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于风雨飘摇的清朝来说，的确是不寻常的一年。但在慈禧的眼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的生日更重要。
整整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寿辰的典礼。一过了新年，朝廷开始加恩封赏所有的宗室外藩王公和中外的文武大臣，宫内的妃嫔们也一律提高一级。同时，还下令各省派两三个将军督抚一级的官员，在万寿日——十月初一这天之前进京，为太后庆祝大寿。
据各省的复旨情况来看，届时，会有四十一名官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其中有一人最殷勤，他就是荣禄。
这荣禄本来是慈禧太后的功臣，之前东太后在的时候，西太后一时气愤，将荣禄当成出气筒撵出京去，后又提升为西安将军。荣禄倒是感恩图报，此次为太后庆祝万寿，他表现得最好。荣禄到达京城的时候，内务府正在为庆典筹集经费，因为国库空虚，朝廷决定要内外官员捐出自己的俸禄以表孝心。大臣们正在讨论抽取的份额，有的提出抽十分之一，有的提出抽十分之二，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荣禄踊跃地献出了俸禄的十分之三来孝敬太后，让各位官员立刻没了底气，虽说人人都想巴结慈禧太后，可是真正要从自己一年的俸禄中抽取三成，未免有些舍不得，所以一律否决荣禄的提议……
众人又商定一番，最终决定抽取百分之二十五，荣禄虽然还觉得有些不够，但是不好和诸位王公大臣再争执下去，他自己除捐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俸禄以外，又花费了好几万两的银子，买了许多金银珠宝献了上去。这让慈禧慈颜大悦，收了彩礼之后，荣禄就恢复了步军统领的职务。
没过几天，荣禄奉太后懿旨赶赴热河办公。这颐和园已经修好，内面的陈设布置也已经准备妥当，还是李莲英亲自督办的，还有什么差事要办呢？原来，慈禧对颐和园的内部陈设还是不够满意，希望再多加一些物件的装饰，她想起在热河的行宫中还藏有很多宝贝，就命令荣禄前去选一些来。
荣禄办事果然得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荣禄运来一百八十大车的古玩珍宝，共有两万多件。其中有几件十分夺目，堪称罕世奇珍：有一株用宝石做的碧桃树，高过一丈，叶子全都是用翠玉做的，枝权上有一百多个桃果垂下来，这些果实全如天边晚霞一样红艳照人，每个桃子至少有四五两重。还有一个玉制的明皇坠马图，足有几尺宽，细致到人物的须发袍靴和容颜神色都刻画得惟妙惟肖，袍角都有随风而起的灵动之感。巧夺天工的物件数不胜数。很快，这些奇珍异宝就被布置在各个殿堂之内了，整个颐和园珠光宝气，绚丽非凡。万寿之期将近，内务府又招了很多工役前来做一项更加巨大的工程，那就是在从颐和园到紫禁城之间十里左右的路程上搭建灯栅、设经坛，并制作各式各样的花灯，力求每一盏都做到精美绝伦。乐工们还要加紧排练，他们要在万寿节那天穿不同颜色的衣服，手执不同颜色的彩灯，排列字形，现出“太平万岁”、“万寿无疆”等吉祥字样，排演一定要精益求精，一定不能在万寿日的表演上出什么差错。
此外，颐和园内正在建议一座巨大的牌楼，作为慈禧太后万寿的纪念。喇嘛带领僧众从十月初就开始虔诚赴坛，捧诵佛经。
紫禁城内外和颐和园内，无论主仆、无论男女、无论尊卑、无论长幼，都要上报衣服尺寸，织造府要赶制所有人的新衣。在这段时间里，宫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而此时，前线的将士们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正在辽东半岛的战场上浴血奋战。
而慈禧还沉浸在庆生的喜悦当中，整天动着心思想怎么把生日过得更好。而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慈禧为自己筹备生日的这一年时间里，英国人进驻缅甸，并从缅甸侵入云南西部的边界，已经占去了数百里，多亏驻英使臣薛福成据理力争，多次抗议，争回了龙川江中的大洲和昔马地，还收回了孟连、江洪、两土斯的上邦权，立下了《滇缅条约》，共二十个条款，这好歹算是亡羊补牢的策略。
美国人限制华工，驻美使臣杨儒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条约，提出了不得虐待在美华工等六条约定。还有川滇一带发生匪祸，慈禧接到的是“一鼓荡平”的捷报。这一件件事情，在慈禧得知的时候，已经解决得妥妥当当了，这让慈禧十分欣慰，她原本就是害怕多事之人，这一个个“捷报”自然让她欣喜不已。
