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其灵魂人物米克·贾格尔在５０年代中期组成一个纯粹为了自娱的小乐队时，他们为了表明自己对节奏布鲁斯的亲近，曾自称为“布鲁斯男孩”，那时的贾格尔在自己中产阶级的家庭中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更是顺利地进入了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院。并没有过多迹象表明他在酝酿着对社会的全面反叛。但当布赖恩·琼斯（１４岁时，他便因使同班一个女同学怀孕而遭受谴责；２０岁时，他便让两个女人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对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还为他们取了同一个名字——朱利安）、基思·理查兹（据称他曾长期浸淫于毒品）及查理·沃茨、比尔·怀曼终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之后，“滚石”便开始了让人疯狂和备受谴责的作为反现行体制象征的历史。同“披头士”不同的是，“滚石”似乎更加强化了“革命”的外在姿态。
当“滚石”第一次在英国的电视上登台表演之后，他们的长头发和贾格尔身着衬衫的“下流”模样便激怒了许多绅士，电视台收到的观众来信纷纷指责“让这帮长头发的白痴在电视露面是可耻之举”。更多的人奉劝他们赶快回家洗个澡、理理发。报纸上开始把“滚石”称为“全英国最脏”的乐队。
贾格尔和“滚石”也同样陷入了恼怒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不脏。贾格尔公开向公众宣战：“我知道好多人都不喜欢咱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太邋遢，连澡都不洗。是这样吗？他们根本就没见过我们，不是吗？如果他们不喜欢我，那就在一边儿呆着好了。”至于长头发，他们则回答说，伟大的民族英雄马尔伯勒公爵比他们的头发更长。不仅如此，贾格尔为了对抗社会，还变本加厉地将自己充满娘儿们气，用五彩斑斓的紧身裤和敞胸露怀的衬衫让自己更加流里流气。他在台上没命地跳个不停，像一个陷入了无尽烦恼中的人来回跺脚折腾，像扼杀仇人似地死掐麦克风，用皮带在舞台上乱挥乱舞，将地板击打得噼里啪啦乱响，用噘起的厚嘴唇和竖直的粗手指挑逗观众，于是，他们走到哪儿，哪儿便是一片混乱，无论在他们的演唱现场，还是在歌迷们的心中。而他们“革命”态度的更为直接的表现，依然是与国家机器及其执行者的对立。他们在英国的几乎每一场演出，事后都被报道为冲突和混乱，在伦敦开演唱会时，他们刚登台十分钟，警察便感受到歌迷狂热的压力而大开全场灯光，并切断了扩音机电源。
同在英国国内的演出一样，“滚石”１９６５年的北美之行同样是充满着混乱与对立的旅程。而其中多数事件也是起源于警察的神经过敏。他们对“滚石”在英国与警察作对的种种行迹心有余悸，也愤愤不平。于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林恩举行的首场演出，由于刚开始几分钟便被警察阻止，观众自然愤而乱砸一气。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警察被前来参加演唱会的巨大人群吓得一塌糊涂，于是干脆搬走了扩音器，赶走了“滚石”并警告他们永远不准再来。在蒙特利尔的演唱会上，一见到狂热乱跳的歌迷，警察便将其脑袋在硬木上乱撞一气。而在所有这些场合，被激怒的“滚石”都对警察大喝倒彩，或干脆破口大骂。
在美国罗彻斯特城，警察在“滚石”演唱六首歌之间四次拉下舞台大幕，因为３０名值勤警官对“摇滚”激起的３５００名观众的狂热不羁反感不已。但“滚石”的基思·理查兹却也被警察的行动激怒了，他在台上冲着警察大声喊叫：“这真是个乡巴佬城市，他们什么坏事也没干，你们别那么粗野！”此类对抗使得“滚石”四处成为“秩序”捍卫者的眼中钉。在克利夫兰市的一场演出之后，该市发布了禁演令，市长宣布：“此类演出无助于公众的文化与娱乐。”丹佛市长则致函“滚石”，称如果“滚石”能够静静地到丹佛、安静地演出并于当晚离开，他还是很欢迎他们的。但正如基思所说的那样，“这个市长想做的无非是把我们从这城市一脚踢出去。”
“滚石”于１９６６年出现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后，该市大西洋国家展览中心的演出现场被拘留的观众达３６人，并有数名警察在对抗中受伤。当地警察局一名巡官称，“这是我３５年警察生涯中见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警民对抗”。而“滚石”则因在警察关掉音响设备时大声叫骂而被讨伐。而且从此之后，温哥华市议会授权警察对摇滚现场演唱会的灯光、幕布、音响系统有全部控制权。
“滚石”在巴黎引发的是同样的对抗，警察甚至开了法国动用警棍催泪弹压制歌迷的先例，３０００歌迷与警察的对峙随后被称为“暴动”；在马赛，混战之中一把椅子飞向舞台，在贾格尔的眉骨上留下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似乎正是由于“滚石”的演唱会总是会成为反社会情绪进行总爆发的据点，他们便总是被视为邪恶的破坏和动乱之神。
