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易传》则认为“阳刚”的一方面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于是也就逻辑地导出了阳刚定位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夫主妇从、君尊民卑、贵刚贱柔、主伸抑屈等等，成了《易传》思想的基本倾向。《易传》看到对立面中主要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它认为对立面的主次地位是僵固不变的，虽然它肯定人们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不过这种有为的目的是要防止事物性质的转化，而不是促进转化，这样，实质上也就否定了事物的发展。
五、儒家“中庸”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与追求和谐的均衡论在先秦，除了以孙、老、韩、《易》为代表的关于矛盾对立、依存、转化为特征的辩证法系统外，还有一个主张“中和”之道的“中庸”系统。虽然它常常并不被人们视为辩证法的独立系统，甚至还对之有种种非议，但是应该说，“中庸”确实包含着不同于《易》、《老》，而又在某些方面与之相通的辩证法因素，也表现出古代哲人惊人的智慧。
“中庸”的思想虽不能说自孔子始，但是孔子首次明确提出“中庸”范畴则是可以肯定的。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不过，孔子关于“中庸”的仅有的这句表述，也只是说“中庸”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老百姓缺少它已经很久了，“中庸”的含义还不太明白。“中庸”，据郑玄的解释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礼记注疏·中庸》）
“中庸”，从字面意思，就是以中为用，以中和之常道处事。郑玄的解释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因为，从孔子的总体思想和方法说，以中和之道处事，似乎是一以贯之的。其具体的用法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强调要看到事物对立的两方面，而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孔子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又说：“攻乎异端，斯言也已。”（《论语·为政》）“两端”即对立的两方面。“异端”，即如果站在两端的某一方，而另一方面则是“异端”。孔子是说，处理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既相反又相成的两方面，而不要专治某一方面而不及其另一方面，否则就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两点论的全面性观点。孔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都运用了这种两分法。如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强调学与思的结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主张思考问题要全面。“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强调质朴与文采两方面要保持适度。在这里，孔子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联结和依存。
第二，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反对走极端。孔子主张“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就是说，处事要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合乎标准，即为中道。在执行标准时，要权衡利弊，不要走极端。孔子在评价其弟子子张和子夏时说：“师（子张）
也过，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犹不及”，意即过度或达不到其效果是一样的不好。当然孔子说这话是有其政治伦理意义的，是说以“礼—仁”的标准衡量，超过和达不到标准这两者都不好，能执中，即合乎标准才是美德。孔子在评论“狂狷”这两种品行时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狂妄，指思想偏激；狷，即畏缩不前，思想保守。孔子对这两个极端都反对。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所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对孔子所主张的处事要合乎中道，反对走极端思想的发挥。
第三，做事要把握适度原则，防止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中”，有“正”的意思。《说文》：“中，正也。”坚持“正”的一面，并对对立面加以限制，才不至于使事物向反面转化。孔子常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些说法都是强调要努力保持事物之“正”，不要使之转向它的对立面。相反，事物如果不得其“正”，就要设法克服，使其归于“正”。这一点，在孔子的教育方法中也体现出来。当冉有和子路向孔子提出“闻斯行诸”这同一问题时，孔子作了不同乃至相反的回答，孔子对此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意思是冉有胆小怕事，故我就鼓励他；子路勇敢过人，所以我就限制他。孔子常教育弟子处事要把握适度：“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不要主观臆度，不要绝对肯定，不要拘泥固执，不要坚持己见，也就是要处事合宜，把握适度原则。
第四，对对立双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尽力保持对立面的均衡与谐调。孔子在评价历史上的“逸民”时所采取的“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的态度，就反映了这种思想。“无可无不可”，即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折中态度。孔子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无适”、“无莫”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后世尤其是宋明，人们常把“中庸”作如是解，即源于此。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说：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其实，不偏不倚与无过不及的含义和表现有所不同，朱熹显然把二者搞混了。
