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当代名家——蒋子龙自述人生
33678800000015

第15章 家有升学女(2)

学生进了考场,大部分家长并不离去,还站在雨里等着,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中出问题,比如:晕场了、生病了、忘记带什么东西了。我对女儿有信心,就说:“我先回家,两个小时以后再来接你。你放心大胆地考,考砸了也没有关系!”话虽这么说,我并未马上离开,想观察一下这些可怜可敬的家长们。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夫妻,焦急地在检查考场外的每一辆自行车。原来他们是在寻找儿子的自行车,儿子不让他们护送来考场,急匆匆自己先出来了,他们不知儿子到底来没来?

一官员带着十几个随员和记者来到考场,被监考老师挡在了门外。我非常赞赏这位敢于挡驾的老师。这一大群人冲进考场,名为关心考生,慰问考生,报纸上可以发一篇消息,配一幅照片,XX领导到考场看望考生,实际是搅扰考试,分散考生的注意力,浪费宝贵的考试时间。家长们也都愤愤不平,但宫员坚持要进考场,最后只好让他一个人进去,随员们留在门外,记者隔着门上的玻璃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上午的考试快结束的时候,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又回到考场外面等候女儿。在考场的大门外,家长们排成两行长长的厚厚的人墙,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从考场内出来。家长们此时的心情格外敏感,看到最前面出来的考生脸色沉重,有位家长禁不住说,看来题够难的,孩子们没有考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在紧张地根据考生的脸色猜测试题的难易程度,猜测自己的孩子能考得怎么样。有个女孩阴沉着脸,来接她的可能是她姐姐,一出考场她就对姐姐说,你安慰安慰我吧……没等另一个姑娘说出安慰的话,她竟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的女儿出来了,她也看见了我,远远地向我招了招手,笑了。女儿的笑容清纯而灿烂,令我们夫妻百看不厌,她平时的一笑都能解我的心头百愁,此时这一笑,不管她实际考得怎么样,我的心里立刻也阳光灿烂起来。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哭和闹都没有用,就应该咬牙,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考后能有这样美丽的笑容,即使她考不上大学,我也是满意的。我拧开矿泉水的瓶塞,让她喝个够,她此时需要补充水分。看着她喝水的样子,我有一种幸福感。

在回家的路上她向我讲述了作文是怎么写的,还问了几个她拿不准的问题。比如《唐璜》是不是拜伦的代表作?我告诉她,她答对了,作文写得也可以。但不论上午考好了,还是考得不太理想,都忘记它,不能沉浸在上午考试的兴奋里,赶紧让脑子进入下一门要考的课目。

就这样我每天往返考场四次,把女儿送进考场,她出考场后把她接回家。她不再拒绝,反而觉得这样很方便,我成了她的同伴,她的管家,她的保镖。平时我们各忙各的,虽然父女关系也算亲密,但不像这样同甘苦共患难,有一种父女加战友的情谊。再加上口试,三天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女儿在家里不再享受特殊照顾,每天开始由她洗锅刷碗,西洋参制品之类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了。女儿故意大喊大叫,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高考刚结束一切优惠政策就都撤消了,还不如继续考下去哪。她把满是尘土的清脑器和只喝了一小瓶的太阳神口服液都扔还给我。

我也有同感,很怀恋女儿高考的这段时间,大家目标一致,团结紧张,互相体贴,每个人的脾气都格外好,说话轻声细语。我也不用写作,只扮演老勤务员的角色,忠心耿耿,心细周到就行,享受了平时享受不到的许多快乐。

警察的幽默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里每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都设有岗楼,警察在外面站累了可以坐到岗楼里面靠高音喇叭指挥交通。当时我的工厂在北郊区,进城出城要经过金刚桥,桥的南端就是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那时,半个天津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金刚桥的警察有意思,我每次路过金刚桥,只要见到有热闹,一定停车看上一会儿。

有一回,一个农民骑着一辆被称作“铁驴”的自行车进城,这种车是用水管子焊成,简单而笨重,没有挡泥板和前后闸,过了金刚桥下大坡的时候,那农民便伸出一只脚去踹前轱辘,完全靠鞋底子和车胎的摩擦减缓车速。不想他用力过猛,把鞋掌给蹭了下来。大喇叭里立刻传出警察的喊声:“哎,骑铁驴的那个,回来!”老乡吼里咕噜地从铁驴上跳下来,艰难地将后架上驮着重物的铁驴推到路边,紧张地回头看岗楼,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错。警察从岗楼里探出身子,用手指指路口中间的那块胶皮鞋掌:“把你的闸皮拣起来!”“哗”的一声,路边看热闹的人发出一阵哄笑。那个年代大家神经紧张,生活枯燥,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偏偏又有的是时间,于是就经常站在路边看戏。警察就是马路上的导演,大街上有戏没戏就全看警察了。警察不苟言笑、严谨整肃不足为奇,能有幽默感就难能可贵了。所以“金刚桥的警察”名气很大,人缘也格外好。