而贾格尔则就乐队、观众与警察的对抗作了一番颇具哲理性的分析：“人们老是在谈论我们演出时的骚乱，其中的确有暴力的一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们也是依照着他们被人预期的样子而行事的。”也就是说，在对抗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对抗。“他坚持光把观众们阻止在座位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青年们心中有着不满，他们又不是白痴，干嘛要同警察较劲？”⑨而且许多时候，正是警察对“滚石”和观众的叛逆之心深怀敌意。“滚石”曾经遇到那些警察在演出之后拿着唱片走进后台说：“快签个名，你这个长头发娘们儿气的堕落货，不然老子就打破你狗日的破脑袋。”
自然，“滚石”的反抗姿态所开罪的并非警察一家，某些对“革命”深恶痛绝的组织对其也恨之入骨。１９６９年，组织过“滚石”佛罗里达演唱会的戴夫·鲁普的遭遇便是证明。自从他有过这样一次经纪人的历史之后，他的公司被人用燃烧瓶夷为平地，保险申请也被拒绝；而臭名昭著的约翰·伯奇协会（此协会将那名据说是１９４５年在苏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的、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军情报官约翰·伯奇尊为英雄，以半地下状态专事反共）更是给他家直接打电话，告诉他当心他老婆和女儿的狗命。⑩
如同“披头士”用《革命》明确表态一样，“滚石”也有其“革命”的代表作，这就是１９６８年推出的《街头斗士》。虽然这首歌内容并非其标题那样杀气十足，但它却被视为意在揭竿而起的革命号召。它发行的日期正好是在美国民主党６８年全国大会之前，许多电台怕它会引发骚乱而下了禁播令。然而，这一禁令对调频台和地下电台不仅未能生效，反而加速了它的四下流传。但恰恰是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短短七天间，竟有一人在与警察对抗中丧生，另有１００多人重伤，各有６００多人轻伤和被捕。这固然是高涨的“革命”热情所致，但“滚石”在许多人眼中肯定又难辞其咎了。
似乎正是因此，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激进学生组织于１９６９年发布了一份最终载入摇滚和学运史册的欢迎“滚石”书，这是到那时为止“滚石”被授予的最高“革命荣誉”：
“热烈欢迎‘滚石’……与我们一起同手握权柄的狂人作殊死抗争的同志们！全世界的革命青年都听到了你们的乐声并在它的鼓舞之下采取了更为决死的行动，我们在亚洲和南越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游击队中战斗，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摇滚音乐会上暴动……
“他们称我们为放浪形骸、行为不轨，是胆怯的逃兵和肮脏的吸毒鬼，说我们的头脑中尽是狗屎堆堆。在越南，他们在我们头上扔下炸弹，在美国，他们想让我们同自己的同志作手足相残的斗争，但那些听到我们在自己的小小电台里演唱你们曲子的家伙们，会懂得他们终将难逃无政府革命的血与火。
“当我们砸烂监狱让囚犯自由时，当我们毁坏学校让学生解放时，当我们打开军火库武装穷人……并在熊熊烈火的废墟之上建设新社会时，我们的摇滚军乐团将演奏着你们的歌曲。
“同志们，当这个国家从集权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时，你们将再回这儿，你们将在为工人所有的工厂里歌唱，在警察局的残垣断壁之上歌唱，在牧师们倒悬的尸首之下歌唱，在飘扬于千百个无政府主义者公社之旁的无数面红旗之下歌唱……‘滚石’……加利福尼亚的青年听到了你们的讯息！‘滚石’万岁！”
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将爱与和平运动演变为“革命”与暴力运动之后，摇滚从血火之中又回到爱与和平的主流；然而，也仍然有沿着被“滚石”界定的道路继续“革命”者，这一“革命”余绪的７０年代回响自然是“朋克”反叛。
虽然被称作“朋克”的一切是１９７３年之后兴起于美国那些激进青年们忽冷忽热的心中，但它作为横扫四野的运动却只出现在英国。在１９７４年的伦敦的切尔西区，有一家专卖５０年代服装的商店名为“摇起来”。“摇起来”的老板马尔科姆·麦克劳伦是那种典型的不甘寂寞的人，因而当１９７４年一支名叫“纽约小妞”的美国“朋克”乐队来到英国且并未造成多大影响时，麦克劳伦却对他们一见钟情，并在自荐成为其经纪人之后随同他们飞去了纽约。
在“纽约小妞”于１９７５年夭亡之后，麦克劳伦回到了伦敦，将商店更名为“性”并专卖各式“朋克”服装，一时生意火爆之极，他自然又闲不住了，干脆自己出头招来一帮“朋克”哥们儿，组成了后来天下驰名的“性手枪”。他挑出的主唱是约翰·莱顿，原因是这厮经常在“性”商店遛达，常常发出弱智儿一样的尖叫，并酷爱惹是生非。“性手枪”第一次扬名立万则是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６日的伦敦艺术学校。让一向宽容大度、见怪不惊的伦敦艺术学校人也吃惊不已的是，“性手枪”根本就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像野兽一样地咆哮，因为满口坏牙而被称为“坏牙约翰尼”的莱顿在台上傲慢而狂妄地咒骂一气并乱吐唾沫，还胡乱拿起东西在脸上刮来刮去，他甚至冲着观众大叫“我恨死你”。该学院的一位交际秘书对此实在难以容忍，在他们“唱”到第五首歌时拉下了电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