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将错就错（或者将谬就谬）的说法，明知其荒谬，却把荒谬推向极端，造成诙谐的趣味，或者说是幽默感。这种谐趣和前面的情趣结合起来，文章的趣味就多样、丰富了。
4.文章写到病中的鲁迅和海婴的关系也是相当动人的，特别是鲁迅病重，海婴无知，反以父亲多种多样的药瓶骄人。这里完全，是平静的叙述，悲剧色彩溢于言表，但其中没有一个“悲”字。而鲁迅病驾，不能回答海婴的问候，海婴坚持：
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
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笑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这可能是文章中最动人的片段了。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鲁迅在病中全力以赴回答孩子的问候，孩子却对父亲的病情毫无感觉，而且还“笑着”说“爸爸是个聋入哪”。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的精神是丰富的，并不是只有伟大的思想。这不禁令人想起他的著名诗句：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第二，侧面之笔。其实，有关海婴的这些描写，已经不仅仅是直接表现鲁迅的笔墨，也是间接的描述了。侧面的、间接的表现，涉及的面比较大，主要是许广平的外部表现和内在感受。例如，她在鲁迅病危时，“心里存着无限的希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面对鲁迅。她“很镇静，没有紊乱的神色”，虽然也曾“当着人哭过一次”。最深邃的是，许广平对鲁迅的精神的评价：
周先生的傲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这些表面上的轻描淡写，同时有很重的思想含量，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以鲜明和警策见长。和鲜明警策相对的，是含意隽永的笔墨。文章最后，作者强调，鲁迅临终前不断地看着一幅画：
……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飞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这明显是一幅生命的图赞，女人和飞散的头发，再加上小红花，完全是鲜活的生命，其中的意义，想来以萧红的智商和艺术修养，是不难猜度一二的，但是她却花了这么多篇幅来留下一个疑问，而且还把许广平拉来作证，作者的用心也许是，与其把文章做尽，什么都告诉读者，不如把不难索解的答案留给读者去掩卷沉吟。一般，文章到了最后，往往会把主题说得更为明显（“卒章显志”），或者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里却留下了空白，显得手法丰富。
5.解读余光中的《当我死时》
要真正有效地分析这首诗，有一对矛盾必须抓住——死亡和满足。死亡本来是痛苦的，但在余光中这里却变成了一种满足。条件是什么呢？是安葬的地方。只要安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这从逻辑上强调了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安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作者不能回到故乡。（后面有交代，“十七年”不能回乡。）活着的时候，不能回乡，只指望死后的安葬，诗章最后出现的“代替回乡”，就是点题。
诗人是中国人，却不能回到故土，这种遗憾是痛苦的，但是，只要能够安葬在祖国大陆，痛苦就消解了。
如果直接写安葬在大陆，不是很简单吗？或者写成安葬在辽阔的祖国大陆，不是也可以吗？但这样就不能给读者以感染。这里只写了在祖国大陆的两条河之间，对于祖国大陆来说，显然是不全面的。但是，这不全面的长江和黄河却比全面的祖国大陆要生动，因为这是两个有特点的细节。细节因为有特点，就能引起读者广泛的记忆和联想，不但其间广袤的土地，而且黄河和长江相联系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会参与进来。这是这首诗以情感动人的第一个层次。如果就写到这里为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难免单薄，不够深厚。接着诗人进一步表现因为安葬在这两条河之间，不但痛苦消解了，而且转化为一种幸福的美感。这种美感，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由长江黄河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意象表现出来的。先是把长江黄河之间的大陆转化为“最宽阔的床”，死也就自然地转化为“睡”。再是把黄河和长江的涛声，转化为音乐（“安魂曲”）。这样的美，不但是意象的美，而且是想象的美。而想象的美又以联想的自然为基础。这里的想象是这样奇特，难得的是联想又是这样自然。大陆和眠床，本来是不好联想的，但是，凭着“最宽阔”三个字，联想就自然了。黄河和长江的波涛之声也可能是咆哮的噪音，但是，诗人把它转化为“安魂曲”，是双重和谐的：由安眠和安葬联想到安魂；由“两侧”、“两管永生的音乐”，联想到平衡安宁。
其次，作者把“睡”表现为不是一般的安睡，而是“满足地睡”。不仅“满足地睡”，而且能“满足地想”。这是诗歌想象的奇妙，因为一般的“死”、一般的“睡”是不可能“想”的，这里显然有一种活着的、心灵活跃的感觉。
说是死亡，却有活着的感觉，而且这种活着的、美好的、幸福的感觉绵延不断，这就是这首诗抒情的意脉，也是这首诗独创的构思：安葬在祖国就是精神的永恒。
接着，作者借助这个“满足地想”衍生开去，阐释为什么“满足”。因为他曾经从遥远的空间距离（美洲大陆）瞭望过，而且在漫长的时间中思念过这片土地，这一句写得特别精致：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代替回乡。
翻译成白话就是，回不了故土，便只好长时间地翻阅地图来过瘾。如果这样说，就不成其为诗了。余光中用了西方现代诗歌中一种复杂的修辞技巧，用味觉的大吃大喝、食而不厌，来形容视觉的贪婪。这就是通感活用，活在想象奇特，联想比较曲折，和一般的日常联想异趣。虽然是西方现代诗歌的手法，文字却是中国古典传统的雅语（饕餮、餍），意蕴味道十足，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中的和谐，或者张力中的交融。
