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比德于玉”也好，玉器礼器化也好，都包含着审美因素，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美善往往是一体的；在伦理道德领域，常常是美即善、善即美。西汉刘向《说苑.杂言》说：“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所谓“六美”者，即六种美德，美德是善，也即美本身——美德是一种人格的美、人品的美。在这里，美善完全是合一的。因此，上面所说的“比德于玉”，就是“比美于玉”，也即：玉成为审美价值的载体。玉之德，即玉之美，也即玉之审美价值。同样，玉器之作为礼器，本身也显示出玉器的审美意义，因为礼仪活动充满着仪式化、形式化，也必然包含着审美。而且，人们还常常把“玉”与“美”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清代学者俞樾《群经平议.尔雅二》所说：“古人之词，凡甚美者则以玉言之。《尚书》之‘玉食’，《礼记》之‘玉女’，《仪礼》之‘玉锦’，皆是也。”古人还极力赞美玉之声音，《诗经.秦风.终南》和《郑风.有女同车》中都有“佩玉将将”的话，所谓“将将”者，即玉佩的美妙声音；由此，古人直接把美的声音称为“玉声”，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称美声为“振玉”：“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又：“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白居易《琵琶行》把美妙的琵琶声喻为“大珠小珠落玉盘”。
更加重要的是，玉器从产生的时候起，其中一部分就作为饰品存在；后来，玉器的饰品化越来越成为玉器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从玉器饰品及其饰品化，更可见到审美的萌生和发展。
前已提到，日本最早的玉器就是距今约7500年的玦饰，而且当时玦饰已成为普遍流行的装饰品。在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最早的玉器中，就有饰品：玦，即耳饰；随后的玉器，饰品就更多，如：玦、镯、管、珠、坠、锥形饰、冠形饰、柱形饰、柄形饰、牌饰等等。红山文化时期的牛河梁遗址的7座墓中，发现许多玉玦（耳饰）、玉环（手镯）、箍形器（发饰）以及玉珠、双联璧、勾云形器、兽面形器、菱形器等等，它们都是饰品。关于玉饰，有的学者认为：史前（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重冠”；到了周秦以至汉代，“重佩”。所谓史前至商“重冠”者，其证据如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就多玉冠饰品（大体有四类：半圆形兽面纹冠饰，倒梯形兽面纹冠饰，人首兽面纹冠饰，三叉形兽面纹冠饰）；红山文化各遗址出土的玉器饰品，也多冠饰，如箍形玉器、玦、环等等，大汶口文化花厅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锥状玉饰也是玉冠饰品。所谓周秦以后“重佩”者，其证据如三门峡周代虢国墓地的虢季夫人梁姬墓中，出土组佩和单佩共763件，其中有由玛瑙珠、玉璜串组成的“五璜联珠组玉佩”；山西天马曲村北****侯墓地，出土“六璜六珩联珠组玉佩”、“多璜玉珩联珠组玉佩”、“五璜联珠玉佩”、“四璜四珩联珠玉佩”、“玉牌玉戈联珠玉佩”等等——此是墓中反映出来的“重佩”的情况；在活着的人们中，“君子佩玉”之风在周秦已经盛行。《老子.德经》中说：“圣人被褐而怀玉。”此处的“怀玉”似也可以理解为佩玉。《礼记.玉藻》说得十分明确：“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关于佩玉，《诗经》中多有描述。如，《小雅.大东》：“鞙鞙佩璲，不以其长”。所谓“鞙鞙佩璲”，即是描写佩玉形貌。前引《秦风.渭阳》中有所谓“琼瑰玉佩”，《郑风.女曰鸡鸣》中有所谓“杂佩”，它们都是说的各种玉质佩饰，据毛传：“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其他如：《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秦风.终南》“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等等，都是说的佩玉。《楚辞》中也有许多佩玉的描绘。《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宝璐”；《九歌.大司命》：“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九怀.昭世》：“抚余佩兮缤纷，高太息兮自怜”，等等。至于专门为女人佩戴的玉饰，那就更多了，玉簪、玉笄、耳珰、手镯、玉珠、玉坠、玉管、冠饰……数不胜数；从先秦以来的历代诗词和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大量描写。
