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解放后水利方面一些显著的失误，未必是部长个人的错误，但部长应负总的责任。
一、舍弃了浅层地下水却去鼓励开发深层有压地下水，在沦陷期间华北普遍设有手压汲水机，每机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五亩地。解放后没有去整顿这些汲水机，却去放款鼓励打深井。深层有压水的露头远在山西，其承水面积有限，相对汲水地面只有很小一部分，因此供水有限。深井多了，水位下降多，水易枯竭。政府不催地方还款，原是好意。而因此人民大量开深井，只要负担些电费，于是全面告竭。直到五六年前水利部才察觉到而停止贷款。再加上河北省前领导压制人民禁用浅层水，于是地下水的利用成了既枯竭又浪费的局面，地下水勘察又归地矿部领导，但又不管工程。水利部和地矿部不相协作，影响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河北省在石家庄开发回灌地下水，在南宫研究地下水回灌并利用卓有成绩，水利部竟拒不援助。须知地面水库必与地下水库联合运营，水资源才得尽量合理运用。
二、没有从三门峡坝规划的错误吸取教训。五五年我在黄河规划讨论会上不同意苏联提出的规划，五七年我反对苏联提出的三门峡坝修建初步计划，说明不仅将来库区淹没，淤积还将上延，今日的开封险境将搬到渭河上。经过七天的辩论，汪胡桢等同意了先不封闭六个施工排洪闸，但是最后仍照苏联原设计修成。这也许是政治问题，但人们应该从此吸取教训，分析清楚三门峡坝的错误所获，以免再犯。从****年起不断有论文发表，先说淤积末端到交口（泾河入渭之口）不会再上延，再说不会超过临潼；历次又提出了改修三门峡坝的方案。现在证实了我在七三年提出的相反意见，淤积将毁坏渭河两岸农田：由于地下水随河槽淤积而抬高，农田盐碱上升，农产将逐年减少。当我沿渭河观察，看到十八岁的少年赤着膊修生产堤，天真壮健可爱；再倾听华县宁冬梅公社主任的报告，不觉心酸。回来成诗一首：
倾听华县毕家公社宁冬梅主任报告三门峡修坝后灾情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愧对苍生老更愁。
三门峡坝的错误规划有两点：库区地质属地堑区，潼关以上尚在淤积过程中，淹没损失不限于仅仅库区，这以上将继续淤积，盐碱上升，影响将达咸阳。把减少库区淤积寄托希望在水土保持上，也明知其无效，又以一半拦沙任务放在支流拦沙库上。这是不现实的，至今人们不敢以实践来考查。
人们误以为只要打开泄流洞增加大坝泄洪能力就可将积沙排出。按未修坝前三门峡以上原是淤积着，再打多少洞，也赶不上没有坝时排沙畅快，淤积总比以前要多，淤积上延是不可免的，所以历次改修坝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淤积不上延是可能做得到的，三门峡坝可以改建好使恢复原来期望的发电功率。人们上了当，不研究错误所在；又不肯好好学习，硬说坝改修好了，淤积不会再上延了。这是苦难群众，苦难领导，所以我在大会上说请大家深刻反省。
三门峡坝这一乱摊子没有收拾好，又去设计小浪底坝，这意味着不管这乱摊子了，让淤积发展吧。这怎样回答周故总理的叮嘱：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呢？
三、1963年河北省天津市大水，政府事前提出要确保天津和津浦路通车，这原是做得到的。由于行洪的方法错误，殃成水灾。若行洪得当，则津浦路以东的损失和人民淹死是可以避免的。我曾提出政府这次行洪的错误所在。在中山公园还展览了四役拦洪抢救的模型，大肆宣传，竟无人向政府指出其纰繆。这说明我国防洪知识普遍地低落，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也应惩治指挥的技术负责者。
