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量南北，杂说京沪——当前文学断想
一
当今文坛有没有一个派，不好说；当今文学界的某一类创作，能不能从一个地域来划定和规范，也不好说；叫做什么派的，或者冠以什么味的文学，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增加“卖点”，收一回成本，或者推出一个作家，成就一方人士，也不好说。人说，当今文坛是杂语喧哗，诸神亮相，跑马占地，大小鬼争位；又有人说，当今的文坛，是老树新枝，小树奇葩，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目迷五色，各领风骚；还有人说，文坛最耐不得寂寞，没有的要叫板呼唤，有了的就应声鼓噪，献媚市场，推销促销，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因此，提出文化和文学的“南派与北派”、“京派与海派”等等，好像太专门太学究太迂执太形而上了。也有人说，眼下文化进入大一统，世界变小，地球村，人类意识，说派分党，好像太局限太狭小太具体了。
当一个热闹的文坛，没有主调，众声喧闹，荤素全席，鬼神共舞，用一个传统的话题来梳理，是不是太那个，又太不那个了。
所以，面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时态，面对文学的“五胡之乱”，说京派海派，说南方北方，是个难题。
如果说，有一种文化形象发生学曾在过去备受关注，以研究海派风格群体为其课题的话，而今这活儿很少有人去干，因为他所面对的多是一些个难以诠释、难以作解的，说清楚恐怕也并非三言两语能打发的问题。所以，说京城沪上，说南北东西，这派那派，虽话题老旧，却好像白头“说玄宗”，恍如隔世。
不过，设若数典寻根，从老辈人那里找根据找说法，何南何北，把京畿沪上作为有特点的地域文化现象来评说，自上辈人上上辈人就开始了。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为此撰写专文，最著名的有鲁迅先生的《北人与南人》、林语堂的《北方与南方》等。在我的印象中，过去说南北的异同、南北的划分，多是以北京和上海为轴心为圆点，辐射开来。所谓南北之比较，多是从北京与上海的比较，北派的代表是北京是所谓“京派”，而南派的代表则是上海，是所谓“海派”了。如果说南北文化是凝铸了华夏文化的基石的话，而京派与海派则是她的集中体现。
近年里，理论的思维变得是一种奢侈。君不见，这种从地域特色的区分和关注渐次淡漠，论者们连过去多为提及的文学以至文化的群体性，也少有涉及。这是因为，当今文化呈多元驳杂状态，繁复的文学景观，难以用地域特色和风格流派梳理，各种文化取向大多呈现出一种外向发展的趋势。碰撞与交融，杂取与糅合，成为当今文化或文学的一大走势、一大潮流。在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交汇成为时尚的时候，当不同的文化风貌竞相展现，各种文化潮流风行的时候，所谓“山药蛋”、“荷花淀”等某些区域性划分，并不全是人们认识当今文学现象的一个坐标。
还是那句名言，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所以，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现代化文明进程期冀着同世界接轨的社会，文学和文化，成为开放宏阔的形态，吐纳八方，本土文化的区域性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也由内敛血脉变为外向收取。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此，一个地域的文化如此，甚至一个群落的文化也复如此。
如果我们不惮固执、吃力不讨好地对这派那派说三道四的话，我们难以脱开既成的定式，也难得走出前人的思路。所以，我们的话题只能是“打量”南北，“杂说”一下京沪而已。
二
如果我们沿用这个“派”的说法，我倒觉得不妨以南派和北派论及较为确当。鲁迅先生当年曾由海派与京派论争，而谈到北人与南人的异同，说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今人余秋雨、杨东平诸先生也曾说到地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人文精神的差异。那么在当今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中，南北相较，异同何在？