玉器的饰品化，其意义非同小可。在审美发生和发展史上，这是由“实用”向“审美”、由“依附之审美”向“独立之审美”迈出的一大步。饰品基本上成为“独立之审美”而摆脱了“依附之审美”。当然，有一部分饰品也包含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意义，如帝王冕冠上的旒之玉珠、清代官帽的珠子，就是政治地位的象征；西周晚期的晋国赵卿墓出土的“龙形佩”，玉器上的各种龙纹饰（尖尾双龙纹、人龙合纹、缠尾双龙纹、鱼尾龙纹、连体双龙纹、龙首纹、斜向平行线间隔的成组龙纹、龙身鳞纹、单顾首龙首纹），凤纹饰（凤纹、人凤合纹、龙凤合纹），则可能与远古先民积淀下来的龙图腾崇拜有关，也可能包含某种宗教和政治观念。但是，绝大部分饰品只具有装饰意义，而不具有实用性；只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不再依附于其他前提条件。饰品之外的其他玉器，如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礼器——“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等等，虽含审美因素，但更重宗教、道德、政治、祭祀含义，是多种因素的混合；而玉器饰品则是以审美为主，是审美活动与其他活动分离、审美价值趋于独立的表现。
由玉器饰品，可见审美独立的历史痕迹。
52居所、衣饰、歌谣、器乐之美
除石器与玉器之外，中国先民的居所、衣饰、歌谣、器乐等等，也见出审美发生、发展的脚步。
先看居所。原始人（例如有巢氏时代）最初住在山洞里或者树上，同野兽差不多，谈不上审美不审美。逐渐，他们对自己的居所加进了人的改造和创造，不但住起来更方便、更实用，而且感觉上更舒服、更可眼。例如，考古发现，西安半坡人的居所多是半穴式房屋，常为方形，内有转角，做成弧形。室内木柱排列整齐、均匀，壁体编织而成，且以白灰拌草泥加以涂抹，四壁和地面用火烤得焦红，透出家的温馨。难道这比山洞住起来更方便更适用、感觉上更舒适更可眼的房屋——那转角、那弧形、那整齐、那均匀、那烤得焦红和涂得灰白……，其中没有审美吗？
再看衣饰。原始人最初是不穿衣服的，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后来用兽皮、树叶、茅草之类卫护和包裹身体，其目的也并非为了遮羞，而是为了御寒、抵挡阳光风雨。但是，假如人最初只是为了御寒披了张兽皮，而后来渐渐（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多少代的反复“实践”、磨炼）对这兽皮进行“裁剪”——也许只是用石片把兽皮的多余部分割除，把边边沿沿、棱棱角角去掉，使其“看起来顺眼”，那么，这“看起来顺眼”，就包含着初期的“审美”因素，而那件“看起来顺眼”的显得不同一般的兽皮“衣服”，就是初期艺术品的萌芽。后来，人学会缝制衣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遗址（距今约27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左右）和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约6000年左右）中就发现了骨针。再后来，人又学会了用布料做衣服。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不但发现了骨针，而且发现了抽纱捻线的纺轮和原始织机的木构件。原始人衣服上、身上最初肯定是没有饰物的，但假如那时有人在逮鱼的时候，看到海滩、湖滨或河床上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贝壳，“觉得挺好玩儿”，他或她把它们串起来挂在脖子上，这种“觉得挺好玩儿”，就是初期的“审美趣味”，而把贝壳串起来并挂在脖子上，就显得非同一般，他或她的这种行为就是初期的审美－艺术行为（或其萌芽），而这种行为的结果——那串贝壳，就是当时的艺术品。