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雷达自选集(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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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活着的介人

九月一日清晨六点多钟,电话突然不祥地响起。我对不祥电话有感应,我的经历中已有过多次。传来的声音带着喘息:“我是周介人的爱人,周介人他没了,他没了。”我狠狠揉了揉眼睛,猛坐起来。那声音带着哭腔还在说:“他病重时常说起你,很想你……”只能大喊着,陈老师你要节哀啊,节哀。妻子和孩子听见我异样的声音,跑了过来,知道了情况,连说着可惜,叹息着。他们都跟周介人比较熟。整个早上,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家里的气氛也是沉默的。他们吃了饭走了,只把我剩在屋子里。

当日电话不断,有蔡翔的,新华社上海分社陈雅妮女士的,《小说界》编辑修晓林的……北京也有人知道得快,据说是看到了《新民晚报》上一条消息,打电话过来。打电话的都是普通的文化人,编辑、记者、作家,那关切和惋惜都是自发的、由衷的。现在大家都很忙,正在抗洪捐赠,搞体制改革,还分房子,但是介人啊,你的去世依然引起了震动。你干的实事太多了,你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人心是公平的。

我头靠着墙仰躺着,泪水不知何时渗出,湿了鬓角和耳廓。介人,我不相信你真就这么走了,生和死的界限真就这么简单,这么脆薄,你那细瘦的身子,富有生气的脚步,怎会就此从上海的街头消失呢?你属于上海,你是典型的上海人,没有你的上海会让我感到寂寞。我是因了你而对上海感到亲近的,现在的一瞬,我觉得上海又变得遥远而陌生了。

我最后看见你,是去年五月在上海,那是开个什么会,要我来,我就来了。我拽着你一起去会场,你说人家没请你,你不去。我说那有什么,你只当陪我还不成么。你只好去。会议开始你还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晚我回到北京。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你病了的消息是北京一友人捎来的,说你跟大家一起去检查身体,医生大吃一惊,说人都成这样了还上班,当即给你办了住院手续。我信疑参半,因为刚见过你。后来你来过电话,很平静,只让我捎一种药。药搁了好些天,才请来京的罗洛同志带去了。以后,你一直在医院,我没法跟你联系了,又懒得写信,只好一遍遍地给你家打电话。只有深夜的时候才有人接,我只能问问情况,转致问候。今年春天,你突然自己打电话来,声音分外朗悦,说好多了,我问你做透析没有,你说不需要。这我就放心了。肾病不到透析的程度,说明不重。我听得出,你的声音里有努力的坦然,你在给自己鼓劲,也在让朋友放心。我太知道你了,你在内心里是个多么要强的人哪。

我回想着你那怪而可亲的模样,头微微后仰,好像细细的脖颈承受不住聪慧的人脑,头发是自来卷的,有点儿滑稽,前额宽广,嘴却像老婆婆的,你的眉心总绾个疙瘩,好像永远在深思着什么,你的下巴尖削却微微上扬,那是你这貌似软弱而内心刚强者的标记,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天真,好像这世界总有好多让你吃惊的新鲜事。我说过,你的长相跟罗丹雕塑的伏尔泰很像,不过比他年轻。你听了哈哈大笑。

快二十年了,我们每次见面总是那么欢乐,那么融洽,有说不完的趣事。你什么嗜好也没有,不抽烟,不喝酒,不唱不跳,除了黄牛似的工作,还是工作。你顶多爱吃个小吃。有一年我带了北京的一种果脯,你说真好吃,幸福地咀嚼着,赶紧包起,按在手心。我从未听你怨恨过谁,也从未听你为自己的待遇愤愤不平过。倘若荣誉的头衔与你无缘,你浑然不觉,为人深沉。我并不详知你在单位的情形,你也不很了解我的实际处境,我不需要你办什么事,你也不求我做什么,可我们总有话说。说什么呢,无非是读书、文学,还有编辑的甘苦、文坛的变幻、对作品的看法,以及社会上种种可笑或可气的事,都是些没用的话。有时我们像两个中学生,说傻话,说理想,似在互相希望对方欣赏自己。不知我说得对不对,每次短暂的相见,我们都有回到青春年少时的感受,不论在陶然亭的学习班,还是在巨鹿路的老屋里。我是粗糙的北方人,你是细致的南方人,气质迥然不同,但我们却能相知多年而不倦,连我自己也有些不明白。我想,除了文学志趣的相同,寒微出身的相近,经历的相似,也许还与上海北京之间的时空距离有关系。可能这种空间距离和性格上的大差异,反使我们总有种新鲜感。要是同在一地一个单位,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近年来你有明显变化,你的玩笑话越来越少了,眉头越蹙越紧了,从旁颦去,是一副受难者、忍耐者的肖像。你是在忍耐工作担子的重压,还是在忍受已偷偷钻进了你的肌体,而你却全然不察的病毒的折磨?最后一次见你,我曾说过,介人,你的幽默感比以前少了。你直直地望着我,又像在问自己地说,是吗?我说,是的。

