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这辈子活得热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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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3)

在所有的东西里,我最不想找不到的只有两样。一个是小时候的日记本,还有一个是初中及高中两度毕业的同学录。日记本虽然现在根本没脸再看,但那是我的少女时代的忠实回忆,丢了损失不可弥补;同学录的话,嘿嘿嘿,各路小时候的暧昧男友都在里面呢,有天老了打开来看看,呵!我曾经也是花骨朵一般的妞儿,那多爽。

我连一声嘱咐都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些破本子、烂纸头,我爹娘估计是第一个要丢掉的破烂。在搬家之前,我已经抢救了从小抱到大的毛背心一只、我奶奶留给我的相思红豆一枚,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法给旁边的人解释,对我个人的意义是有多大。我甚至安慰我自己说,相比那个被我抱了十八年的毛背心“毛毛”而言,其他的东西,都是身外物,没了就没了吧。

结果现实还是给了我狠狠一拳。早上一醒来,我爹就打电话来问,租房子的朋友说,在抽屉里发现了整整一抽屉的磁带,估计都是我的,还要不要了?我怔了怔,磁带,什么磁带?

用文艺青年的句子说,应该就是“记忆如排山倒海般涌来”。十元钱一盘,边家村角上的那家音像店,我攒来攒去,每周攒出十元钱,买一盒谭咏麟或者别的谁。我那个抽屉里,起码有四十盒谭咏麟,十七八盒张学友,六七盒林忆莲,三五盒郑智化,三盒黄安,两盒叶倩文,其他各路杂七杂八的选手各一堆。如果我没记错,抽屉里应该还有托二姑夫从日本带回来的Sony牌Walkman一只,当年价值人民币两千多,属于奢侈品。但是相比而言,我现在宁可保留那些磁带而不是那只随身听。于是我回复我爹说,磁带我都要!一个也别给我扔了!

此言一出,我爹都惊了。先是告诉我新家没地方放,接着是告诉我东西太多,根本搬不走。最后问我,你要这磁带干啥?

我不干啥。我现在连个听磁带的东西都没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就算一点用都没了,我还是舍不得扔啊。这些磁带里记载着太多我的回忆了,比如每个周三不上课的下午,盼着我喜欢的男生来我家找我玩儿,一遍遍地听《难舍难分》;比如听郑智化那个破锣嗓子唱《补习街》,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小说,写完了,钢笔字也离奇的变得不那么挤眉弄眼;比如我为了去买谭咏麟的磁带,独自在太原坐公车,平生首次碰见公车色狼,13岁的我竟然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差点跟人打了起来……所有所有的一切,都跟这些磁带有关。叫我扔了,我不舍得。我们巨蟹座最大缺点估计就是恋旧,老东西未必有多好,但是丢掉,就觉得心如刀割。

北京的天气预报又一次骗了我,说要下暴雨,压根就没下,害我平白因为低气压而心脏难受了一整天。到了下午,我心神不宁的主动要求陪我娘出去买菜,回来我娘的电话就响了,我爹在电话那边说,新租我家房子的那个人,不问青红皂白,已经把所有屋子里他觉得没用的东西都给扔了。抽屉里,已经空了。

如果那些磁带跟《玩具总动员3》里的毛熊一样,有感情、会愤怒,我想它们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它们一直呆在那里,等着我回去,可是再也等不到了。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从拥有的那一刻开始,就要准备失去。我不是没有准备,只是某些猝不及防的失去,还是让我这颗被低气压折磨了一整天的老心脏,被狠狠地揉皱了。

向前走

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知道还会不会喜欢听林强的《向前走》。对于我来说,《向前走》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位列陶晓清发起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里并不多的台语专辑同名主打歌,基本上,这应该算是第一首我听过觉得旋律不乡土不悲情的台语歌。那时候虽然听不大懂歌词,但偶尔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仍然觉得有年少的热血突突地向上涌,昂扬得不行。这种热血热风,后来在第一次看《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又一次扑面而来,如今十几年过去,我仍然能清楚记得刚二十二岁的我,坐在电影学院五楼那小小的监视器前,带着耳机听李宗盛唱“握住生命如同握住一只球,对着太阳掷去缀成一道不经心的彩虹”的热血沸腾。