诚然，在诸多先贤同侪中，论及到北方南方，忘不了拉出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立论，文学的种族、环境与时代的三要素，决定了她的性质她的面貌。当天阔地远、大漠落日、古道孤烟的苍凉，同征夫泪、羁旅情怀、金戈铁马、号角连营，发为心声，融会为文学，是一种高亢昂扬、感天泣地的诗篇；而小桥流水、杏雨江南、风行荷上的物华风情，造就了一种婉转曲致、神秘诡黠的文学魅力。前者有急公好义豪侠之气，而后者多是阴柔细绵的纤巧。这大致成为数千年来两种文学的基本特色。在今天的文学中如果单是从其风格情态来看，仍然是北方雄浑与南方的绵邈，仍然是大江东去的浩气豪气同绿杨荫里的灵动和清丽曼妙的区别。
但在文学最本能的意义上，北方长期以来的重教化的功用，人世情结，帝王之气，挥斥方遒的政治意识，又使得文学具有老大不掉的经世致用的人世之风，每每在“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的理想中，寄寓着文化的功用意识，寄寓着高歌豪迈的人文抱负。而南方的文化民间性的特色，重商的传统，致使文学的娱乐性突出。这曾经为众多论家所涉及的文化特色，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这两种文化、两种文学的基本点。
也可以说，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南北文化差异在今天仍复如此。我们还看到，从北方的文学领地上，那边关的诗情勃发，那黄土地上征服大自然的心声，那黑土地上人们对历史的诘问，那关中地方对民族主力的开掘，都无一例外地把当今文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到极致。这无疑形成当今北派文学的主力军。而从南方文学的方阵中，我们也不难找寻如上的文学景象，可是，南国变化流动的生活，多化为文学精细的情调，廓大荒寥的背景，在流变而轻盈的文化因子中，多浸润出风动幡转的哲思，数千年来屈子行吟的奇崛浪漫和六祖慧能的禅意高妙，把南人坚韧顽强、精细覃思、生生不已的精神，糅合到文学的情致上。北方的文学多是内容上的气势雄浑，所谓燕赵多慷慨之士，临风悲歌，壮怀激烈，萧萧水寒，成就一世文名和英名；而南方的文学则在情调和形式的精致上，多变化和创造。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当一种沉郁浑然的文学之气象，与另一类阴柔蓊蕤的文学风格，出现在不同地域方位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婉约和豪放的区别，透过表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心文气的不同。与此相类的是，北方的文学注重的是传统，是宏大的规模，鸿篇巨制，从司马迁的史传传统到明清四大古典小说的大场面，都是以宏阔的篇幅和纵览生活的笔力，宣示了北方文学的思想的穿透力，而南方的阴柔清丽、神秘而狡黠的气韵内涵，在灵动精致上，留给历史的是清幽峭丽。以散文为例，北方的游侠孤傲的灵魂，与南国的“夕阳下的小女人”情调，最显明地划出了自古以来“秋风胡马塞北”、“杏雨春风江南”的不同。
文学北派南风，千年以降，在最基本的风格上，是一阴一阳的比照互补，是一种对比中的美丽。
这数千年的南北文学的传统风格其变异十分的沉滞迟缓，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两极风格中，北派与南派，基本葆有着原生的文学情态，这也应合着所谓文学发展的时代性、人文传统和地域特色的说法，而在一个信息时代，一个新的文化精神观照下，这种老大的风格，也同我们今天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些许的变异。这个变化和变异，也增加了论者们专门从地域性考察文学的难度。没有了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文学分野，没有了过去显见的差异。更不用说，在同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交流，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也发展了对文化的认识。
幸也，憾也，不太好说。
三
