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不仅以历史学家著称，同时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于1901年翻译了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引进中国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他于1905年编著了一本《教育学》，这也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因而，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他在治学前期，曾以《教育世界》杂志为媒介，向读者推介西方的许多教育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培养“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被他称为教育的宗旨。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道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的宗旨是为了让人全面发展。他本人不仅是以全面发展为教育宗旨的提倡者，也是这一宗旨的躬行者。
王国维的教育观点包括：学术独立论，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和中西文化教育的“相化”等。这些观点，有些已成了当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至今还处在今人苦苦追求的阶段。因而，研究和挖掘王国维的教育思想、方法及社会活动诸方面，对正确认识和评价他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具有继往开来的借鉴意义。
壹
什么是“完全之人物”？
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文中他对什么是“完全之人物”进行了阐述。他说：“何为完全之人物？谓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也。”他指出，人的能力有内外之分，分别为精神能力和身体能力。身体发达，精神萎缩，或者精神发达而身体萎缩之人，都不能称为完全人物。要成为“完全之人物”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
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发达，并且十分协调和谐的人，才能被称为“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即今人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从王国维的学术观点里，可以看出他的“完全之人物”有别于常人的认知。
（1）“完全之人物”不等同于完人。
传统意义上的完人，指的是德行完美之人。在一个普遍为物欲所挟裹的社会，能做到德行完美的确非常难，故而也就有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说。王国维的“完全之人物”，其实现目标为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发达与调和，即让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弹性很大的目标，而且必须有针对性才能实现。因为人的个体状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其身体素质也不同，这是一时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即使是同一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其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可见，“完全之人物”不能上纲上线到完人，他在现实中是行得通的。只要社会群体基于共识上予以认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完全之人物”。
不过，王国维的“完全之人物”明显带有完人的情结在里面，且带有主观的诉求在里面。因而，可以把完人视为“完全之人物”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化状态。
（2）“完全之人物”不等同于圣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把才德至善至美、知行完备的人称为圣人，在他们的身上往往还带有无所不知的神的元素在里面。上面已经指出，完人，可视作王国维的“完全之人物”的最高目标和理想；而完人距圣人又差了一大截，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最高目标和理想。由此，则“完全之人物”距圣人又相去甚远。此处之所以列出来，实是表明，教育的宗旨并不是培养无所不能的人才，而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可用之才。
（3）“完全之人物”不等同于贤人。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贤人多是从做人处世立身的角度来说的，指的是有才有德的人。
王国维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由此可见，贤人在人生中所处的位置归于“致用”阶段，而“完全之人物”则属人生之中“学”的阶段。“完全之人物”必经后天的努力才能成为贤人，而贤人并不一定要经历刻意的“完全之人物”的塑造阶段。这也就说明，教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刻意培养贤人。
中国的传统儒家教育，像正心、修身之类的，其出发点和目的恰恰就是冲着培养贤人而去的。虽然这从社会层面上看挺好，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恰是一种悖谬。因为它忽视了人类成长必须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渐进过程。王国维是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并深受其影响的学者，他之所以没有因循传统教育而提出了“完全之人物”的观点，显然是基于人性之上考虑过后的一种全新认识。
可见，贤人是一种社会诉求，而“完全之人物”是一种之于社会之前的教育塑造，二者不能等同。
其二，“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
王国维指出，人的精神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智力、感情和意志，其中都含有真、善、美三种道德的理想。真，是智力的理想；美，是感情的理想；善，是意志的理想。
在真、善、美三种道德中，前两种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当中固有的成分，而后者，显然是他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后引为中用的。中国古人常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以此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在王国维看来，人的精神追求中，理想化状态就是真、善、美。
智力，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像、思考、判断等。智力越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就越强。在物欲世界，智力往往与欲望获得成正比。新发明、新创造发挥的是智力，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也发挥的是智力，这二者都有可能极大地满足人的物欲。但在王国维看来，它们都不是智力的最高境界，而仅是一种谋生手段的具体运用。智力的最高境界应是道德层面上的“真”。这种观点也是与他的学术精神一致的。
感情，是人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以及附带的生理反应。人类的喜怒哀乐，都是感情的外在表现。人处在现实当中，各种外在的、内在的变化都能引起心理反应，从而产生出不同的感情来。通常是顺从人的喜好者，他的感情就会与喜乐挂钩；而忤逆人的喜好，他的感情就会与厌恶相连。人的一生当中，最难掌控的就是感情。在王国维看来，感情的最高境界应是“美”，即自己的感情能让别人感觉到“美”。这其实是一种成全他人的高尚品德。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往往是与困难相伴的。因而，成就一番事业的过程中，意志力也就必须与困难的程度成正比。在现实中，诸如天寒地冻、道路艰险之类的自然条件和坏人当道、世风日下之类的社会条件往往都是需要意志克服的困难。如何排除这些困难？利用正常途径能克服，利用歪门邪道也能迎刃而解。这当中，意志考量着人的选择。在王国维看来，选择千差万别，但体现意志最高境界的唯“善”。
