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也出现了类似要求，肯尼特爵士也要求对摇滚乐的音量进行严格限制，超过１１０分贝者就应当要其关掉扩音器。他指出，“这是牺牲歌迷的快乐以挽救他的听力，这与毒品的情况是一样的——有人的确喜欢，他们却因之受害。”
１９７３年，美国的《今日健康》杂志又刊出了一篇未注明研究者和日期的文章，称摇滚振动性的节奏和“达到伤害水平的音量会使得保护性的中耳肌失去平衡，从而引起损坏”。《大众电子》中的文章则认为，现场摇滚音量的分贝数与气锤相当，会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应当由生产厂家在扩音器上贴上警告字样。
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的音乐教授罗德里克·戈登更是认为，摇滚乐的大音量会损害人的神经系统，但他也认为这是对长期处于大音量环境中的摇滚乐手而言的。
随着现场演出扬声器的输出功率从６０年代末的１０００瓦发展到７０年代中后期的近万瓦，“何许人”等乐队被指责为不是在演出，而是在制造电闪雷鸣。
美国华盛顿州劳工部卫生顾问费利克斯·达西向该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参考文献： 摇滚乐是公害》的报告。该报告宣称，他对酒吧和夜总会中所播放的摇滚乐的音量进行测量后发现，它们比联邦政府发布的噪音标准要高出２至５倍。他没有对任何人的听力进行过检测，但他宣布“在乐队的成员中肯定会有失聪者”。宾夕法尼亚的一名研究生凯瑟琳·安妮·玛拉蒂诺则被摇滚音量大大超过联邦政府规定的噪音标准所震惊；她认为，应当向歌迷们发出警告，歌手们也应当更加轻柔地演唱，她甚至建议在演出现场的人们都戴上耳塞。她也从未检测过任何人的听力，但她同样坚持摇滚乐演唱会必定会有损听力。玛拉蒂诺的耳塞建议被《公告牌》杂志所推荐，因为该杂志也认为“迪斯科舞厅会使许多人失聪”。
马萨诸塞州五官科医院的约瑟夫·纳德尔医生则强调，任何超过９０分贝的声音都可能造成耳朵受伤，经过放大处理的摇滚乐伤害性更大，而最为危险的信号则是放大的吉他信号（谁都知道那是摇滚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医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曾经因用豚鼠实验证明摇滚对耳朵有害而名噪一时的戴维·利普斯康医生便是如此。他在一份新的报告中指出，让他改变观点的事实是：“摇滚歌手们极少有听力受损的。”他用证据表明，“同在噪声环境中工作的产业工人相比，摇滚歌手中只有不太规则的极小听力误差。”因此他认为，摇滚乐对摇滚歌手的听力没有什么破坏力。利普斯康指出，有些环境使他认为必定会对人的听力造成损害，但经过测试发现，身置其中的人听力完好无损。他由此提出了一种心理解释，认为噪音是否会对人的听力造成损害取决于那种声音对听者构成的压力的大小。他列举两个同时在噪音很大的车间里干活的人为例，其中一个讨厌这种工作和噪音，他的听力便会受损；另一个人则喜欢这种工作，从中获得乐趣，并且视噪音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他的听力就不会受损。而摇滚乐手们是在创造自己的音乐并从中获得乐趣，他们从不觉得巨大的声响对自己构成压力，所以他们的听力不会因之受损。
但是，除了会使听力受损外，摇滚乐还被说成会导致失声、反常活跃、身体衰弱、同性恋、越轨行为等。
美国销量不凡的《健康文摘》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像摇滚歌手那样“长时间地大声喊唱，会导致感情狂乱，从而被迫更大声地喊叫，最终便会导致声带受损”。该文称某一摇滚乐队的五个人经检查都患有“损伤性喉炎、对称性声带结核和声带角质化”。
摇滚也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指责，比如，《滚石》杂志甚至也发表文章，称摇滚乐会导致性欲降低。这篇名为《大声的摇滚与性欲丧失有关》的文章宣称，“大声的摇滚对你的性欲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摇滚被指责的是“刺激性欲”、“挑起小女孩的性本能”等等。
一些宗教组织也照例开始凑热闹，他们认为，摇滚不仅会伤害身体，还会破坏大脑。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声称，“在摇滚乐丛林式节奏旋律的影响下，听众健康的身体里便会产生‘神经短路’，身体会完全跨掉。”该组织还指出，摇滚的和音、节奏和歌词的不断反复会对听众产生催眠作用，而这种催眠会导致大脑受伤、精神萎靡，并最终导致自杀。在一个宗教组织所散发的小册子上还刊载了美国丹佛城的多萝西·雷特莱克夫人的实验，据说她给园子里的花木放摇滚乐听，结果那些花木在一个月内全部死光了。
