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将甘地式的和平和反暴力观念贯彻得最为典型的是列侬诸人。如果说甘地的出发点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话，列侬则同其他摇滚乐手一样，依然是从个人观念出发而坚持非暴力观念的。这可以从他和大野洋子的示威方式以及对其的辩护中看出来。１９６９年５月，当列侬在蒙特利尔伊丽莎白女王饭店录制《给和平一次机会》时，他和洋子同时进行了“爱与和平”静坐示威，四周围满了他们的朋友及记者。其中有人向列侬和洋子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用音乐与爱能够制止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吗？（这是一个对所有和平主义者都构成挑战的问题。
）洋子的回答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时代的一个犹太女孩，我将会接近他并成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十天之后，他便会按我的思路进行思考。这个世界需要沟通，而做爱是一种沟通的绝妙形式。”这是一种似乎可笑而且极端的说法，然而在其艺术家式的夸张后面，我们不难看出一直影响着摇滚乐手的有时候显得十分固执的个人观念。它视个人之间的沟通为“革命”的根本问题，视个人向真正自由的接近为社会变化的前提。与丹尼尔·贝尔诸人的观念相比，这是一种反向的因而是更加积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论，因为它不是视困惑为病态，而是视之为一种必然，并强调在个人成为自我实现者之前，一切“革命”都是徒劳，而暴力和组织更是于个人的创造性实现毫无益处。一句话，个人比组织重要，和平比暴力重要，做爱比战争重要。
由此，摇滚终于逼近了导致对“革命”进行最充分怀疑的理由：“革命”的代价过高，起码在坚守艺术岗位者眼中，高昂得难以承受。
在《革命》推出后不久，约翰·霍伊兰在英国激进青年的喉舌《黑矮子》上发表了有名的《致列侬的公开信》：
“我们起来反抗的不是什么下流家伙、神经病患者或精神营养不良症患者，我们所反对的是压迫性的罪恶的权力主义制度，一种非人的不道德的制度……它必须被无情地摧毁。这并不是冷酷，也不是疯狂，这是一种最热烈的爱……不与忍耐、屈辱和压迫抗争的爱是无力和落伍的。”
三个月后，列侬也在《黑矮子》上发表他的《极为公开的公开信》，公开表示将他视为“革命”发起者是对他的“个人攻击”：
“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左派、右派、中间派或任何其他狗屁组织的成员……我并非惟一反对官方的人，而且你也不是。让我来告诉你这世界上什么最讨厌： 是人。难道你因此而想把他们都干掉？还没等你说让我们重换脑筋，一切便不可挽回了。你拿一个成功的革命给我瞧瞧，不管是**革命、基督教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还是佛教革命等等，全都是头脑发烧，仅此而已。”
同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观念一样，列侬和摇滚最终的反暴力“革命”立场不仅是从作为个体的经验对暴力的反对，它也同样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怀疑态度。而且坚持这一传统者往往与摇滚乐手有着同样的历程： 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在最后一个岔路口同“革命”分手。在这一传统的代表者中，以赛亚·伯林贡献给人们的全新的赫尔岑形象也许最有代表性。赫尔岑对专制的痛恨、对自由的渴望无人能与之匹敌，然而，“赫尔岑反对其时代的才俊之士和心灵最为纯洁之士，其中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所喋喋不休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实质是： 为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未来幸福，当前之人必须忍受大苦大难；为了亿万人的幸福，千百个无辜之人就得被迫献出生命……此类口号在当时风行遍世，而自彼时以来，更是随处可闻。历史担保人类将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为此未来，当前最为骇人听闻的残暴却是顺理成章的。这种以进步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可称为政治末世学的观念，在赫尔岑看来是一种与人类生活相抵触的致命教条。”
赫尔岑视坚信进步与“革命”一体化的观念为末世学，是抓住了这一观念的实质。事实上，进步主义虽然屡经炮轰油炸，却顽强地占据着从老百姓到学术精英的心灵，“革命”论、现代化论等等无非是人类古老救赎希望的皇帝新衣而已，因为它的巨大的万应灵丹似的承诺背后是同样巨大的时时处处的惨痛。赫尔岑痛斥的是“公道”、“进步”、“民族”之类的名义，而霍伊兰则更加虚伪地将其称为“爱”。但无论名义如何，其结果都如同前苏联一支叫“时间机器”的摇滚乐队所唱的那样：“在阳光灿烂的那天，千万人走向屠场，歌声还在他们口中飘扬。