京派文学如果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她的存在更多的是研究的意义，换句话说，所谓“京派”，早已名存实亡。京派文学，我以为，从老舍一脉就走向式微。北京作为文化重镇的人文内涵，作为首善之区，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文学的认宗立派方面，占有绝对的天然优势。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无论京派是否还能成学立派，是否还有继承者，是否还有代表派别和学说的真功夫，在某些习惯思维者那里，仍把她作为一个流派来信奉。
所以，如果说京派曾作为历史上一个文化现象存在过的话，而今这个文化的流派已成为零散的碎片，作为文学更是没有一种特定的内涵，缺少代表特有的文化内涵的作品和作家。仅是那种写地方土著生活，或者描绘京城都市的斑斓光影，是不足以构成文学特有的阵势的。另一点，主要的是，如今描绘北京大都市文学或文艺的，其主力军都是一批新生的作家们，他们对作为北派文化的代表京派文学多是从逆反的思维出发，如果说有所继承和借鉴的话，是它的戏谑性和幽默感。在同样描写都市生活的文学中，京城的作家们调侃味浓于沪上作家和南方作家。同样，首都的权威意识，天子脚下的皇都意识、政治情结、自负情结和老大情结等等，熔铸了京城作家们的敢言敢写的勇气。当代文学史上的最主要的几类文学现象，都少不了北京作家的参与。说京派的不复存在，还有一点是，首都的文化人大都是来自外地，从出生来说，南人居多，而在京都实际上是两拨人：一是属于北京市辖，这类人又多是本地生长，从地段上划分是地道的京派骨干；一是生活在北京，而工作在中央机关，纯“北京意识”弱少，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北京本土文化不熟悉，相融也太难，而且这类作家创作生产力也较旺盛，无形中对形成本地文化流派是个耗散。目前，形成京派文化的合力业已消散，尽管京城文学当中，曾有过少数的创作集体，也出现过共同创作打响了的作品，比如，运河文学，但是，由于缺少相近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人员成分纷杂，也就难以再现一个流派的成绩。
相对而言，海派沪上的文学相似性更多一些，或许是南方文化的相融性强，或许沪上的文化内质本身的凝聚力，也或许作为地域特色的上海城市文化更为显著更为单质……尽管在海派文化的传统中，个人性的操作较之北方来说更为单纯，可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现象，上海的都市风格和情致，尤其是写当下城市生活所展示的文学面貌，是其他地方的作家们所不及的。上海的文化传统不及北京深厚，但开埠以来对外域文化的汲取，则是其他城市所不及的。上海文人的机敏和精细，干练和潇洒，能够在逼仄的题材里完成漂亮的活计，冲破亭子间意识、走出城隍庙的意识，俯瞰文坛急于功名的心理，在大上海都市气象中，不免透示着文人的小家习气。沪上的文学运作多是不张扬不叫卖的，却往往因了操作的精到而能得成。有句流行的话是，北京人看所有的人是外地人，上海人看所有的人是乡下人。确实与否，不去管它，但清高和自负作为人与生俱来的陋习，而在上海人那里通过这样流行语更为彻底地得到揭示。文人相轻，往好的方面说，是一种动力。也许人们对文学的所谓地域方位的划分仅仅是一种理论的阐述，一种文人的庸人自扰。
2.好梦中的隐忧——近期长篇小说漫议
大约在进入90年代之际，当代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渐渐地成为强劲的阵势，所谓的“热潮”出现。每每在有关文艺信息中，可以看到长篇小说一不小心又冒出了一部（篇）。有关人士颇为自得：专业作者引以为荣，新秀后进以此步入文坛，组织领导者以此为年度政绩，出版经营者以此为获取利润……长篇小说做着各色各样的好梦，弄得有人以为长篇小说的时代正在到来。
是的，不可否认，眼下文学创作中最为热闹的仍然是长篇小说。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良莠混杂、铺天盖地的作品在出版社或杂志上刊行问世，为数不少的作品讨论会在不同的规格上风风光光地召开着，不少的媒介在做这样那样的炒作，有关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重视和关爱……据有人统计，坊间书摊上被冠之为长篇丛书成长篇新作的不在少数；每天两三部作品问世，令读者即使是专业读者也目不暇接。在这个众多作者趋之若鹜、跑马占地、大批量地产生的热闹背后，藏匿着不可忽视的隐忧。有人认为这是虚假的繁荣，有人认为是花多果少，等等，都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