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体育。
王国维并没有单独阐述有关体育的观点，只是用一语带过，“加以身体的训练”，随后就将它与心育并列一起。其实，体育恰恰是教育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门学科。因为身体属人行走于世当中基础中的基础，属于人立身之基、立世之本。人类从事任何活动，其前提都少不了身体的支撑。包括王国维所提倡的智育、德育和美育的施教，都有赖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身体，往往很难有所成。
体育，包括体育一词本身，都是近代才有的，对于中国来说其属于舶来品。其被当作教学内容，可行的前提应是，人的体质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的。中国人的传统教育当中，完全侧重于“德”的方面，漠视“体”的方面，这几乎融入了国人的潜意识当中。王国维没有将体育与德育等放一起来作阐述，恐怕也是受这种心理影响。由此，可以感知他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王国维看到了国民体质的孱弱，以致被人冠以“东亚病夫”的侮辱称号。他的内心当中，出于一种爱国情怀，一定非常希望国民的体质普遍得以提高，以一种健康的体魄来应对各种挑战。另一方面，“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传统无为思想又扎根心灵深处，从而因喜静而不喜动的偏好而拒绝体育锻炼。另外，长久以来，国人当中形成了一种以柔弱为美的病态审美情趣，这些都极易影响一个受过传统教育之人。
体育，应该受到重视。从小处来说，锻炼出好的体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坚强支撑；从大处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有效保证。也许正因如此，理性才最终支配着王国维将体育列于其教育新思想当中。
但不管怎么说，王国维将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并入其教育新思想当中，四育并举，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人，也超越了当今时代的许多人。
叁
存于教育界的陋劣根性指的是什么？
1906年，王国维写成《教育小言十二册》，其中有针对学生的狭隘之举而对中国的教育现状陷入忧思的文章。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去岁之冬，我中国学界最多事之时代也。于东京，则有留学生多数之停课。于南京，则有苏学生与赣、皖学生之争额。于苏州则有苏、松、太学生与常、镇、淮、扬、徐海学生之争……南京之事所争者，犹省界也。苏州之事，则浸而及府、县界矣。曾谓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量如是狭隘乎？”
在该文中，王国维所谈的事发生在1905年。其中的东京停课之事指的是，1905年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时到会1300余人，还有许多留学生被警察拦于门外，未能入场，可谓盛况空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革命演说，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群情激昂，气氛活跃。但是，这次会议引起了日本政府和清庭驻******的注意。由此，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并准备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和通信等予以取缔或横加限制。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不满。于是，东京各高校留日学生八千六百余人以****来抗议。南京之事指的是，在南京的学生中，江苏籍的学生与江西、安徽籍的学生为哪省的名额多而争执。在苏州，又有苏州、松江、太仓的学生与来自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的学生为各自的府界和县界而起争执。王国维为此感到痛心，并发出疑问，都说是中国最有希望最值得爱护的学生，为什么他们的气量和眼界如此狭隘呢？他认为，天下都是兄弟的思想，在今天尽管还行不通，但中国人的思想中，但凡读书人，都应该有（天下都是兄弟的思想）。可是，在中国，这些最有前途的读书人，所争论的竟是“各自为政”这样的事，这就不能不替中国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
而不仅在学生中，在教育界，王国维还发现，如果学校的管理者是湖南人，那么该学校所招的学生中湖南籍的就会占半数；如果是福建人、浙江人，那么所招的学生中，福建或浙江籍的学生就会占半数；学校的管理者凭同乡的情谊来对待学生，学生们以同乡的力量来对抗学校，十七省中不设同乡会的唯独江苏学生，而这江苏学生即使没成立同乡会也已成事实上的同乡会了。为此，他感叹道，在我们中国没有中国人，只有湖南人、浙江人、江苏人……而已。人们初次相见，必问来自哪省、哪府、哪县，这种“陋劣根性”，可谓源远流长，有千百年的历史了。
王国维说“欲一旦扫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难也”，为此他呼吁：“是在有教育之责者有以渐而化之矣”。
王国维所忧心和批评的存于国人及学生中的“陋劣根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以裙带关系露面的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产物。他的担忧，放在逐步全球化的今天，仍未过时，且具有现实意义。
裙带关系，已由最初的因自己的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转变为泛指因亲缘、乡缘或友缘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工作、事业上的利益，包括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照顾、庇护、提拔和奖赏。裙带关系牺牲的是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破坏的是社会的公信力。当它扩散开来且不能得到有效抑制时，就会引发社会****，从而动摇政治稳定。从性质上来看，它危害的是社会。地方保护主义，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地方政权机构及其成员，违背国家的政策、法规，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往小了说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漠视或不顾整体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牺牲的是整体利益，破坏的是整体赖以生存的土壤，带有全局性。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它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消亡，危害的是整个国家。因而，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那样，它是一种“陋劣根性”。因其“根柢远存于千百年以前”，也就可以说它是造成国人沦为“一盘散沙”的罪魁祸首。
作为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且有投身事业之志之人，王国维的洞察力显然超出常人，故能够看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并且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通过教育让他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合作就能共赢。如此和衷共济，则外可抗敌之侮，内可共建美好家园。可是，当他把目光转到教育层面上时却发现，教育界本身恰恰又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践行者”。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了。为此，他不由地发出惊叹：“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他呼吁中国学者关心教育，因为教育是当下中国的急事，必须有人从教育原理和教育行政等方面进行研究，才有希望取得进步。他的这种呼吁，其中所包含的亟须研究的内容，不但在当时，在今天恐怕也少有人能窥出其真谛来。