１９８２年，波士顿审查员（该城市最后一名审查员）理查·辛诺特在退休之时要求政府给予因公致残养老津贴，他声称由于身为审查员经常出席摇滚现场演唱会，他的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他特别指出“何许人”的一场演唱会曾使他“极为难受而且当场觉得身体受到了伤害”。
而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则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迪斯科舞厅式的音乐噪音“会导致老鼠中的同性恋现象和失聪现象”。该报告认为，这一结果对人同样适用，因此，应当禁止开放此类舞厅。
８０年代初，美国还有一本名为《你的身体不撒谎》的书轰动一时。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戴蒙德称，摇滚乐的噪声比工业噪声还危险，还具破坏性，尤其是所谓“抑抑扬格”即重音在最后一拍的节奏最危险，比如“滚石”的《满足》。他称这种节奏与心跳节奏相抵触，必然会破坏整个身体的节奏。戴氏称，摇滚会“产生严重压力感与愤怒感，使人想要发泄，导致反常活跃，使肌肉力量衰弱，而且会导致青少年越轨行为”。戴氏还称，这种节奏的摇滚乐还会十分邪恶地导致大脑两半球同时衰弱，这一点虽然没有脑电图予以确证，但他称在一家整天播放摇滚乐的工厂进行的实验表明，当改放其他音乐时，植物的生长速度会加快１５％。他还称，当人听华尔兹或伦巴舞曲时，人的肌肉保持强有力状态；但一放摇滚乐，“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变得软弱无力，其情形相当于举起４０磅的东西与举起１５磅的东西时肌肉状态的区别。”
戴蒙德还列举了运用这种邪恶节奏的乐队和歌手的名单，其中包括“滚石”、“大门”、“皇后”、“莱德·泽普林”、“美利坚”、“班德”等乐队以及詹妮斯·乔普林、艾利斯·库柏等歌手。戴氏宣称，他并不是单与摇滚乐作对，但他研究了２０００多段音乐，发现只有在摇滚乐中存在所谓“抑抑扬格”型节奏。其他音乐中只有三处例外，即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拉威尔的《圆舞曲》和海地伏都教的鼓声中出现过类似节奏。
苏联的医生也于８０年代初宣布，摇滚乐有着“惊人的破坏性心理影响”，并称出席摇滚现场演出者都可能发生惊厥或歇斯底里，其邪恶性毋庸置疑。
时至９０年代，随着重金属音乐横扫歌坛，医生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发出警告：“摇滚有害健康！”虽然至今他们仍未拿出更为翔实的证据。
在专家、家长、医生和政治家对“毒品摇滚”和摇滚“有害健康”的指责之中，似乎极少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且不论毒品和噪音对摇滚乐手的危害会达到什么程度，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选择毒品和噪音？
从上述论争可知，所谓摇滚乐号召吸毒一说毫无根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有不少摇滚乐手的确是或曾经是毒品瘾君子，其中包括埃里克·克莱普顿。让我们听听他的陈述：
“我们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想在这个社会寻找和平，可我们总感到它对我们的敌意。我们想在自己的音乐中表达这种寻找，因为只有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最为雄辩的声音。我们需要毒品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使我们的想像力从一直束缚着我们的种种成见和附庸风雅之中解放出来。”
“感恩而死”乐队在被问及为什么一定要使用２３吨重的音响设备时则回答：“只有这些大家伙才足以使青年们从麻木不仁之中惊醒。”
这是我们理解六七十年代摇滚中毒品和巨大音响泛滥的立足点。戴维·史密斯医生在驳斥那种视摇滚为毒品宣传员的观点时曾指出：“年轻人喜欢摇滚……音乐——尤其是大众音乐——总是要反映时代。究竟是谁在先很难确定： 是摇滚对吸毒造成影响，还是那些已染毒瘾的人喜欢摇滚……说时下流行的音乐造成了吸毒风气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提法。”
