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雪泥鸿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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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事乱弹(1)

1.打量南北,杂说京沪——当前文学断想

当今文坛有没有一个派,不好说;当今文学界的某一类创作,能不能从一个地域来划定和规范,也不好说;叫做什么派的,或者冠以什么味的文学,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增加“卖点”,收一回成本,或者推出一个作家,成就一方人士,也不好说。人说,当今文坛是杂语喧哗,诸神亮相,跑马占地,大小鬼争位;又有人说,当今的文坛,是老树新枝,小树奇葩,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目迷五色,各领风骚;还有人说,文坛最耐不得寂寞,没有的要叫板呼唤,有了的就应声鼓噪,献媚市场,推销促销,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因此,提出文化和文学的“南派与北派”、“京派与海派”等等,好像太专门太学究太迂执太形而上了。也有人说,眼下文化进入大一统,世界变小,地球村,人类意识,说派分党,好像太局限太狭小太具体了。

当一个热闹的文坛,没有主调,众声喧闹,荤素全席,鬼神共舞,用一个传统的话题来梳理,是不是太那个,又太不那个了。

所以,面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时态,面对文学的“五胡之乱”,说京派海派,说南方北方,是个难题。

如果说,有一种文化形象发生学曾在过去备受关注,以研究海派风格群体为其课题的话,而今这活儿很少有人去干,因为他所面对的多是一些个难以诠释、难以作解的,说清楚恐怕也并非三言两语能打发的问题。所以,说京城沪上,说南北东西,这派那派,虽话题老旧,却好像白头“说玄宗”,恍如隔世。

不过,设若数典寻根,从老辈人那里找根据找说法,何南何北,把京畿沪上作为有特点的地域文化现象来评说,自上辈人上上辈人就开始了。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为此撰写专文,最著名的有鲁迅先生的《北人与南人》、林语堂的《北方与南方》等。在我的印象中,过去说南北的异同、南北的划分,多是以北京和上海为轴心为圆点,辐射开来。所谓南北之比较,多是从北京与上海的比较,北派的代表是北京是所谓“京派”,而南派的代表则是上海,是所谓“海派”了。如果说南北文化是凝铸了华夏文化的基石的话,而京派与海派则是她的集中体现。

近年里,理论的思维变得是一种奢侈。君不见,这种从地域特色的区分和关注渐次淡漠,论者们连过去多为提及的文学以至文化的群体性,也少有涉及。这是因为,当今文化呈多元驳杂状态,繁复的文学景观,难以用地域特色和风格流派梳理,各种文化取向大多呈现出一种外向发展的趋势。碰撞与交融,杂取与糅合,成为当今文化或文学的一大走势、一大潮流。在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交汇成为时尚的时候,当不同的文化风貌竞相展现,各种文化潮流风行的时候,所谓“山药蛋”、“荷花淀”等某些区域性划分,并不全是人们认识当今文学现象的一个坐标。

还是那句名言,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所以,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现代化文明进程期冀着同世界接轨的社会,文学和文化,成为开放宏阔的形态,吐纳八方,本土文化的区域性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也由内敛血脉变为外向收取。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此,一个地域的文化如此,甚至一个群落的文化也复如此。

如果我们不惮固执、吃力不讨好地对这派那派说三道四的话,我们难以脱开既成的定式,也难得走出前人的思路。所以,我们的话题只能是“打量”南北,“杂说”一下京沪而已。

如果我们沿用这个“派”的说法,我倒觉得不妨以南派和北派论及较为确当。鲁迅先生当年曾由海派与京派论争,而谈到北人与南人的异同,说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今人余秋雨、杨东平诸先生也曾说到地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人文精神的差异。那么在当今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中,南北相较,异同何在?