向前走,哪怕台北不是我的家。就这样走了一路,从西安走到北京,走成一个小编剧,走到三十三岁的疑似中年,走到怀孕七个多月的夏天。二十八周不到二十九孕周的时候,我飞到上海参加各种杜拉拉的宣传活动,在一众帅哥美女衣香鬓影之中特别的奇怪,那样子怎么说好呢——穿件红裙子,基本就是我们电影学院的经典必看影片《红气球》;要是不穿红裙子,那真是小胖子打酱油,走半路把酱油瓶子磕碎摔身上了。北京上海两地的发布会,去的全国媒体加起来怎么也得有个几十家,这几十家媒体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干了同一件事——发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的时候,把导演边儿那个打酱油的小胖子裁掉。

作为一个最后总是被裁掉的小胖子,间或我也会问问自己,我到底是干嘛去的呢?两天里来回飞了两千五百多公里,参加了两个发布会,一台晚会,三家卫视专访,被不知道多少摄影机和演播室的大灯炙烤过,失眠,开了两个电视剧的策划会,其中一个跟我连毛关系都没有,就连最后上飞机之前,还跑到《金枝玉叶》的剧组,帮公司看了一遍粗剪出来的片花。美中宜和的老大夫七十岁了,她笑眯眯的跟我说,地球离了谁都转,你别以为自己多重要!台湾来的导演掏出万宝龙的钢笔,一边叫我在新书上签名留念,一边跟我说,巍巍,我真的觉得杜拉拉最后是个悲剧人物,她甚至连停下来的想法都没有过。她为什么不能停一停呢?放个长假,从头再来,也就三十岁,怎么啦?

说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唯一个把我问愣的人,竟然是一位台湾南部来的偶像剧导演。我想了想回答他,因为你们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你小时候就完成了。所以你感受不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白领女性的恐慌感。杜拉拉不敢停下来,因为她怕停下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我也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怕停下来,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向前走,当然不是唯一的办法。可是跌跌撞撞的走了这么多年了,眼前几乎就要看见一片青天了,这时侯停下来,真的可以吗?真的值得吗?如果不停,杜拉拉也许会失去王伟,我也许会失去儿子的爱,我们会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为我们今天的选择捶心刺骨,我们都成为千夫所指的自私女人,我们成为台湾偶像剧导演眼中值得可怜的女人,这一切,是不是值得本雅明再写一本《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如果只有旅途才会high,停留就不会;攀高才会爽,俯冲不会;狂奔才会愉快,停留不会,我就仍然只睁开了半只眼睛。

但是,道理总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花了一早晨群发了几百条短信之后,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其实没准儿我只是想找个由头跟各路老朋友们联系联系。真的,随便你们看不看我的戏,随便你们是停留还是行走,我都愿你们前方的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期待你的夸奖

真不好意思承认,我硕士念的专业方向,其实是日本电影史。但是我一个日语单词都不认识,毕业论文硬生生写了伊文斯,实在叛逆得紧。

回顾我的整个学业旅程,貌似都是可以以“不贴”两个字来总结的。中学名叫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所有好友统统是数理化小天天,唯独我偏科偏到连电流朝哪儿流跟大拇指头有啥关系也想不通。本科专业叫音响导演,我直到毕业也没把低音谱号数明白。博士专业叫戏剧电影理论,我很飞地做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居然也能一路跌跌撞撞混到毕业,真是天可怜见。

二十二年未曾间断的求学历程中,最愉快的当然是电影学院这三年。我在这三年里入了行,出了道,赚了钱,恋了爱,买了房,收获许多至今保有温暖的朋友,认识了一把靠谱或者不靠谱的圈内人士。但是回头想想,印象最深的怎么还是刚念书的那个学期,白天上课,晚上回家拿286电脑给导师编的书写稿子。偶尔资料馆搞个日本电影展,巴巴打着车过去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在《电影艺术》上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写导演降旗康男和的《铁道员》的。也是从那时候起,我跟老洪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一个合作模式——我写导演,他写片子。那时候根本没听说过在家就能上网,手里没有任何资料。跑去图书馆借了所有能借回来的资料,其中的一篇很短的文章提到高仓健写过一部散文集,名叫《期待你的夸奖》。

那本书明明是写给他妈妈的,八卦到底的我却因为江利智惠美牢牢记了这么多年。记着的理由却并不是因为她死了,他还活着;他成功了她没有。如果用伤害来证明爱,我本人也是个中翘楚,连兔死狐悲心有戚戚都用不着。