由此来说，想要让人接受真、善和美，非得通过教育不可。精神上臻于理想，身体上臻于理想，则“完全之人物”就出现了，教育的宗旨也就实现了。
综上所述可见，“完全之人物”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在里面。清末民初，国门被强行洞开后，面对自身的落后，广大学人和有志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由此，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一面的西方就成为了被普遍关注的对象，而它们的近代思想、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内容就成了引进和传播的热点。于是，便产生了“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激烈论争。王国维深受“新学”影响，从而站在了维护“西学”和“新学”的立场上。在那个国弱世衰的年代，面对国民体质普遍孱弱、民智普遍麻木不仁、传统文化走向式微、国人官本位思想异常顽固、旧道德崩溃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实，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学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无疑促使王国维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他终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有现状的造成，都是缘于人的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要改变现实，就不能急功近利，而要着眼长远，从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这，自然要靠教育。而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完全之人才”的概念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王国维的教育眼光无疑是深邃的——他的“完全之人物”的概念，放在今天不仅不过时，反而是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的。
贰
提出德、智、体、美四种教育
在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德、智、体、美四种教育内容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国维。
1901年，王国维在武汉农务学堂任教，同时兼任当时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主笔。在此期间，他大量介绍西方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宣传进步的教育思想。
1906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明确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的第一人。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时势推动的结果。当时，在西方先进科技的光环下，西方的近现代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学术体系产生了极大冲击，进而演变为大嬗变。王国维把这种冲击理解为一次受动性文化接受。由此也就引起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理念和范式的反思。他的认知让他做出了正确的取舍，即主动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为我所用。肯以虚心的心态学人之长，这也可以说是他于学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缘此，他在包括教育学在内的诸领域都能先人一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下面，就他的教育学方面的四主张一一做些介绍。
其一，智育。
王国维认为，人要想成为“完全之人物”，就得有内界和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掌握的程度，因时空的不同而不同。古代的知识，到了近代就觉得不足；闭关自守时的知识，与那些各国融通交流的知识相比就显得不足。所以，生活在当今的人，就必须有为当今时代所需的知识。知识又可分为理论和实际两种。追溯知识发达的次序，则实际应用知识先于理论知识。然而，一旦理论知识丰富起来后，它又成为实际知识的指导者。科学上如数学、化学、博物学等，都是所谓的理论知识。应用物理、化学的知识于农业和工业生产上、应用生理学于医学上、应用数字于测绘上等，就都成了实际知识。理论知识，属人天性上的需要；实际知识，则是应社会需要来维持生活的。对知识的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
可见，王国维所提的智育，实际上指的是对知识的教育。
其二，德育。
王国维认为，一个人光有知识却不讲道德，就不能获得一生的幸福，进而就无法让所处的社会得到安宁。这样的人，也就不能称为“完全之人物”。人活于世上，是为了活动交流的，而不是为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的。古往今来，东方和西方的哲人，没有不是视道德重于知识的。所以，古今中外的教育，没有不是以道德为中心点的。这是因为人的最高需求在于幸福。所以道德和幸福之间有不可剥离的关系。一个常关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常关爱他；一个常敬重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常敬重他，而反过来道理相同。就好比影随形、响随声一样，其效果显著，不承认也不行。《尚书》上说：“为人仁爱，就会引来吉利，反之就会招来凶险。”希腊古代的先贤们所倡导的福、德合一论，本来就是无论古今中外的公理。道德的本源由内心出，并不是外界强加的。将道德的精神发扬光大，进而在所施教之人身上发挥出来，这是教育的又一任务。
在这里，王国维没有任何空虚的道德方面的说教，而是上升到人生的高度，从生命的角度阐述了人生的意义——人生在世，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去学习知识，而是通过获取知识来获取幸福。怎么获取幸福呢？道德就是获取幸福过程中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如何提升这种内在的力量呢？通过教育就能达到。
其三，美育。
王国维认为，人动起心思的时候，无不是受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因素牵涉。唯独美，作为这世上的一种事物，能够让人忘记个人的利害关系，从而让认识升华到高尚纯洁的境界。这是一种最纯粹的快乐。孔子在谈论人的志向时，曾说过，为了修身就从诗学起，再学礼，到乐学成时，一个人的品性也就修成了。希腊古代时把音乐作为一门普遍的学科，近代的谢林、席勒两人重视美育学也不是偶然。总体上来说，美育，一方面能使人感情发达，达到完美的地步；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德育和智育的手段。这些都是教育者应留意和重视的。
很明显，王国维把美上升到了一种忘我的最高境界。这其中也体现了他学术独立、非功利的思想。
在阐述了智育、德育和美育的认识后，王国维又指出了这三者并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交错的。因而，他把这三者统归于心育范畴。他说，人从事某项事务时，知道应该怎么做，这就叫做智；想要去从事，这就是意；当他从事之后，就会有苦乐感受。所以，这三个方面，不能分离开来另作一论。在教育时，就不能加以区别。而应是有一科兼德育、智育，有一科兼德育、美育，有一科将智、德和美三者全部囊括。这三者并行，逐渐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再加上加强身体的训练，那么，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就是“完全之人物”。至此，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