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明星。“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三十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三人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
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三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纪录了。
宁铂一直想逃跑，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地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做不成普通人。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对于三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三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