有一次我还赶上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场面: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骑着一辆漂亮坤车,利用过桥下坡的冲力闯红灯,“金刚桥的老警察”在下面巡逻,岗楼里坐着一个年轻的新警察,他一着急说了一句天津话:“这货!”在天津,称一个人是“这货”,就是说她不是好货,是骚货。这两个字通过扩音器传出来,那女郎在路口中间拐了大弧便冲到了岗楼底下,尖着嗓子吼道:“你给我下来!你说,什么叫这货?在家里跟你姑、你妈也是这么说话吗?”好家伙,在那个年头,敢穿得如此花里胡哨的在大街上招摇,闯了红灯还敢这么横,不是造反的头头也跟造反的头头有点关系。那个年轻的警察果然被镇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看热闹的人呼啦都围上来,越聚越多,跟着一块起哄:“对,问问他什么叫这货!”那女郎的气势也随之更张扬了,一定要逼着年轻的警察解释清楚什么叫“这货”!“金刚桥的老警察”这时候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对那女郎说:“你问什么叫这祸,是吗?让我来告诉你,自行车相撞,没有碰坏人,叫小祸;机动车相撞,人死车毁,叫大祸;你擅闯红灯,是险肇事故,就叫这祸!懂了吗?”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即转变立场,又跟着哄那个女的:“对,她就是这货!”女郎被问得傻眼了,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嘴……老警察要过她的自行车钥匙,让她回单位开证明,并写出检査后再来取车。

警察成天在大街上呆着,什么样的人都会碰上,就得能应付各色各样的入,还要学会自已不生气。想不到二十多年后我也遭遇了一次警察的幽默。有天清晨游泳回来,在一个天天经过的街口,新竖起了一块不许左拐的牌子,我没有在意就拐了过去,随即被警察拦住。他没有批评,也没有罚款,而是拿出一面脏兮兮的小白旗让我举着,等到再有拐错了弯的人,我把白旗交给他,自己才能走。

我问他:“如果今天没有再拐错的人了,你难道让我在这儿打一天小白旗?”他说:“多受点教育有好处。”我觉得对违反了交通规则的人该罚的就罚,该批评的就批评,让人在马路上举白旗近乎是一种精神污辱。便试着对警察也幽默一下:“你这个白旗太脏了,像油条铺的幌子,能不能罚我带回去把它洗千净,明天早晨再给你送到这儿来。”警察脸一变呵斥道:“严肃点,这么大岁数了,别嘻嘻哈哈的!”就在这时候,有个倒霉蛋风驰电掣地朝着我们拐过来,警察伸手拦住了他,我则笑嘻嘻地将小白旗递了过去:“老弟,有劳了。”

战友情论

在人类各式各样的感情中,战友情是很特殊的一我所说的战友情是指真正在部队里结下的友情,不是泛指一切“共同战斗过的人”的那种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如同将阶级敌人扩大化一样,将战友的涵义也扩大化了,除去敌人,剩下的都是“战友”。人们也确实处处、时时、事事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全民皆兵嘛!那时候连江青都穿上了绿军装,无论走到哪里第一句话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在大街碰上到了部队来天津办事的战友,因我的日子正不好过,相互只把万千感慨用到眼睛上,行了个注目礼。未能握手便又分手了,心里却格外亲,格外热,真想把他拉到家里倒上酒好好喝一顿,说它一天一夜的话儿。此后许多年都为那次没有请战友到家里吃顿饭而懊悔。这几年战友间有了联系,每年聚会一次,每聚会一次我都要兴奋几天。我看大家也是如此,其快乐程度胜过任何一个节日。

这让我不能不思索:战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让人这么留恋、这么珍惜?

战友之情是在生命的黄金时期、生活的浪漫时期、社会的特殊需要时期结下的。有生死之交,有血浓于水。不是爱情却有爱情的真,不是亲情有胜似亲情的热,有男人的刚,也有女人的柔。有豪情、有烈性、有无数难忘的故事和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