中图有很多令人尊敬的编辑,但像你这样把德、识、才、学、勤完满结合的人,却罕见。你是我深深折服的编辑。我认为,你是个天生的报人,编辑界的奇才。我决不因为你是朋友才这样说,也决不因为你人不在了才这样说。上海滩是出大编辑家、大出版家的地方,我总觉得在气质和头脑上,你很像当年《申报》的史量才一流人物。你那衡文的眼光,经营的才干,精密的大脑,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超常的韧性和耐性,淡泊的生活习惯,有几人能达到呢?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十多年了,《上海文学》不要国家一分钱补贴,包下了全体人员的工资、奖金等各项繁重开支。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前几年,我把这情况给北京的一些朋友说了,人多不信,或颇感困惑。他们难以想象,《上海文学》作为纯文学刊物,何能维持这种完全自负盈亏的生存。可以想见,你和编辑部的全体同仁,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啊。更可贵的,不管经济压力多大,你们坚持着纯文学的高品位,经你们大家的于,《棋王》推出来了,《小城之恋》推出来了,《烦恼人生》推出来了,《分享艰难》推出来了……你把人分成两组,一手抓经营,一手抓作品,慢慢摸出了经验。听人说,有时你自己不得不放下稿件,奔走在上海郊县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叩开乡镇企业家的大门,形同化缘。

一九八八年,我曾调到一大型刊物任副主编。你知道了,来过一封长信,我当时摘了一些片断记在日记里。今日翻出,仍怦然心动。你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刊物的主持人,最要紧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处理要有耐心,让时间来证明你,让别人通过时间考验来信服你,不要碰到一点小事就不高兴,就上脸色,碰到了最烦心的事也要充满信心,并用你的信心来鼓舞你的部下。……你必须天天上班,亲自处理和决定各种工作。不要听小报告。别人如有工作疏忽,要宽厚待人,但该硬的地方还是要硬,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硬’在心中,要有‘心劲’,不要仅在嘴上硬。希望你们同《上海文学》加强合作,具体事宜尚可进一步洽谈。”这封信,这些话,我没得到你的许可就在这儿公开了,你不会怪罪吧。其实我并不太想公开,因为你话中暗含了对我的提醒和批评。可是,这些话又是你人格精神和人生境界的自然流露,非常本色,我怎能秘而不宣呢?

莫说为人作嫁,郁郁平生,介人,你也有声色豪壮、气势如虹的时期。八十年代前期,中期,整个文坛都屏声敛息地注视着上海青年批评家的崛起,如吴亮、蔡翔、许子东、陈思和、毛时安、程德培、邹平等等,形成群体,连续发出新锐的声音;而他们的主阵地,就是《上海文学》理论版,主要支持者和组织者,就是你和李子云同志。这令人望风遥想当年俄罗斯《祖国纪事》的佳话。你自己也很注重观念的更新,你清醒地意识到,当某种更新,更高的需要在历史运动中出现时,那些在以往历史上曾经满足过人们需要的文学理论模式将显得乏味,将失去吸引力,因此,文学理论面临着新的选择,或变革自己,去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尺度,或封闭自己,把自己永远留在失去的时代。对你我这种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有此悟性,实属不易。由于编辑工作决定,你更敏感于文学的“变量因素”,你的文字更具有此时此刻性和经验性。你深知,这种对变量因素的多情,可能终会被无情的时间冲得落花流水,但它对文学的实实在在的推力,又是那种沉淀后的归纳所不能比的。你献身于此,并无怨悔。你说,你写文章总也写不长。这是实情。这一面因为做编辑太忙,一面却是你的才分决定的。你是一位严谨的、有高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批评家,抽象思维能力极强。你写得略少,但一篇是一篇,扎实、缜密,有夺人的逻辑力量。你的两本书,是很耐读的,里面有真货。有一次我发现了你的秘密:随身带个小本子,随时记下读书读稿或遐思时的感悟,或直接摘录要紧的话,多偏重哲学,怪不得你写起文章来思想火花一个劲地往外冒。

你好像早就预知自己的命运,你在一张站在油菜花丛中的照片后面,自题这样的话:“身旁的菜花吸引了我,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贡献了她的油汁,然后静静地离去。远方的桥梁召唤着我,多么富有弹性,多么富有韧性,如此,才能负载着千万种艺术的合力,让它们呼啸而过。”真像谶语一般。

介人,我真想写出活着的你和你还活着,写出你活时的鲜活与你依然存在的生动,可惜失去好友的悲痛,使我一时记不起许多细节了。我轻抚着多年来我始终舍不得清理的《上海文学》,因为一翻开就有你精当的《卷首语》,因为你告诉过我,每期发稿的十多万字,你总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