四、1966年四川汶川渔子溪要开发一个长输水道水力发电站，这在解放后还是创举，在全国各地可修建的地方很多，由我校水利系张永良书记和张光斗教授率领半系教师前往当地设计。我听了报告后就提出这设计有三方面错误，其中一点是把调节日内用电用水不匀的小水库设在河中输水道之首，这样峰载时的需流45秒立米必须由输水道通过。照常例若在输水道之末端山头上设一前池作日内调节，则输水道只须通过65秒立米，也不需要昂贵的调压塔了。过水流率减小七倍，输水道可改明渠，工程大大减小，全部土木工程费用可以减少四倍之巨。我系内无人信我的话，反而批判了两次。后来造完了，我又提了具体意见，也送到水电部设计施工的单位和水电研究院，没有下文。第二级开发仍照同样设计，又浪费了四倍的工程费。我到成都两次演讲，说明长输水道必须设前池于山头来调节日内流率，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因为西南山头到处有这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发电。我把渔子溪设计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不然国家将重复这种错误，损失将多大！五、1970年长江葛洲坝的修建是否失误，应好好总结。这将有助于决定三峡大坝的可行性。修建这两坝等于否定工程必先通过经济核算，必先考核对于上下游水文地貌的影响。这方面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章，不赘。许多人说，假使不修葛洲坝，可以改为修多少中小型的电站，而投资早就回收。这原是上级的决定，但现在还有争议，说明政府屡次申令要注重经济效益，负责人又不对上争论，政令自相矛盾。这次可公开讨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是可取的民主方式。但被邀其多正面人士，像我这样反派人士就要排除。或许鉴于五七年黄河三门峡之七天争辩，有黄万里一人出席，会就太热闹了吧！六、1975年河南两个土坝溃决，死亡人数打破水灾的历史记录。若按今兴安岭森林失火例，则部长和各级领导难免问罪。这且勿论，事后便怪洪水设计太小，现行统计法有误，竟擅自下令一律改用“最大可能降水量”。按此法是设想极限情形下的最大暴雨，没有概率的概念，能算成洪流，中间误差很多很大，是不可靠的。现在计算所得结果都大致把统计所得成果加上20左右。实际上这是统计中一个样本误差问题，有的统计系列短，校正样本误差就该加20、30或更多，系列长的只该加5左右。今一律都加大20左右，又硬说是考虑了概率问题，一方面有的加得太多了，造成浪费；另一方面有的加得还不够，仍欠安全，像这样的问题，不是那些总工程师们所懂得的，就该请专家商讨。贸然以行政命令推行，就是领导不信任科学。洪水设计规范也未规定必须外加这种校正标准，也未规定必须用最小二乘适线法定出各参数，制订规范的该负一部分责任。
七、关于1978年的东线南水北调会议和七九年治黄规划会议。为了华北缺水，提出东线南水北调，似是顺理必然之策。河以北，西有太行，北有滦河，南有黄河，三面环水，高高在上；地下还有深浅层的潜水，可谓得天独厚，惟有东面临海，余沥可排碱出去。地形隆突成三角洲，与太行东冲积平原交界线就是黑龙港洼道。这一带旱涝盐碱沙为灾，十分贫齋。假使引黄河浑水大量淤灌，汛期的水蓄地下，就可彻底改良土壤，输以深层排水，当地可很快繁荣起来。南水北调过黄河，水头抽高须达70米，而水量即以100秒立米计，终年不停，也只有每年31.5亿立米。水流过苏北，沿途必被截用，那里有千万亩海滩黑地，人民见水如命，无法劝止拦阻。所以说，北调江水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不经济的。而部里却念念不忘，终不能止。
水土保持不可能减少下游泥沙，经历了30年无效，就改说50年，把责任移交子孙。用整治河道方法，想把泥沙全带出海去，可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却仍要求每年耗费250亿立米水输沙出去。世界任何三角洲上都是分流水沙淤灌成肥沃田地的，惟有我们顽强地封住两堤，不让水沙沿着现成的廿二条流派分出去。这真是无法理解。历史上黄河下游看不到一堆石头，连堵口都用捆厢打土，要筑分流闸门，自是可怕，现在有钢筋混凝土加钢板椿，何惧分流酿成泛滥？现在河底已淤高悬起4至10米，正是分流刷槽的好时机。但是分流必须打去底槛，才能把积沙拉出来，分淤各流派的滩地。现在山东人民自筹款放淤，是好事；但是只放泥不拉底沙，将使大河淤得更甚，是不对的。总之，政府一贯执行的“拦、排、放”治河策，是完全错误的。