只是夸奖也好,热爱也好,欣赏也好,在你期待的时候,大多是根本盼不着,等你不期待了,没准儿反而会从某个意想不到的石头缝里蹦出来。只是那还有什么用呢?就算林真理子的《田纳西华尔兹》写得再缠满悱恻,江利智惠美已经不能再唱了。她倘若一直活着,再婚或者不再婚,只是活着,估计高仓健也不会说出“在伤到别人的心时,伤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人的心,不,不如说正是最重要的人,反而伤得更重。世上不会有人比她更宝贵,明知如此,不知为什么,反而会做出深深地刺伤她的事”这样的话。你看,多美好。可是为了这样的遗憾和美好赔上自己的一条命,殊为不智。

活着,就是活着。期待不着任何人的夸奖,我也不想死。

高仓健还说过一句话,“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要拼命做点什么事业。我认为,默默地拼命走自己道路的人,要比滔滔不绝讲大道理的人优美得多。笑、怒、不幸、幸福,都是在和别人相会中发生的事情。经常遇到各种不同的人,所以生活才不感觉寂寞。我想,人生也就是这样”。

我常常觉得寂寞。岁月是怎么样爬过我皮肤我自己也不清楚。我遇见许多人,有些会夸我,有些不。我说了那么多年《欲望号街车》的台词“我总是期待陌生人的好意”,可陌生人的好意难道是期待来的么。你辛辛苦苦写了个电视剧,人家就骂你傻X,你精雕细琢地穿了身衣裳,人家就说你品味可怕,你难道要回家抱枕头哭吗。

不欣赏我,我也得吃碗饭,住间房,间或自己哼两声浪里格浪。

我一向话多,今天早上仿佛格外热闹,看来是憋了火。可问题是谁惹着我了呢?不是任何男人女人,就是那个委曲求全战战兢兢想要他人好意的我自己。

自今日起,我不要了。爱谁谁。相见两都厌,那就不要见。话不投机半句多,那就不要说。不喜欢,请删掉我的号,勿敲我的门。我原谅我自己。

要娃干啥

一个晚上一点儿工作没做,分别接了来自广州的电话一个,来自温州的电话一个,回了广州的电话一次,给系主任打电话报备一次,询问班级同学具体情况电话十数个。其中包括各种打不通的。

起因特别简单,五一长假,我们班一个孩子不见了。两部手机都扔在了宿舍,同屋同学没一个知道她上哪儿去的。一个高年级师兄在火车票售票处见过她买票,但是没问过她要去哪儿。她爹妈在两天找不到人以后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来,管我要人。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我们班孩子的专业课,我上哪儿给他们找人去?于是各种打电话,问东问西,终于问出个大概齐,有同学说,可能是去上海看世博会了。这个差强人意的结果让我立马蹦了三丈高,赶紧打电话给人家爹妈报备孩子行踪。结果,人孩子爹妈又给我一通数落,说什么“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受过心理创伤,你对她教育要得法,要不然她寻死觅活怎么办……”我吓坏了,赶紧问,到底是啥创伤啊,回头我跟她谈话,我得注意规避呐。孩子妈支吾了半天告诉我,其实这孩子小时候一直在亲爹的学校念书,非常受宠,一直是好学生,结果中学转到杭州的一个牛逼中学,突然变成差学生,班主任老师又不喜欢,结果就叛逆了,从此再不跟家长沟通,性格也孤僻另类,处处跟家长对着干,让家长天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听完这个,我真是一声叹息。这算什么事?谁没个不愉快的青春期,至于吗?

我教了八年书,09班算是正经交手的第一届全部90后。跟他们打交道,最平常的感受是“很雷很开眼”,更多的时候,我特别爱回顾往昔那些我自己不靠谱的年轻岁月。一边回顾一边感慨万千地想,跟他们比,我当年是多么靠谱多么不文艺的青年啊!

前两天一个小孩在QQ上给我交作业。一边发文件一边问我:“张老师,您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说:“男孩。”她说:“啊天秤男,最花心了。”我回答道:“不关我事。反正将来愁死的肯定不是花心男的妈。”她接着说:“我身边就有两个天秤男,都是被妈宠坏了,一点出息都没有,天秤男都这样……”这时侯我就疯了,问她:“同学,你跟一个即将当天秤男母亲的人说天秤男肯定没出息,你的目的是?”那孩子估计被我问愣了,想了半天才回答了一句十分经典的:“张老师,我觉得您这么强势,您一定会管好您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