”列侬的发问是难以回避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并正在看到，美国学生们所推崇的那种“革命”（无论是以民族、民主、自由、平等还是以任何其他东西为借口）一旦展开，就无可避免地会造成惨烈程度同战争一样的流血伤亡、财产损失、流离失所、恐怖气氛和心灵创伤。这种代价往往因反“革命”者的强大和“革命”者决心的巨大而加倍，尤其因为“革命”与战争相比更无道德负担、反“革命”者则因有既得利益所系而视道德为累赘，而使各自的行为脱离了理性的道德判断并无所不用其极，双方均不惜代价，孤注一掷，因而结局之惨烈可想而知。同时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背后，不仅是人们已经观察到的对人性认识的分歧，同样还有一种共同点，那就是对世界和社会作二元划分并执着于其中一元。这一看似简单的立场在对世界和社会的把握上有无比的明快、直接性，在对未来的憧憬上有明显的确定性并可造成清晰的归属感和神圣的光荣感，因而一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虽易驳倒却不易清除的立场。
我们不可能完全理智地称衡“革命”及其代价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苛政猛于虎”时，人民同样在付出代价，无非是软刀子杀人不觉痛而已。而且，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还是人心评价的向背，“革命”暴力的意义毕竟不同于压迫者的暴力或恐怖主义的暴力（虽然后一种人常披着“革命”的虎皮）。但是，在“革命”这种关系着无辜者包括性命之内的巨大付出的事情上，“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之类的说法最好还是先抛在一边，“代价论”最好先被无情地驳斥，“一揽子”式的大承诺最好是先被坚决地质疑。“革命”者有革命的权利，无辜者有权衡后果的权利，未来的幸福固然美妙，当下的人生也并非贱如草芥。猛烈的行动也许可以解决一大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诸多大问题；更不能解决全部小问题，作为个人，应当能够保留一种生存和判断的权利，此种权利不应被任何组织和运动所剥夺。而且此一权利不仅限于“革命”问题之内。
正是这种权利，使列侬和摇滚的置疑中，除了对代价本身的怀疑之外，还隐藏着对付出代价之后的状况的怀疑： 为改变现状而付出的代价究竟能不能改变现状；或者更确切地说，改变后的现状与改变之前的现状两相权衡，究竟何者更为可取？而“革命”者本身又会如何？
这一怀疑也并非是始于摇滚，反革命者和保守派从来乐于谈论“革命吞食自己的子嗣”之类，如同奥特加·加塞特所说，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然而与这种谈论相比，也有其他力求严肃思考者的观察。加塞特自己便提出了一个“更少为人所知的真相，比如： 一场革命绝不可能纯粹地延续１５年以上，１５年已足以让另一代人从中独立”；即１５年的革命一代中会孕育出相反的、“反”革命倾向的一代。加缪则在失望之中独白：“每一个革命者最终都要么成为暴君要么成为异己分子。
”汉娜·阿伦特则感慨： 暴力可以改变世界，但其最可能造就的仍是一个暴力的世界；而且“最为激进的革命者在革命之后的那天都会成为保守主义者”。罗伯特·达尔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些国家之中，革命这一字眼越是使用频率高，其权力和特权的分配变更就越少。而像丹麦一类的稳定国家，重大的变革时有发生，但其地之人很少谈论革命，且不对此类理论有任何艳羡。”这些或偏激或情绪化的论调并非完全属实，但它表达了某种可能的情形，基督徒坐大之后用中世纪的黑暗来延续他们曾深陷其中的恐怖，法国大革命用阻唬民心而非关爱民生的手段来维持新政权，辛亥革命用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来自欺欺人等等，皆证明此说也并非完全虚妄（而且这种情形是指诚心“革命”后的境况；还不包括那些以“革命”为口头禅却只占尽革命便宜之人的所作所为）。
至于现状的改变，虽然常常是“革命”者最为直接的心愿，但任何复辟的出现，都绝非仅是少数被打倒者所能促成的，它也表明着社会诸多方面的改变并未如事前所想。由于为这种“未来”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如果有失望的产生和蔓延，其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这既是历史曾表演给人们看过的，又是从赫尔岑到摇滚乐形式不同实质相同的怀疑中最大的恐惧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人类永无宁日，起码对那些易走极端的民族，它意味着反复在血与火中折腾、挣扎，最终一无所获，却无力自拔。
“革命”是一场烈火，投身其中者自诩为凤凰；“革命”是荆棘，冲撞其上者自谓“荆棘鸟”。但是，烈火毕竟是烈火，荆棘也毕竟仍是荆棘，它不因凤凰和荆棘鸟目的辉煌而减小烈度和痛苦，甚至反而更加使人难以承受。如果凤凰和荆棘鸟果真如传说之中重生，重生者也必定不是已死去的无辜，而且等待它的无非是又一次烧烤和刺扎；一旦凤凰和荆棘鸟并未能够重生，这一切就更是噩梦一场。
如果凤凰和荆棘鸟不作宿命的自焚自戕而是视飞翔和歌唱为目的，世界是否会因此更为美好？此说似乎有些难以置评。但“革命”毕竟不能永远只作传说，一切终究可以在比较中选择。当那些热衷于“革命”的民族最终从放眼世界之中看到另一种生活理想和让生活改观的方式（它完全可能是一种和平却不失革命式荣耀的方式），“革命”便会逐渐丧失吸引力。如同老话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而这便是摆脱动荡宿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