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对作为终极概念的理性的批判最广为人知之处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在广被推崇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断然宣称我们不能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和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被他宣判死刑的便绝不只是所谓“理论历史学”或“作为理性主义传统一个组成部分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观念”，而且还包括深藏其中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正是理性本身的演变结果。而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更是毫不掩饰地将理性主义的基础设定为非理性主义，因为理性本身并不具备自足性。包括“批判理性主义”在内的理性概念都是以“信仰理论”为前提的。而在以知识论与科学哲学方式所进行的论证中，波普尔甚至使理性从依稀还具备判决手段意义的“工具理性”立场继续后撤，只视其为以“猜想与反驳”促进知识增长的手段，而由于“可证实性判据”之不可能而只能借助“可证伪性判据”，理性的确实性又大打了折扣。
然而，波普尔的全部理论毕竟依然是一个“不屈从于怀疑论”的理论，“因为它也强调了知识能够增长，科学能够进步的事实”。而“既然我们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理性感到失望”。而知识的增长过程和向高逼真度接近的过程，同时便是理性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重新赢得了尊严和客观性。这一尊严和客观性还被波普尔用“世界３”来加以强调，将这一概念放进理性式微的时代大潮中予以观照，它似乎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是“无用的赘疣”或者不值一驳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值得钦敬的反潮流努力。同样，“开放社会”概念也并不是所谓“政治偏见”，而是对理性重建、人类未来诸事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思想前提。
海德格尔也不例外。由他所揭示的“诠（解）释学循环”（“诠释学处境”）揭示了任何理解和解释的前提都是另一种解释即前解释，“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由此延伸，任何理性判断的可靠性、客观性的基础似乎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诠释学循环”对理性的瓦解力更大，因为任何理性理论的确无一不是以这种循环论证为基础的。正是因此，一些人断定“诠释学循环”是一种永远地宣判理性死刑的恶性循环。
然而，这却绝非海德格尔的本意，他坚决反对将此一循环理解为恶性循环，甚至是理解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行。因为正是在这一循环之中包含着最基本的认识的积极可能性。同时，由于“诠释学循环”本身可以获得源始性，在此一循环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开创出积极性的认识。“……诠释学处境现已获得所需的源始性。此在是源始的，就是说： 就其本真的整体能在来看，它被置于先行具有之中；指导性的先行见到，即生存的观念，由于澄清了最本己的能在而获得了它的规定性；具体整理出来了的此在存在结构清清楚楚地把此在的存在论特有方式同一切现成事物加以区别，从而使先行掌握为此在的生存论状态提出一种恰如其分的勾述，以便把从概念上整理诸生存论性质的工作可靠地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在这一立场上，伽达默尔也与海德格尔保持了一致。我们看到了伽达默尔将启蒙运动对一切前理解形式的根本贬斥视为哲学诠释学开始其批判的关键，认为“消除一切前见这一启蒙运动的总要求本身被明证是一种前见，这一前见不仅统治了我们的人类本性，而且同样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而扫除这一前见就必然为某种正当理解有限性开辟了道路。”这是用诠释学形式对绝对理性观念的又一道死刑判决书。但与此同时，伽达默尔也同海德格尔一样从中看到了理性的希望，他强调，“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反思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证明这里存在循环，毋宁说是指明这种循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积极意义。”伽达默尔本人对这种积极意义的开掘无疑表现为，对一种最终的前理解形式的追寻或反驳以最终“客观地”把握事物的做法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真正客观，而坦然立足于解释学循环之内，通过“时间距离”区分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在“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之中便可以明辨古今、追寻真理。由此，“诠释学循环”绝不意味着必须向非理性投降，而是意味着理性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的可信性和真理性。
在对理性作毫不留情批判的基础上还理性以积极本性的当然绝不止是波普尔和伽达默尔（无非是由于他们对理性的批判往往更为有名，我们才首先以他们为例）。而且他们的解决方式也常常受人诟病（比如不少人指责波普尔理论中蕴含的“诠释学循环”及伽达默尔对诠释的存在意义的过分固执）。但是，在波普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中所蕴含的一些基本原则毕竟普遍地映现于那些为理性重光而努力的思想家之中。