诚然,在诸多先贤同侪中,论及到北方南方,忘不了拉出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立论,文学的种族、环境与时代的三要素,决定了她的性质她的面貌。当天阔地远、大漠落日、古道孤烟的苍凉,同征夫泪、羁旅情怀、金戈铁马、号角连营,发为心声,融会为文学,是一种高亢昂扬、感天泣地的诗篇;而小桥流水、杏雨江南、风行荷上的物华风情,造就了一种婉转曲致、神秘诡黠的文学魅力。前者有急公好义豪侠之气,而后者多是阴柔细绵的纤巧。这大致成为数千年来两种文学的基本特色。在今天的文学中如果单是从其风格情态来看,仍然是北方雄浑与南方的绵邈,仍然是大江东去的浩气豪气同绿杨荫里的灵动和清丽曼妙的区别。

但在文学最本能的意义上,北方长期以来的重教化的功用,人世情结,帝王之气,挥斥方遒的政治意识,又使得文学具有老大不掉的经世致用的人世之风,每每在“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的理想中,寄寓着文化的功用意识,寄寓着高歌豪迈的人文抱负。而南方的文化民间性的特色,重商的传统,致使文学的娱乐性突出。这曾经为众多论家所涉及的文化特色,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这两种文化、两种文学的基本点。

也可以说,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南北文化差异在今天仍复如此。我们还看到,从北方的文学领地上,那边关的诗情勃发,那黄土地上征服大自然的心声,那黑土地上人们对历史的诘问,那关中地方对民族主力的开掘,都无一例外地把当今文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到极致。这无疑形成当今北派文学的主力军。而从南方文学的方阵中,我们也不难找寻如上的文学景象,可是,南国变化流动的生活,多化为文学精细的情调,廓大荒寥的背景,在流变而轻盈的文化因子中,多浸润出风动幡转的哲思,数千年来屈子行吟的奇崛浪漫和六祖慧能的禅意高妙,把南人坚韧顽强、精细覃思、生生不已的精神,糅合到文学的情致上。北方的文学多是内容上的气势雄浑,所谓燕赵多慷慨之士,临风悲歌,壮怀激烈,萧萧水寒,成就一世文名和英名;而南方的文学则在情调和形式的精致上,多变化和创造。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当一种沉郁浑然的文学之气象,与另一类阴柔蓊蕤的文学风格,出现在不同地域方位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婉约和豪放的区别,透过表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心文气的不同。与此相类的是,北方的文学注重的是传统,是宏大的规模,鸿篇巨制,从司马迁的史传传统到明清四大古典小说的大场面,都是以宏阔的篇幅和纵览生活的笔力,宣示了北方文学的思想的穿透力,而南方的阴柔清丽、神秘而狡黠的气韵内涵,在灵动精致上,留给历史的是清幽峭丽。以散文为例,北方的游侠孤傲的灵魂,与南国的“夕阳下的小女人”情调,最显明地划出了自古以来“秋风胡马塞北”、“杏雨春风江南”的不同。

文学北派南风,千年以降,在最基本的风格上,是一阴一阳的比照互补,是一种对比中的美丽。

这数千年的南北文学的传统风格其变异十分的沉滞迟缓,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两极风格中,北派与南派,基本葆有着原生的文学情态,这也应合着所谓文学发展的时代性、人文传统和地域特色的说法,而在一个信息时代,一个新的文化精神观照下,这种老大的风格,也同我们今天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些许的变异。这个变化和变异,也增加了论者们专门从地域性考察文学的难度。没有了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文学分野,没有了过去显见的差异。更不用说,在同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交流,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也发展了对文化的认识。

幸也,憾也,不太好说。

京派文学如果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她的存在更多的是研究的意义,换句话说,所谓“京派”,早已名存实亡。京派文学,我以为,从老舍一脉就走向式微。北京作为文化重镇的人文内涵,作为首善之区,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文学的认宗立派方面,占有绝对的天然优势。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无论京派是否还能成学立派,是否还有继承者,是否还有代表派别和学说的真功夫,在某些习惯思维者那里,仍把她作为一个流派来信奉。

