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王国维首先是一个物质上的人，他时刻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在创作《人间词话》的时候，他也合着世俗成了家，有了家累。他本该继续合着世俗，为了家业，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物质上的富足去拼搏，去奋斗。可是，这时他再没有妥协于世俗，而是钻进了故纸堆中，于古人过起了招。其实，这一切看似反常之处，恰是最合理之处。
王国维选择了不妥协于世俗，选择了与功名利禄无关的文学研究事业，事实上就是选择了气节坚守，选择了与个人心性相符的精神追求。他选择研究的词，尽管可归于享乐消遣的范畴，但其中却有着符合人的心性或精神追求的高尚成分。试看一些词作，“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其中哪来所谓的靡靡之音，从中分明看到的是一种排兵布阵、捐躯报国的豪迈情怀。又比如，“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这当中，哪来半点儿女情长，分明是对舍生取义、报效祖国的鼓与呼。又比如，“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这当中，哪来半点苟且偷安之意，无处不透着驰骋疆场、为国杀敌的壮烈情怀以及时不我待、报效无门的深沉叹息。这类的词举不胜举。
山有山的境界，水有水的襟怀。人，自然也有人的情怀。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年代，人性中的那些美好的诉求不得不让位于承受灾难的奴役。国家的没落崩溃，强敌侵凌，恶人当道，人心涣散，道德沦丧，价值体系紊乱，社会秩序失控，一切的一切，不由人不迷惘，不由人不茫然。然而，希望在何方，出路在何方？好在现实的残酷阻挡不住人对美好的向往。王国维选择与古人为舞，并不是消极避世，看破红尘，实是一种大无奈过后的平静，一种看似与世无争，但其实是一种不妥协于时世的生存勇气。它实是一种锲合人性的对现实的曲折诉求——渴望社会和平，渴望家庭幸福，渴望国家繁荣富强，渴望人间祥和安宁。
如果普天之下不再有国难家苦，不再有荼毒伤害，不再有流离失所，不再有失意哀嚎，人人都能遂着自己的心性，安居乐业，过起自由自在、清静无为的生活，那这人间无异胜似天堂，该是多么的美好。可见，王国维选择研究古典诗词，实是选择不苟且于时世而为永葆文人的气节操守；选择“人间”作为名号，实是体现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
陆
为什么说文绣的文学不是真文学？
王国维说：“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哺啜的文学同。”这些话可简单地理解为，“世人有说法：名，是利的座上宾。因而，依靠文学来求名的人所创造的文学，不值得称为真文学，而和那些混饭吃的文学相同。”这些话，实和他所说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异曲同工——真正的文学，是与名利无关的。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对此，先还是就事说事一番。
名利，可简单地理解为名声和利益，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同胞兄弟。名，一旦拥有，可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利，一旦拥有，在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能带来身心的愉悦和舒适感。名归虚，属精神范畴；利为实，属物质范畴。它们往往互相砥砺，得到了名，利往往不请自来（名者，利之宾从也）；拥有了利，名也会不期而至；名能为利保驾护航，利能让名巩固提高。
文学本是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的。王国维说了上面那些话，定有它的现实之源。其实，不必拘泥于他生存的那个乱世。纵观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最终还是跌倒在名利面前。在有生之时，为了名利，他们中有蝇营狗苟的，有铤而走险的，有大打出手的，有丧格变节的……可是，这些人真的能名利双收吗？历史是一位公正的判官，它会公正无私地还原真相，将一切牛鬼蛇神击碎并扫进垃圾填埋场中，哪怕他的名字已刻进了不朽的石头中。
文学本身应是与名利无关的，是圣洁的。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表示不敢恭维。的确，现实中有多少人打的就是文学的主意。他们通过操作文学，从而让自己名利双收，从而大红大紫起来，以致声名如雷，财源滚滚。不过，那要靠敏锐的嗅觉、洞察的眼光去捕捉市场的瞬息万变，去满足千奇百怪的胃口，去迎合五花八门的需求，必要时还要到人前大肆宣扬卖弄一番。由此，也就不难发现，这些人并不热爱文学，只不过打的是文学的幌子，博的是名利。试问这些人，从事一项与自己的志趣无关的事务，你的内心感受到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快乐了吗？
真正的文学，应是心灵之歌，远离物欲，远离虚名，是健康身心的灵丹妙药。不求名利，是能够创作出真正文学作品的前提。可是，现实中世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或者说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吗？
其实，不用找，王国维就是最好的例证。
王国维的名利观和处世态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与文学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对名利一以贯之地表现得不屑一顾，丝毫不顾及古往今来的告诫：无财莫论才。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他是靠别人（主要是罗振玉）的大力相助才解决了生活中的物质需求并得以与学术结缘的。处在这样的境遇，搁在平常之人，应该不会去玩什么“游戏的事业”，而是将满足生活所需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可他是个另类，偏偏远离尘嚣，寄情淡泊，从事起了与名利无关的文学事业。
是王国维无能力去追名逐利吗？还是他生存的环境容不得他去追名逐利呢？当然不是。他的境况，他的生存条件，更利于他去追名逐利，而且他也有能力去做这些。只是，他不愿意。由此，也就只能把他归为迂腐的老夫子行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他主动放弃了对名利的角逐。而他的如此不通人情世故之举，恰是他的可贵之处，人格的完美之处，人品的高尚之处。他始终认为：“个人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文学本身，应是远离市场、远离功利的，更不能拿它来作为混饭吃的工具。“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文学是不能拿来混名声的。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这当中的“行乐”，决不是贪图享受的寻欢作乐，而是顺应人的心性的一种自然乐趣。做学问是清苦的，但当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表现出顺应心性的无欲无求时，它又是快乐的——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王国维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有了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哺啜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哺啜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在王国维眼里，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是为文学本身而活着，而不是靠文学来养活着自己；他除了拥有文学天赋外，还应有高尚伟大的人格，怀有真诚之心；他不能把文学当作混饭吃和求名声的工具。失去这些，王国维宁愿听“征夫思妇”的声音，也不愿让那些混饭捞名的所谓的文学家来污染自己的耳朵。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传统文人的清操雅洁观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的这种认识，他的这种操守，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不应沦为湮没于风尘中的无用的化石，而应成为陈年佳酿，愈久弥香。
王国维埋头学问，看似避世，实是一种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无宁静不足以致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知到，在他的内心，那种无尽的忧患意识，那种坚定的文人气节，让他何尝不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面对名利，他选择了淡泊也做到了淡泊，超然于物外，保持着文人的气节操守，兀兀穷年，至死不渝。也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从而让他的学问，成为了真正的学问，成为了一座丰碑，具有不朽的价值。这既是他本人之幸，也是中国文学之幸。
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回过神来，让文学不再成为“文绣的文学”，而成为最真的心灵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