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这一字眼，并非标新立异，危言耸听。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管理者，事实上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怎样巧妙处理与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它，应该认真地研究妥善处理的方法和艺术。
各种“势力”的产生，非一朝一夕；它的消失，也决非短期内就能办到。各种“势力”既然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有其存在价值。每一种“势力”，都能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每一种“势力”，都能对其他“势力”，甚至对管理者自身，产生微妙的影响和牵制作用。每一种“势力”，都有着于个起核心作用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有的可能抛头露面，有的也可能“谦虚”地躲在人群里。
各种“势力”之间，既相容，又排他；既对立，又统一；既协调合作，又分道扬雄，往往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排列组合格局。
某一种“势力”的壮大，就意味着必有另一种或若干种“势力”的削弱，这种发展趋势达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随之将产生另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任何“势力”都不能永远正确，如同任何人都不会一贯正确一样。
管理者与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法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决不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当管理者出现重大失误时，管理者组织很可能挑选某一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充任新的管理者。
管理者要妥善地处理好同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各种“势力”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然后，根据组织管理活动的需要，区别对待，用其所长，灵活巧妙地运用每一种“势力”，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管理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利地位，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对各种“势力”起到管理者、协调、引导、监督、制约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原则，使各种“势力”都感到你没有倾向性，是他们可以信赖的管理者。
倘若管理者真的一屁股坐在某一种“势力”的板凳上，那么，他立即会使自己由一个各种“势力”的合法管理者，沦变为某一种“势力”的袒护者，无法再对各种“势力”发挥协调平衡作用，只能对某一种“势力”发挥有限的影响作用，况且，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将受到这一种“势力”的强大影响和制约，人为地在自己面前树立众多的对立面，激化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管理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动摇自己的管理者地位，导致另一位能为各种“势力”所接受的新管理者来取代自己。
只有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偏不倚，秉公处事，巧妙、灵活地按动每个“琴键”，才使各类管理者左右逢源，实行有效管理。
公元698年（则天后圣历元年）腊月25日，武则天有一道诏书昭告天下：赐太子姓武氏。
太子李显，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子随父姓，这是千古不变的规矩，为什么武则天别出心裁，要让儿子随了自己的姓呢？
这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武则天晚年最为苦恼的一个问题，便是由谁来接班为好，是姓武的侄子呢？还是姓李的儿子。
她当皇帝20年来，对武氏家庭多方加以扶植以至纵容，使得武氏集团的势力极大地膨胀，野心也就随之而膨胀，在武氏集团看来，既然皇帝姓武，继承帝位的，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代。
而李氏宗室及朝廷大多数大臣却以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氏手中篡夺的，她死后应该归还李氏后代。有的大臣甚至上书问她：是侄儿和姑姑亲呢？还是儿子和母亲亲？如果将帝位传给侄子，他在为祖宗建立宗庙时，只会供奉自己的父母，你这个当姑姑的往哪里摆？而传位给儿子，你在宗庙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全面权衡了利弊以后，武则天终于决定传位给儿子，将多年贬斥在外地的三儿子李显接了回来，立为太子。可是，武氏、李氏两大势力集团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武则天预感到，在她死后，武、李两家难以和平共处。怎么样才能协调这两派的关系呢？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有意地压制武氏的势力以外，最绝妙的一招，便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随母姓，也姓武。这既让那些以为非武氏子弟不能继位的人有口难言，又使那些主张继承人非李氏子弟莫属的大臣得到了满足，真可谓一箭双雕。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一手法来平衡两派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