在这些原则中，首先还是对理性的一种信念。毋庸讳言，在这一信念中必然包括着（或者本身就是）“非理性”抉择，起码包含着一些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伦理的、道德的因素。但是，正是这种建立在理性的“有限”能力基础上的信念，既有别于“阿波罗专政”的旧信念，又保证着人们的思想不至于全部投入相对主义和单纯怀疑主义的怀抱。从注释“责任伦理”推崇“高尚情操”的韦伯，到坚信“猜想与反驳”、“零碎工程学”的波普尔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原则。
解决理性困境的另一法宝无疑是强调理性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伽达默尔从“实践”中看到了希望，他对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并不是与某个既成存在相脱离的理性和知识，而是被这个存在所规定并对这个存在进行规定的理性和知识”深感兴趣，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性和知识的基石正是不要求数学家式精确的实践活动，即“道德知识就是某种他必须去做的东西”。由此，伽达默尔从中并结合法学及神学诠释学的实践历程，阐发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诠释学实践性的应用功能，他强调诠释学本身就是实践的，而“理解被证明是一种效果，并知道自身是这样一种效果”。
阿多诺也强调批判理论应当秉承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在防止其成为“无头骑士”的同时，便可造就开放的、对话的、超越启蒙运动局限的思维运动，从而使理性和社会都更加自由。哈贝马斯也提出实践哲学主张，认为实践与技术有别，理论也与目的或工具理性有别，而且交往行为的理性化不同于生产力领域的理性化，而在对现代社会进行预测分析这类带有“直接实践的参考特征”的活动中，得到重建的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理性本身。虽然我们不能将以上诸人的“实践”混为一谈，但他们对其的理解都并未脱离人的实际活动这一“实践”的基本含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以实践作为理性重光的基础，不仅本身是一种向生活和现实深入的实际活动，也是在理性绝对性原则殒落之后更为“切合实际”的一种活动。
在重光理性的原则中，也有一些思想家将普遍性理性原则坐实到个人理性之上，其中极端者比如爱因·兰德（她对理性的强调使她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中某些干将格格不入，这种向自由主义靠拢的主张曾导致了保守主义阵营的大分裂）。她所说的理性仅仅是个人的理性，往往是极其冷峻的理性。比如在登月飞船与摇滚舞台间就应当选择前者。不仅如此，兰德更常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个人在社会和其他多数人的混浊之中的清醒理智思考和行动，她对那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而行动果敢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情有独钟。
这似乎也是理性“退而求其次”的一条出路，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诸人的批判理论也正是为了使某种思考和理论能力从理性本身的专制之中解放出来，从大众文化的压制之下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似乎也只可能以个人为单位。但是，更多的思想家并未采取这种向个人“退却”的方式，而毋宁说是强调了具体境况。
伽达默尔说，“支配我们一切理解的完全性的先把握本身在内容上每次总是特定的。”？ 由此，理解效果也往往呈现为某种相对的特定性，虽然这种特定性永远处在某种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之中，但它毕竟具有某种特定性，即具体的境况特征。因此，在一些当代思想家的身上（包括我们上述的诸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有原则的相对主义”（不是特别合适的称谓）或类似于“境况伦理学”特征的东西，用我们最为熟悉的词语来概括，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沉降，但是，由于这一方式将理性权威深植于具体境况，则既可以使理性充满活力，又可以破除理性绝对化的不良后果。诸如摇滚从毒品中解脱并奋而反毒这类例证，为理性的这一积极性质作了最好注解。
以赛亚·伯林（他同样是绝对理性观念的严厉批评者）论述人类前景时的一段话惊人地适用于理性的不再理想化的现状和人类对理性的应有态度，这段话是人类在包括理性在内的问题上不再绝对也永不绝望的见证：
“人类并非仅靠与邪恶作战便可生活下去，他们还要依赖一些个人或集体的积极目标才能生活，而这些目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多数不可预言，有时还相互冲突。正是由于个人或人们全神贯注于这些终极性的、具有不可比性的、无法担保其必变或必不变的目标；正是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追寻这些个人性或集体性的目标，这些未经策划、有时缺乏完整充分技术手段、常常是毫无成功希望、更说不上官方嘉许的目标，他们的生活中才出现了最为美妙的时刻。”
这当然不能说是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的最终结论（整个理性的式微与重光史也正是为了证明这一论争也不会有最终结论），但当吸毒者以毒品体验为瞬间的安慰时，推崇阿波罗者也因拥有各式“最为美妙的时刻”而获得另一种幸福。当“狄奥尼索斯帮”并不以毒品这种极端形式谋求快感时，则阿波罗的子孙们更不必以阳光为剑向其投刺，毕竟，人们真正的理性行为之一便是超越非此即彼。让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各归其位、各受祭拜，倒不如合而敬之，适时进贡，以让其合天时地利而出，成人和之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