读者不难领会诗中很强的政治意味，诗人借助怀乡，表达了对海峡两岸统一的热望。这种期盼长达17年（这首诗写于1966年），要用散文来表达，可以写的实在太多太多。如果一味倾泻，就可能流于肤浅，甚至芜杂。诗人在这里，把17年期盼，集中在死亡的焦点上，哪怕是死了，只要能安葬于祖国大陆，思念之苦就转化为安眠之乐，其他一切都可以略而不计了。这种把感情极端化的方法，是古典浪漫主义诗歌常用的，也是诗歌构思立意时常用的，在我国古典诗话中，这种手法叫“精思”。
古典的和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虽然属于不同的血脉，但在这里，余光中将两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6.踏上人生的旅途，寻找精神的“旅店”——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关键词语：汽车、旅店、红背包
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是余华的成名作。其情节因果都极其荒诞。小说中的人物，行事的原则，显然不合情理，违反常识。这样怪诞的人物和生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篇小说却成了当代小说的经典。
从艺术上来说，其探索性非常明显，肯定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经典小说，情节的发展要合情合理，要有鲜明的逻辑因果性。人物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作为一个结果，肯定会有相互表现善意的原因。但，探索性的小说，则有可能粉碎这种因果性，代之以反因果性。例如在这篇小说中，“我”以敬烟表现对司机的善意，司机接受了“我”的善意，却引出被粗暴地拒绝乘车的结果；“我”对他凶狠呵斥，他却十分友好起来。整个小说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了，司机本来应该是焦虑的，但他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本该引发愤怒和保卫的冲动，他却无动于衷。“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本该非常痛苦，却一点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车苹果被抢光了，司机的表情却“越来越高兴”。抢劫又一次发生时，“我”本能地奋不顾身地反抗抢劫，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却不但不对“我”同情和加以慰问，还“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这就够荒谬的了，可是作者显然觉得这样的荒诞，还不够过瘾，他要对荒诞性再度加码——抢劫者开来了拖拉机，把汽车上的零件等等能卸下来的都拿走了。司机怎么反应呢？作者这样写道：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如此荒诞，是不是绝对荒唐，绝对无理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就不成为小说，而是一堆呓语了。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个道理，至今还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归纳。
夏中义在解读这篇小说时，抓住“十八岁”这个关键词——成人的开始。他认为，小说中冲突的性质是童年经验和成人世界：
余华的这一短篇，受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试图用反理性、反常识的眼光，表现十八岁的“我”，初涉成人内心世界的体验，从更深层次来说，表达了作者对世界和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孩子通过“递烟”这种成人方式其实根本无法求得成人的接纳，暴力才是成人世界的潜規则。如果说，“我”有意无意的粗暴获得了成人的接纳，证明了暴力的合法性、有效性，那么司机的“笑嘻嘻”，则是成人对孩子屈同暴力的认可，满足，甚至得意。后来抢苹果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几个孩子朝我扔苹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孩子也会被允许模仿大人的暴力，暴力才得以在人类世界延续和生长。
为什么司机的苹果被抢，“我”为他打抱不平遭打，司机不但无动于衷，还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最后竟加入到抢劫者的队伍中“把我的背包也抢走了”？司机是不是也同样享受着“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带来的快乐？原来人可以在暴力中“哈哈大笑”，可以体验到极大的快感和满足感。在余华眼里，暴力不是一种外在的手段，恰恰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它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一有机会就奔泻而出，孩子也不例外。何况在一个本质暴力的世界，唯一的存在方式只可能是暴力。抢劫者和被抢劫者在这样的世界面前可以是“同谋”。受虐着同样也施暴着。以暴抗暴，以此取乐，暴力的循环获得了滋长的蔓延的土壤。更可怕的是，肉体暴力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更为强大的精神、文化暴力在强暴年轻人的梦想。所以青春年少，怀揣着无限梦想出门远行却被抢劫一空的“我”，感到了青春的残酷，世界的可怖。（夏中义主编《大学新语文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这样解读，把小说的立意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就是让孩子来感受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残酷暴力的确使孩子震动。使他“无限悲伤”，“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这种震惊感，就是青春心理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