盖地，当然，是那些哥们的功劳。还有让我所料不及的，那本小说的构思还胎在腹中，却有几位兄弟抢先发信息，找来记者采访我，结果记者下笔千言，那对我的理解、了解，真是知心知肺。我向来做人低调，你看，本来是让我去参加签名售书的，无奈，我的书被盗版者看中，主办者们的准备图书都是些盗版的，我就免了，可是，不行，还让我去一次。也不知是准发明的，这个签名售书的花样，令人叫绝。一是作者不管是否有名，都可以摆个位子，在那里搞这个名堂，有的还是弟兄们来当托，假模假式的当回事，所谓的虚假的繁荣是也；二是这么个终是为了促销，美其名日与读者近距离交流，但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被请的人当然少不了出场费，或者把那些卖不出去的书，打包借机推销出去。君不见，这个玩法大大的流行，多多的常见，我也就随大流了。俗话说，身不由己也。本人生性木讷，要不好多机会都失之交臂，比如，有些会让我出席，说是还要摆上主席台的位子，我当时就没有答应下来。可事后一想，何必呢，不就是做做样子吗？据说现在时兴作秀，让一些像模像样的人，在那里弄上个这活动那活动的，还请一些吹鼓手，其实也挺滑稽的，像道士作法场似的；还有更邪乎的，为了出名，把别人拉出来指责一番、鄙夷一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我都是写文章的，一口锅里混口饭吃，何必啦，这种姑嫂斗法、兄弟阋墙那是我等之人所作所为的吗？那样子还有斯文可言吗？
可是，没有办法的呀。电视要我，还说把我的家人、老婆、女儿也出镜，真是老少爷们一起上。可有人火眼金睛，那天我们夫妻就唱了个双簧，可被明眼人发现了。还不是为了我那本小书，唉，也是没得办法的呀，有了名就由不得自己了。那出版社也算讨厌得可以，把一帮有名无名的常露脸的主，找到一起捆绑一道，说搞个什么“名人文化大餐”，还有家人亲人系列化，这不，小品赵都可以谈风尘，播音李都可以写什么岁月，电影张也有日记出版，连那小女子没多大，也有什么写真口述实录的问世，还有什么人也是这青春那笑脸的，我也就不吝了，总也多年混得个脸熟吧，也被拉进了这个圈子里。可实在说，我也就写了个题目，不好意思，都是那些枪手们的心血，这年头什么人没有个替身的，想想，我那个时间是金钱、时间宝贵的人，那个初小的文化底子，能写这洋洋洒洒的东西吗？反正现在出版社卖的是名、是点子，也就无所谓了。这下子，又要我来签什么名售书的，还不又是为了掏读者兄弟们的腰包吗？不好意思，这点东西，值多少斤两，我自己算最清楚了。只怕误人子弟，遭遇打假，就说不清了，反正，执法队还没有细查到这会场上吧，趁早，这夫妻双簧演下去再说，无论如何，吆喝一下，回去就可喝一盅了。
32.辞典由谁编
近几天，《北京晚报》和《新民晚报》相继报道同一事，几年前因编辞典极不严肃，而倍受舆论批评的王同亿，最近又编了一本“更大”的《新世纪的现代大辞典》。在这本辞典里收入了一些所谓的“新词语”，有一些不太文明近乎黄色的词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辞书专家指出，编纂者的态度极不严肃也不认真，这辞典只会贻误青年学子。果然，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说，有一个学校的几名中学生，挑出了其中不少的错讹，比如一名学生发现了“上海”词条中“面积”项就错了，简单如此的词条都不能让人相信，遑论那些所谓“现代”的内容。据说，这本有许多明显错误的辞典，还在一些书店里热销，令人十分担心。
五六年前，同样是这个主编，在海南某出版社编纂了一本错误也不少的辞典，引起了批评，笔者曾对此也发过一番感慨。当时的情况是，那本辞典收入了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释文相当不严肃，这种借手中的权力以营私，有人批评说，像时下搞腐败的人一样可恶。这种斯文扫地的事，人们自然嗤之以鼻。当时，迫于舆论的压力，那本辞典没有卖下去，不知何故，这样拿严肃认真的文化工作开玩笑的事，竟又死灰复燃，不能不引起思考。
编辑工具书和文献资料类的图书，技术性要求很高，知识准备要足，是有严格的规范程序的。如果随意找一帮人，搭一个班子，东拼西凑，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绝不可能编好被学人当作经典的图书的。古人就不必说了，仅是当代，编纂《辞海》费尽了多少人的心血，又有多少专家学者焚膏继晷，以至献出生命。几年前，一套《现代汉语大辞典》，是数家出版社，上百个大学、研究所的数百名专家，历时十年，有所谓“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才宣告功成。而上面说的那种几个人就胆大妄为，随意为之，视严肃的辞书编辑为儿戏，真是无奇不有。在条目上，搞些“举贤不避亲，不避友”的庸俗之事，实在是荒唐得可以。
更主要的是想到出版者的责任。图书出版的最后一关是出版社，责任编辑的责任最为重要。如果没有把好这一关，即使任何有来头的作者，有名堂的书籍，不见斤两的书稿，都不会蒙混过去。有些编书的人，对市场的商业运作十分在行，摸清出版单位赚钱的心理，一不小心就给你设个圈套，而有些出版者们往往是在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成为一些文化掮客的俘虏，教训不少。如果对一些等而下之的书稿，没有相应的鉴赏能力，应当在心里多问一个为什么，这样，也许会多了一份责任，少了一点主观片面造成的麻烦和损失。
我固执地认为，图书编辑应当有分工，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十分都能都专一样，术业有专攻，辞典类的工具书、文献性的专门经典书，应当是专门的出版社来做，口子不能开，否则王同亿、张同亿们就会多起来。如果把不了这个关，泛滥的辞典、劣质的图书，就会禁而不绝，误人子弟，继续会闹出各种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