所以,如果说京派曾作为历史上一个文化现象存在过的话,而今这个文化的流派已成为零散的碎片,作为文学更是没有一种特定的内涵,缺少代表特有的文化内涵的作品和作家。仅是那种写地方土著生活,或者描绘京城都市的斑斓光影,是不足以构成文学特有的阵势的。另一点,主要的是,如今描绘北京大都市文学或文艺的,其主力军都是一批新生的作家们,他们对作为北派文化的代表京派文学多是从逆反的思维出发,如果说有所继承和借鉴的话,是它的戏谑性和幽默感。在同样描写都市生活的文学中,京城的作家们调侃味浓于沪上作家和南方作家。同样,首都的权威意识,天子脚下的皇都意识、政治情结、自负情结和老大情结等等,熔铸了京城作家们的敢言敢写的勇气。当代文学史上的最主要的几类文学现象,都少不了北京作家的参与。说京派的不复存在,还有一点是,首都的文化人大都是来自外地,从出生来说,南人居多,而在京都实际上是两拨人:一是属于北京市辖,这类人又多是本地生长,从地段上划分是地道的京派骨干;一是生活在北京,而工作在中央机关,纯“北京意识”弱少,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北京本土文化不熟悉,相融也太难,而且这类作家创作生产力也较旺盛,无形中对形成本地文化流派是个耗散。目前,形成京派文化的合力业已消散,尽管京城文学当中,曾有过少数的创作集体,也出现过共同创作打响了的作品,比如,运河文学,但是,由于缺少相近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人员成分纷杂,也就难以再现一个流派的成绩。

相对而言,海派沪上的文学相似性更多一些,或许是南方文化的相融性强,或许沪上的文化内质本身的凝聚力,也或许作为地域特色的上海城市文化更为显著更为单质……尽管在海派文化的传统中,个人性的操作较之北方来说更为单纯,可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现象,上海的都市风格和情致,尤其是写当下城市生活所展示的文学面貌,是其他地方的作家们所不及的。上海的文化传统不及北京深厚,但开埠以来对外域文化的汲取,则是其他城市所不及的。上海文人的机敏和精细,干练和潇洒,能够在逼仄的题材里完成漂亮的活计,冲破亭子间意识、走出城隍庙的意识,俯瞰文坛急于功名的心理,在大上海都市气象中,不免透示着文人的小家习气。沪上的文学运作多是不张扬不叫卖的,却往往因了操作的精到而能得成。有句流行的话是,北京人看所有的人是外地人,上海人看所有的人是乡下人。确实与否,不去管它,但清高和自负作为人与生俱来的陋习,而在上海人那里通过这样流行语更为彻底地得到揭示。文人相轻,往好的方面说,是一种动力。也许人们对文学的所谓地域方位的划分仅仅是一种理论的阐述,一种文人的庸人自扰。

2.好梦中的隐忧——近期长篇小说漫议

大约在进入90年代之际,当代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渐渐地成为强劲的阵势,所谓的“热潮”出现。每每在有关文艺信息中,可以看到长篇小说一不小心又冒出了一部(篇)。有关人士颇为自得:专业作者引以为荣,新秀后进以此步入文坛,组织领导者以此为年度政绩,出版经营者以此为获取利润……长篇小说做着各色各样的好梦,弄得有人以为长篇小说的时代正在到来。

是的,不可否认,眼下文学创作中最为热闹的仍然是长篇小说。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良莠混杂、铺天盖地的作品在出版社或杂志上刊行问世,为数不少的作品讨论会在不同的规格上风风光光地召开着,不少的媒介在做这样那样的炒作,有关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重视和关爱……据有人统计,坊间书摊上被冠之为长篇丛书成长篇新作的不在少数;每天两三部作品问世,令读者即使是专业读者也目不暇接。在这个众多作者趋之若鹜、跑马占地、大批量地产生的热闹背后,藏匿着不可忽视的隐忧。有人认为这是虚假的繁荣,有人认为是花多果少,等等,都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