看来，“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中含义比较宽泛。它既是一种美德，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它既有伦理的意义，更有强烈的哲学色彩。它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们的行为和品德只有合乎“仁”与“礼”，才是合乎中道的。而从理论思维上说，“中庸”的说法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设定一个标准，遵守这个标准就是“中道”。其中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在于：它接触到辩证法关于“度”的概念，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张岱年先生说：“中庸观念包括关于对立转化的认识。”这是正确的。可见“中庸”是与辩证的矛盾观相通的。不过，辩证法所说的对立面的依存、转化都是有条件的，而孔子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保持中道，这就把中道原则看成绝对的、无条件的了。所以，还不能说“中庸”已达到辩证思维。不过，“中庸”虽然表现出折中的态度，但不能将其简单地说成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主张无原则地调和矛盾，孔子则是讲原则的，他不是要对对立的两端加以调和，而主要是追求对立面的均衡与和谐。他把均衡与和谐看成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说明孔子的“中庸”属于均衡论的思维类型。孔子发现了均衡，这是对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贡献。但是孔子把均衡看成是最高的、绝对的原则，而忽视了均衡的条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又有某种折中主义的倾向，因为绝对的均衡论是可以转化为折中主义的。
“中庸”思想后来在战国中后期和秦汉，从一种思想方法、最高美德被发展为一种世界观和本体论。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着重讲“中和”，“中和”是由“中庸”转化而来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把人情感未发的本然状态称“中”，把情感虽发而合于准则叫“和”。这里还主要在强调内在情感与外在规范的协调。《中庸》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被看成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本体；“和”被看成是天下之所共由的正道、原则。这样，“中庸”就被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一种本体论。这就与孔子原先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距离。
综上所述，在先秦哲学中，从孙子、老子到韩非，逐步形成了以矛盾学说为核心，以运动观和矛盾对立面的转化为主要内容的辩证法系统。我们不妨把它称为转化论系统。此外《易》、《庸》则形成了以追求矛盾对立面的均衡为主要内容的均衡论系统。这两大系统构成了先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先秦矛盾观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此后的哲学发展中，两者均有较大影响。汉代着重发展了均衡论系统；而宋明则既发展了转化论，也发展了均衡论。两个矛盾系统观的共同特征，是强调矛盾对立面的同一，而忽视对立面的斗争（除韩非外），这一点，后来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特质。
先秦哲学的思想主题：政治论
先秦哲学酿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们自觉参与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期，这就造成整整一个时代的哲人们都不能脱离社会政治变革的思想主题来思考宇宙和人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成为当时不可超拔的思想定势。因此，先秦诸子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在政治斗争中进行着自己的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哲学思考。这就使先秦哲学打上了浓厚的政治论色彩。
立足于社会现实，倾心于社会政治的传统始于孔子。孔子的全部哲学都是以“复礼”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不过他又能顺应时代潮流而作出一些“权变”。孔子的仁学体系是希望帮助人在“礼坏乐崩”（《汉书·艺文志》）的情况下重新塑造自己，其“中庸”思想是要人坚守“周礼”的中道，其政治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孟子把孔子的仁学精神发挥为一种天赋道德理性论，主张把这种道德理性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仁政”说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点和归宿。如果说孔子还在不合时宜地为恢复西周奴隶制而奔波，那么孟子则非常现实地为新兴的制度呼喊。战国末期的荀子则更是不遗余力地为维护新的等级秩序而努力。他所竭力倡导的礼义规范，不过是该时代“法”的代名词。影响中国政治几千年的王霸并用思想正是由荀子奠基的。他的“性恶论”、天人论都与其政治倾向密切相连。墨家哲学立足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义利观成为哲学思想展开的轴心。法家则是在地地道道讲政治哲学。即使长于言辞辩说的名家也并未游离于政治之外，惠施、公孙龙都曾参与过政治活动。道家老子则是在宇宙论的更高层次上讲政治、讲军事、讲社会人生。“道”实质是在为社会立法，“无为”论是试图为当权者提供更合乎规律的治国安邦方略。正因为此，有些学者竟怀疑老子是“兵家”，或称《老子》“此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即使标榜“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的庄子，也处处讲政治，讲社会理想和人生，只是其学说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但其中包含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见和理解。因此，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以说，先秦哲学的突出特征和思想主题是政治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即哲学虽然更远离经济基础，但是却又不能不受政治的强烈影响。在先秦，哲学一面受政治的强烈影响，一面又反过来指导政治。
先秦时期诸侯林立，一般地说，凡是得到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的国家，往往率先富强起来。但是，先秦诸子哲学又多不为政治权力所控制、所干涉，权力与哲学处在双向的选择中，所以学术思想又相对自由些。这也是当时出现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