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雷达自选集(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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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泡沫与石头

前几天和儿位朋友聚会,大家都在感叹书报多得看不过来。他们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好文章、好小说了吗?我说,我还想问你们呢。于是大家一起叹道:“看,看得过来吗,每天被书报壅塞着,都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这是真话,现在的文化产品着实浩繁,每年新出的各种书籍多至十几万,各类报纸也有几千种,据说连长篇小说一年也能出到近一千部,最壮观的也许要数电视剧等音像制品了,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打开电视,频道有几十个,直叫你目迷五色,不知看哪个台好。如果再加上多媒体电脑,传媒手段和文化品类之繁,真是不可胜数。过去只是听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早晨喝牛奶的时候,边喝边快速翻当天的几十版报纸,翻完了一扔,就忙去了。现在我们的情况也快差不多了,天天都有报纸扩版的消息,你也得赶快翻赶快处理。连书也出现了麻烦,书原本是文化人最宝爱的,藏书是文化人的一份自负,可现在花样翻新的书太多,书架爆满,要把一本新书摆上去,就得拿掉一本老书,人们在发愁阳台太小,书没处安放。总之,单从数量之多来说,你得承认,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是空前地繁荣了。所以朋友们为“多”而感叹,不是没缘由的。

但多毕竟比少好,为“多”犯愁,毕竟是大繁富中的小烦恼。这就好比进一家商场,究竟是货物琳琅满目,可供选择的余地大好呢,还是货物单调,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选择好呢?当然是前者好。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该记得,中国是有过一长段为少而发愁的年月,岂止是少,简直到了精神******、赤地千里的地步。戏,只有八个,你要成年累月地反复看,不想看也得看。电影也不是没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自己的则只剩《地道战》,真是“野无遗贤”啊。报纸也有,但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全是一个面孔,连字号大小和排版位置都一样。文学书呢,全成了毒草,准看的只有一两本,恕我不愿在此提起它们的大名。那个年代,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真是可怕极了。你固然没有费脑筋选择或鉴别真伪的烦恼,但别忘了,那是以剥夺你的精神自由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谢天谢地,总算与为少而发愁的年代揖别了。

然而,多和少的关系似乎又并不这么简单。往深处想,凡事物总是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少到极致会出现多,多到极致又会变少,何况,多要看什么多,少也要看什么少。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什么都好,包装好,印刷好,封面设计好,纸张也好,可就是一样不理想:内容一般化,水分多,干货少,让人激动不已的或很耐看的太少。还有一位朋友抱怨说,这几年他几乎没从头至尾看完过一部电视剧,频道虽多,但拨了一圈又一圈,好节目却很少。这些话或失之偏激了,但并非全无参考价值。不错,现在的文化产品多是够多的,如洪波涌起,泡沫飞溅,但消失得似乎也快,转眼就忘个精光,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炒作声吸引过去了,有时你会自疑,是不是记忆力垮了,怎么刚看过的东西就记不住呢?如此看来,这种“多”岂不又演变为少了吗?当然,我得把话说完全,现在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且不少,可惜被“多”给淹没了、消融了,要发掘出来还真费劲。我忽然想起“****”前的十七年,仅就长篇小说来看,数量比现在不知少多少,但像“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之类的长篇,至今似乎还流传着,还在供人改编,它们的寿命也好像尚未终结。这倒不是说那时的文艺多繁荣,思想多解放,艺术水准多高,而是受创作生产力和出版条件所限,逼得你必须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不磨也得磨。于是,那时的一些好长篇,别的不敢说,至少凝聚着很结实的生活血肉,自叙传和个人革命体验的色彩浓重。它少是少,但放进时间的长河,似乎又成为一种多了。我不是复古派,决无拿过去贬低现在的意思,更无拔着头发回到“****”前十七年的痴梦,但是,倘若我们现在陶醉于表面的热闹,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后即灰飞烟灭,谁也不再理会,这样的“多”,恐怕也不值得过分自豪。

也许情况没我说的这么严重,社会对文化的需求量大了,“多”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非要挡,无异于螳臂当车。据说后现代的一大特点是“复制”,让你根本找不到原创性的东西,何况咱们的作家电视家也要吃饭嘛,创作丰富于个人自娱或社会财富都没有坏处,我们总不能为了出精品,强行扼制作家的写作速度,故意让很多出版社电视台关门吧。但有些规律似乎又是没法更改的,比如马克思就说过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的话,若投入太少,却非要结硕大无朋的果,那只有靠催肥和稀释了。所以,有必要在一片“多”的喧闹声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多和少的关系上,我是主张第一要区分门类和层次,不同情况不同要求。如对报纸、电视一类媒体,对通俗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快餐,多多益善,多义何妨,但对纯文学产品,就得有所控制——我指的是作者的自我控制,宁可少而精,否则等于自我消解。第二,纯文学的发展,似应在少的基础上多,在质的追求中增加量。我们常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一定的质鼠,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质最目标的数量,又有什么意义呢?从历史上看,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总是极少,能传诸后世的经典更是微乎其微,这自然是谁也掀不动的铁律,但不能因为识破了这一点,就蔑视永恒,就随波逐流,沉浸在批量炮制的快乐中。现在一面是出书难,另一面是出书滥,有的作者性子太急,恨不得一个月出一部电视剧,两个月出一部长篇小说,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实在不多。当然这不能全怪作者,谁让我们有了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小说市场呢?谁让这市场胃口那么大,消化能力那么强,作者们加班加点地干,还是供不应求呢?然而,文学史从来不用数字计最,而是以代表性的作品来标志的,就像连山的波涛一般。一九五八年的红旗歌谣究竟有多少万首,我统计不出,统计出来也没有意义。《红楼梦》的时代究竟年产多少部长篇,我也不想考证,考证出来恐怕也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少的精品虽然是从多中来的,但并非数量越多精品就一定越多,对文艺产品来说,这个正比例不能成立。

人之为人,就在于总有对永恒的追求;作家之为作家,就因为他永不满足,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人类追求永恒的方式多种多样,或造福人民,或繁衍子孙,或融入大地,或托之信仰,或遁入宗教……而呕心沥血地创造艺术精品,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当此文化产品滔滔涌动之际,提倡一下对永恒的渴望,也许很有现实意义。文学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泡沫,但泡沫消失得最快,人们不易发现的是河床中的石头,石头却是长久的,倘有更多的作家不愿做赶时髦的泡沫,能以自我作古的精神争做河床中的石头,我们一再呼吁的精品可能真的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