据考古发现，山顶洞人，已有包括贝壳在内的多种饰品，如1件钻孔石坠，7件钻孔石珠，3件穿孔海蚶壳，1件钻孔鱼骨，4件刻道骨管，100多颗穿孔兽牙……其中，钻孔石坠用圆形小砾石制成，孔是对钻的，穿孔处微作红色；7件穿孔石珠表面染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制作精致，放在人骨的头部附近，似项链之类饰品；1件钻孔鱼骨是鲩鱼眶上骨，表面亦有赤铁矿染成的红色；穿孔兽牙，多为獾牙，次则狐、鹿、黄鼬、狸牙，还有一颗虎牙的门齿，孔都穿在牙根处，有5颗兽牙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项链。从山顶洞人上述饰品，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有意识地进行审美活动。近日又从新华社得到一条新资料：现存于新疆吐鲁番博物馆一具距今2800年的保存完好的萨满干尸，其服饰透露出当时人们的审美信息——“头戴羊皮帽，额头系彩色毛绦带，绦带上缀有三两个一组的海贝；左右耳上戴硕大的铜、金耳环；脖子上戴着绿松石项链；外穿翻领深色毛皮大衣；脚穿皮靴，靴帮上捆绑缀有管状铜铃的毛绦带；左手腕戴红色皮套袖，上缀一排铜扣；双手像埃及法老一样交叉于胸前，右手握着缠了铜片的木杖，左手握木柄青铜战斧，带有明显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信仰神偶色彩。”据考古学家称，此尸乃2800年前的萨满教巫师，系高加索人种。从他的服饰，除了宗教信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看他具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这其中包含着审美因素。
我们还可以看看原始音乐如歌谣、器乐的发生情况。《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就此进行发挥，说出一番艺术创作如何产生的道理来：“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鲁迅的推测很有道理。最初原始人为了共同劳作，前呼后应，协调一致，这是人声的所谓“自然韵律”。经过无数年月的反复磨炼、“实践”，人们在劳动时有意识地喊出有规律的声音，变成某种所谓“人工韵律”，产生“举重劝力之歌”，也即可以歌唱的劳动号子。这应该是诗美和乐美的萌芽和生成吧？
上面说的是声乐萌芽；至于器乐萌芽，更有确凿的证据。浙江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6500年），出土了许多骨哨，长5－10厘米，长短不同，发声也不同；上面还有二空、三孔或四孔，大致可以吹出极简单的曲子。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用来狩猎的工具——狩猎时用来“逗引鹿等兽类的发声器”；另说即是乐器。我认为，犹如古之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从而产生“举重劝力之歌”一样，即使那些骨哨是作为“逗引鹿等兽类的发声器”的狩猎工具，不是也可以从中渐渐产生古老的器乐吗？如果说河姆渡文化中的骨哨是工具而不能说是乐器；那么，裴李岗文化（距今约7000年）河南舞阳遗址出土的骨笛，那可是真正的乐器了。那是用鸟类肢骨制作的七孔笛子，音程准确，可吹奏简单的乐曲。这又是一个由实用进入审美的例子。
此外，中国和外国都发现了许多岩画和洞穴壁画，发现了许多石头的人物雕刻，发现了许多彩陶和黑陶制品，发现了磬，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富有装饰图案的青铜器……它们的形象和形制，令今天的人们感到惊喜。当时的人们在制作它们的时候，不管最初的动机如何，今天完全有理由推想其中包含着审美因素，或者就已经是审美的。
53审美发生之哲理（逻辑）根据刍议
审美之所以发生，之所以发展，之所以上千年、上万年不衰至今，甚至如德国学者韦尔施在其《重构美学》中以大量事实描述说目前世界普遍存在着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不可阻挡趋向……这其中必有缘故。
什么缘故？
凭直觉说：第一，看来审美不是偶然发生的，如若偶然发生，昙花一现，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何能延续、发展千万年？因此审美的发生和发展大概是不得不然，也许外力奈何不得；第二，看来审美绝非可有可无，倘若可有可无，早就自生自灭，哪能历久不衰？因此审美的存在大概乃人之生存所必需，如人之于吃饭、饮水。
究其内里，我们将会看到：审美的发生、发展和存在乃人之本性使然。它是人所不可缺少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之一。
试细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