1906年，王国维写该文章时，并没在教育界任职，而是随罗振玉进京，并暂住罗家。该年八月份，其父病故，他又赶回老家为父亲守丧。因而，此时对于教育界来说，他完全是名局外人。故而在文中才有这样的文字：“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的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这就是他的忧生忧世情怀的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现状的确让人感到“可悲”。而能看到这些现状的“可悲”的竟然是名局外人，也就让人复加可悲了。
在文中，王国维还写道：“使教育上之事，余辈可以无言，即欲有言，而有人代为言之也，则岂独我中国教育之幸哉？亦余个人之私幸也！”他所说的是，教育方面的事，他们这些局外人可以不用发表评论。如果有话想要说出来，而已有人出面表达出来，那么，这不仅是中国教育上的幸事，也是他本人的幸事。这其中，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忧生忧世的情怀，还体现了他的大局意识，属于知识分子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范畴。由此可推及的是，他所批评的存于国人中的“陋劣根性”，并不指的是否定国人建立在亲、乡、友、爱之上的诸种情谊。亲情、乡情、友情和爱情等，都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且最珍贵的情感。它们都属于人的品质范畴。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能起到凝聚人心，克服困难、增强幸福的积极作用。当人远离祖国时，它就是一种爱国情怀；远离故土时，它就是浓浓的思乡情怀……由此可见，这些情怀所起的都是凝聚作用，而“陋劣根性”所起的都是破坏作用。至此，也就把人的品质和人的私欲区别开来。反过来看，王国维批评且要根除“陋劣根性”的主张，恰是他爱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王国维在文中提到了“人类同胞”（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并且他是支持这一思想的。由此，既可窥出他的思想受到了当时西方“大同思想”的影响，也可窥出他的思想境界超脱了那个时代。
肆
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处学态度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这诸多行业中，王国维所选择的毫无疑问，当归于“学”行。在这行他混得怎么样，不用多说，单他获得的那些头衔，就足可以将他归于行家里手之列。按理说，作为一位在众人眼里实至名归的学者，他应该是知无不尽的。可是，事实常常是，在他熟知的领域，经常会遇到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懂的地方。比方说，在《尚书》和《诗经》的研究上，他是颇有造诣的，鲜有人比。但是，每次在讲解时，他总是要就其中的四五处地方，向他的学生们声明，“这个我不懂”而掠过不讲。
中国人自古好面子，还有许多书本上见不到的约定俗成的认知。王国维的这种做法，在一般人的眼里，明显与其身份不符，无疑是大煞脸面、大失风范、大失水准之举。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待呢？不妨从他的学术精神入手，再转向他的人格方面来做分析。
王国维的学术精神就是求真和求实，这也是他的学术素养。他的这种素养，既包含有西方实证论的精神，也包含有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他接受西学后，并没有合于俗流，从而做出要么否定中国传统而一味崇洋媚外，要么摆出卫道士的面孔将人家一概拒之门外之举。而是以理性的眼光，汲取人家的长处来为我所用。因而，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的一生都在担当着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互融的角色，并把“求真”“求实”的精神作为自己毕生付诸实践的学术观。他坚信，弘扬中国学术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他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另外，在对中西文化进行认真思考后，王国维有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原则，即坚持学术独立和追求学术自由。他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不愿让学术研究沦为政论的工具或其他谋求世俗功利的工具。这些学术精神和学术原则一以贯之地坚守下来，逐渐就融入了他的心性，成为了人格品质中的一部分。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知之为知之。
知之为知之，出自《论语》。还有下一句——“不知为不知”。其义均十分浅显，即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认真的处学态度，也可推而广之成一种处世态度。与它们相对的就是文过饰非，不懂装懂。
知之为知之，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相当难。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戴着面具到处装模作样，处心积虑地伪装自己，以致市面上“砖家”满天飞。王国维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躬行着自己坚守的原则，从不伪装自己。例如，由于，他在考古方面成就卓著，在文物鉴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有一些人就请他去鉴定古董。可是他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良知，从不去附和或迁就人家。能鉴定出的他就如实告诉人家，一旦看出是假的，他就会告诉人家“靠不住”，从不去察言观色讨好或成全人家。这种良知，正因为其稀缺，到哪里、到任何时代都显得弥足珍贵。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王国维所说的“不懂”，还应包含以下几种凸显人格魅力的情形。首先，出于自身责任感使然。老师，除了教书的本职外，还担着育人的义务。如果对于自己确实不懂或一时还模棱两可的内容不懂装懂的话，那么在育人方面就是严重失职，在真相面前，其带给学生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可以长达一生。因而，谨慎立言，方不负师范之谓。其次，出于学术素养使然，学术面前无权威，人人平等。谁都有发现真相、真理和真知的权利。由此，既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能鼓励他们产生探索和求知的兴趣。再次，出于以身作则，让学生抛却身份、地位之类的世俗功利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的眼光都脱不去官本位的视角。王国维对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深有体察。
王国维说：“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可见，洞察之余，他对此又是深恶痛绝的。
其二，知无不言。
王国维因自己不知而如实告诉人家，这并不是他敷衍塞责人家，也不是什么所谓的韬光养晦，实是出于一种人性的诚实使然。这从其他方面就可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