黄河两堤以内怕水涨、怕淤沙。堤外两大片地，即黄淮海平原要水灌，要泥淤，以改良土壤，繁荣农作。所以分流是一举两得，分流后刷深河槽，保证可平息洪水，把它分散成几十股水流，分别淤灌黄淮海平原。同时清通南北运河，四条高堤正是人们不自觉地造成的高速公路路基。总的经济效益每年在30亿元以上。
高村下开闸放水几十里入万福河，淤灌东平湖西盐碱沼泽，余水入运河，是以替代东线南水北调。不此图之，却去引水济三百公里以外的青岛，这比青岛蒸发海水制成清水还贵。这是什么科学？什么经济效益？工程和企业若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穷？物价怎能不涨？
八、在华北普遍缺水情形下，专家们高呼我国天赋水资源太少，年内分布又不均匀，这样怨天尤人，来卸掉自己的责任。按我国水资源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半富，其分布又恰恰和农时吻合，是好极了。北京年雨量660毫米，略高于西欧各地，如伦敦、巴黎等，只有东京、纽约雨多雪多，由于其特殊的环海、临海和海流方向的条件。我国内陆距海千余公里还能受到台风的影响，重庆年雨量达1000多毫米，在全球是少有的。全国雨量3/4落在夏季，正是气温高，植物生长茂盛最需水的季节。全国唯有五六月的春雨少得贵如油，其时北方小麦返青，水稻需水大量泡田，这是最紧张的时候。但这总比西欧海洋气候冬春降水大，夏秋反而干燥，要好得多了。北京660毫米若12个月平均分布，不论冬夏一律55毫米，春雨足够了，但最需水的夏天作物将枯死。
唯其是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及其合乎农时的分布，我祖先才根据这天然条件制订出作物的农时。华北41。的纬度能种两季，越冬小麦分两年生长，实为世间奇迹。春夏间缺水，其量有限，真旱时可汲地下水，若夏秋缺水问题就严重了。广西南部可种三季水稻，年雨量平均2000毫米，一遇台风来雨少了，便称旱。这不是真缺水，而是人对自然要求太高了。
惟其有如此天赋半富水资源，配以勤劳的人民，我国才能支持十亿多人口，但是向天奢望过高，终将受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惩罚！现在幸尚未达这程度，还有潜力可挖：华北黄淮海平原在分流黄水后，还有二三百亿方水沙可享。地下浅层潜流也有几十亿方可汲，连同从减少地面蒸发的措施也可增加灌溉水量。只是山西汾河也有权要水，河北、京津缺水之量与日俱增，唯一出路是引黄淤灌，僵化的头脑终将被迫承认应该分流，但仍将倔强地坚持其束堤集流、输沙出海和水土保持等劳而无功的治黄之策，而不肯认错。
九、今1988年用水法的制定是应时之需，但是内容没有定出如何解决上下游间和相临流域用水之争，一概推给领导机关仲裁，就是把法治推向人治。天津引滦取水，原可利用唐山胥各庄新开运河，就可送水到津。其工费不要如今开山打洞的十分之一，工时只要几个月。不这样做，就是为了沿途唐山地区各县难免要截水。在新的所谓水法里，无法可循。我近写了对水法的意见，不免兴起才难之叹！这里不需要多少学问，制法者没有深思，用水者甘愿浪费，我国焉得不穷！当然，三十年来，您劳苦功高，成绩将长示后人。前列诸端只是缺憾的一面，叨在族亲，敢不竭诚相告。且其中有的还能及时改正，则其功将永垂后世。如治黄问题，不妨发动群众，各抒己见，公开争辩，以谋一是。京津华北缺水，与日俱增，从滹沱河、拒马河借水，同时引黄水偿还其下游；山东已筹款一亿元，取黄河水淤灌，分流已经执行。但必须合理规划：分流闸须完善地设计，其艰难性不亚于滚水坝；分流路线和渠道断面，有淤滩，有冲槽，地形坡降改变很大很快，都须完善设计。现在这样，由地区自己掌握，未必可靠，费工掏挖必甚。分流只顾淤灌而置治河于不顾，不是两全之策。
亦宜出您余热，告诫后人，即接班人：必依靠积学之士，组成智囊，出谋策划，并明确其职责。切勿轻信工客，挥臂亲自指挥。遇有难疑，不妨公开征询，引起争辩。国内外学术会议，必须遴选才士出席，对于议题积有研究者，在会上能诤诤发言，惊倾四座。我国学者实不后于洋人，而每次派去出席的大多是庸碌工客，甚至是外行人，无发言能力，如何能代表国家的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