这种怀疑当然有理。事实上，摇滚乐作为青年人最为直接有效反映时代走势的文化形式，必然先带有时代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往往必须以独特的手段反映听众中蔚为风气的观念与理想，乃至时尚。在６０年代的嬉皮浪潮中，一些过于循规蹈矩的乐队或歌手惨遭淘汰便是明证。“桑尼和切尔”演唱组便是如此。１９６５年时，该小组曾红极一时，但他们很快便被听众抛弃了，因为他们从不吸毒而且公开反对吸毒，用切尔的话说，就是“孩子们觉得我们太规矩了”。事实上，当时许多反对吸毒的摇滚乐手都更愿意私下为反毒运动出力而不愿公开反对吸毒，这已足以表明在摇滚乐中起码存在着对待毒品态度的分歧。
而足以说明摇滚不是毒品真正同路人的则是： 当嬉皮年代成为过去之后，吸毒人数不见减少时，绝大多数摇滚歌手却都成了公开反对吸毒者。自１９７３年以后，有毒品含义的歌词极少再露面，事实上已寿终正寝。这同时也说明，摇滚与吸毒（也包括大音量音乐）的关系与反摇滚者所说的并不完全一致，摇滚的确与毒品之类脱不了干系（正如它与那个时代的“革命”脱不了干系一样），但摇滚更多地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特征，表现着那一时代的要求。因此，众多的反毒品和噪音摇滚者事实上并没抓住问题的要害。他们过多地沉溺于贾格尔是否在某处暗示让人吸毒，《黄色潜水艇》是不是吸毒幻觉下的产物等等。这一切不仅难以证实，而且无法真正让摇滚摆脱毒品。而“噪声”问题也必将不了了之。
在所有的反毒品、“噪音”摇滚的人之中，爱因·兰德女士无疑是最具犀利眼光的，因为她并不像其他反摇滚的医生、家长、专家、政客一样只停留于问题的表面，而是联系那一时代的走向提出了“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在她所发起的“客观主义运动”风靡全美的１９６９年底，爱因·兰德这位精明的俄国女人以她一惯的敏锐眼光挑出了两起事件作为对比： 一是在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６日，全美国共有１００万人从全国各地赶赴佛罗里达肯尼迪角，为“阿波罗１１号”登月飞行作见证；二是同年８月１５日，３０万美国人从全国各地向靠近伍德斯托克的贝赛尔蜂拥而至，参加一个盛大的摇滚音乐节（也就是常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爱因·兰德认为，前一事件，用灿烂的登月船无可怀疑地证明了人对理性、对科学的崇尚和景仰，代表了日神阿波罗所意味的一切： 理智、效益、秩序和光明。而后一件，用伍德斯托克的泥浆，说明了人对毒品、噪音的臣服，代表了酒神狄奥尼索斯所意味的狂野、感官快感、非理性和黑暗。
爱因·兰德最终的选择和论证不乏可商榷之处，但她对尼采的划分所赋予的新含义和她的着眼点，恰恰是对摇滚中的毒品和噪音因素来源的最好观照；同时，也是对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作了一个更为活生生从而更贴近大众的注解。（事实上，我们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全部争议都多多少少与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有关。）
理性的发现和弘扬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理性使人类从宗教和封建的深重压迫之下脱困而出，使近现代史得以成为人类的躯体和心灵的解放史。从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论，到上帝之后的新道德法则；从一次次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到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持续发生，没有哪一环节可以脱离开理性之光的荣耀。也许正是由于理性的强大力量，使得它成了上帝之后的新上帝。
然而，正如理性必然要对任何绝对之物提出怀疑一样，在理性高歌猛进之后，它自身同样遭受着怀疑。也许，这种怀疑最早便来自一个困惑： 从理性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只要用理性战胜非理性、无知、愚味（无论这些非理性、无知与愚昧是以宗教或世俗形式、知识或伦理形式、政治或经济形式表现出来都一样），人类便必定可以有完满而光明的未来。但是，人们发现，任何一种理论与主张似乎都可以用理性作为其最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