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的开篇之语。可否简单的理解，学习就是乐事，是高兴的事，而非苦事。
孔子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中，要表达一种境界的提升，一种行为的变化，恰恰要强调“学”与“习”的差异性。那么，从“学”到“习”的过程，隐含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到行为的一种归依，这才是孔子要表达的真正思想内核。在那个还没有形成“理论”与“实践”这一哲学概念的时代，孔子能用什么词汇来表达出自己对这一真理的领悟呢？既要体现出“实践”的含义，又要与学习到的东西有关，除了“习”，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小鸟反复试飞”这种意境，难道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吗？可见，在这里，“习”字最佳的解释就是“实践和试验”，“习”我主张表示“实践和习惯”的含义。
只有学到的能用得上，才能体现学习的价值，才能实现学习者的价值，在实践中体验成就感，“学以致用”才是孔子提倡学习的根源和出发点。学习者能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不快乐吗？在实践中验证并丰富对真理的领悟，能不快乐吗？在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才学，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能不快乐吗？这才是孔子“乐”的真谛。孔子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喟叹不正是他孜孜追求真理的最佳佐证吗？孔子首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然后才成就他“圣人”的美誉——这还是后人给他的称誉。所以，孔子首先就一定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体验，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然后，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现实境遇的不断磨砺以及自身修养的不断完善，才产生了一些非常人所能体验的道德情怀。
可见从语境上看，根据心理分析（对古人的心理活动照样适用），孔子这里的“习”字可以有“演练、试验、实践”等含义，但绝不会是“温习、复习”这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误解。
时，四时也。本意是“时间、时节、时辰”等，引申含义还有时机、机会等。有了前面的分析，这里可以排除了“时常、经常”这种解释。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这里的“时”，解释为“在适当的时候”，这与其他学者倡导的“时机”已经很接近了。何为“适当的时候”？不外乎内外因两个限制因素：外部因素就是有没有给你施展行为的机会或条件；内部因素就是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去实践的心理准备或有没有安排出时间去实践。这与“时机”的含义几乎相同。
透过字面的含义“学到了（知识或本领）并有时间有机会在实践中去用上它、验证它并完善它，不正是值得快乐的事吗”，它倡导的是学以致用的思想，隐含的是追求真理、把握真理、检验和完善真理的思想理念，体现的是“学有所用”、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
“壆”（学），象双手构木为屋形。后作声符，加“子”为义符。子，孩子。小孩子是学习的主体。孔子说的是，学习应是高兴的事。
《易经》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经》里的蒙卦有启蒙之意。蒙是山水蒙，即上面是山，下面是水。山，象征仁者乐山，是好老师；水，象征智者乐水，是好学生。山下出泉。泉水始流出山，则必将渐汇成江河，正如蒙稚渐启，又山下有险，因为有险停止不前，所以蒙昧不明，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必然蒙昧，所以是教育的当务之急，培养学生纯正无邪的品质，是治蒙之道。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征启蒙，不是我有求于幼童，而是幼童有求于我，第一次向我请教，我有问必答，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礼貌地乱问，则不予回答。蒙“来学”，而非“往教”。
《彖传》说：蒙昧，犹如高山下有险阻，遇到危险而停止下来，所以蒙昧不明。蒙卦象征通往亨通顺利把握时机非常重要。“不是我要去求那些蒙昧的学童来接受启蒙教育，而应该是学童来求教于我”，这样才能志知趣相应。“启蒙施教那些最初心诚的学童”，是因为他们心存刚毅符合中庸之理。“拒绝那些心存多变以亵渎神灵的学童”，这是亵渎了启蒙的初衷，而启蒙是为了培养纯正无邪的崇高品质。
师，提供楷模，使好学的儿童获启发，适时发挥参考力，使儿童乐于效仿。师若好为人师，却不重师道，儿童应敬而远之。
《易经》表达的信息是，儿童天生是爱学习的，并非是大人逼着孩子学习。
朱子说，读书方法是涵泳、体察。朱子读书方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共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是我国古代最系统的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法之大成，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朱熹强调读书穷理，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这“六条”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有内在的逻辑，是一个完整的读书、求学、进业的程序和步骤。“循序渐进”包含有读书的“量力性原则”，“熟读精思”包括有读书的“巩固性”原则，“虚心涵泳”包含有读书的“客观性”原则，“切己体察”包含有读书的“结合实际”原则，“着紧用力”包含有读书的“积极性”原则，“居敬持志”包含有读书的“目的性”原则。可以说“朱子读书法”包含有上述这些原则的萌芽和因素，是我国古代最系统的读书法。
陈献章说，学贵知疑。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明代学者陈献章主张：“前辈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有疑有惑，便出现了“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的情形。陈献章《论学书》这说明生疑、发问很重要，尤其是能够在“不疑处有疑”，这就要看研究者的“眼力”了。他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
宋太宗说，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来源于《渑水燕谈录》，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宋朝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命文臣李防等人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总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五十五门，全书共一千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这部书是宋太平兴国年间编成的，故定名为“太平总类”。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两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告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劳神。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于是，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三卷，有时因国事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并常对左右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三卷《太平御览》，学问十分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十分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读书，所以当时读书的风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地阅读《论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谓。后来，“开卷有益”便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总有益处。
古代诗句说，读书多么美好。唐颜真卿《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宋朱熹《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明于谦《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王贞白《白鹿洞诗》：“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东晋陶渊明的《杂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此诗感叹时间一去不复返，勉励人们应抓紧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