中日开战在即，李鸿章报上来的海军的训练情况也让慈禧喜笑颜开：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炮台船坞一律坚不可摧，各海港海域也都固若金汤，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北洋水师已经为大清绵长的海岸建立起坚固的堡垒，太后老佛爷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过她的六十岁寿辰了。可是老佛爷怎么也没有料到，她的国土已经没那么坚固，她的臣子也并非个个骁勇善战，她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浩劫，东海的巨浪，就要掀翻她精美的生日宴席了。
甲午战争从六月份开始，慈禧太后一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力主求和，知道平壤失守、黄海战败，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前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她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生日又不能过得太平了。于是，她立即下达懿旨：从宫中节省出三百万两白银，由户部陆续拨用到前线的战事上，“以收士饱马腾之效”。然而，天真的太后老佛爷再一次低估了战争的力量，这三百万两白银如果花在战前北洋水师的训练上，或许还会起点作用，而今大战在即，是真刀真枪的较量，从宫中节省的这三百万两，显然是杯水车薪。
战乱之中的慈禧太后很快又发下懿旨：所有庆辰的典礼改在宫中举行，颐和园受贺的事宜立即停办。她终于如梦初醒，自己的这个六十岁生日，原本就应该一切从简的。秀丽精致的颐和园现在只能搁置了，没有人知道慈禧心中的难过。
但是战事急迫，总要解决。慈禧决定重新起用熟悉洋务的恭亲王奕，由他来继续掌管总理衙门的各国事务，并派他和李鸿章等人共同办理海军事务。慈禧赋予奕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督办军务，“所有各路领兵大员，均归节制”。
慈禧在用人方面一直头脑简单，她将手下的臣子都看成是提线木偶，她需要的时候，这些“木偶”要表演得淋漓尽致，而当她对他们不满的时候，就弃之敝履。此时的奕已经不复当年的朝气与锐气，他已经深深领略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道，这时的他已至暮年，再加上疾病缠身，他不想再做什么无畏的挣扎了，只想安安稳稳度此余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听从慈禧的意思，一切都听她的。
甲午之战上，慈禧一直主张求和，那奕诉也就一直力主求和，而光绪身边的一些官员却带着一腔热血主战。帝党官员瑾妃、珍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上折弹劾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以及李鸿章，声讨他们“不顾后患”，阻挠光绪皇帝积极抗战。但是这个做法毋庸置疑地激怒了慈禧太后，她又不顾一切地下旨，将这些主战的臣子降职贬官。
就这样，慈禧过完了自己惨淡的六十岁生日，甲午战争惨败，这个惨剧并没有得力的王公臣子前来收拾乱摊子，战败后的慈禧更是一味求和，她这种走一步看一步，处处受制于人的心态让光绪皇帝毫无办法。
甲午战争对于清廷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在慈禧积极准备生辰庆典的时候，那些瞻前顾后、懦弱无能的官员尽量压着前线战局的种种噩耗，尽量做到“报喜不报忧”，然而很快，前线就“无喜可报”了。
中国海军在慈禧生日庆典的盘剥之下，没有能力与强敌对抗，最后全军覆没。这时候的清廷和晚年的慈禧一样，正面临着日薄西山的命运。
后人无从得知慈禧六十岁生日的庆典在宫中过得如何惨淡、凄凉，但是历史在严厉地惩治着这个不思进取、不善用人、不悯百姓、不顾国家的统治者。接下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而慈禧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并且她的能力也不足以撑起这样一个局面，古老的华夏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厄运……
签订《马关条约》
战败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更何况日本在发起战争之前就野心勃勃地吞并了琉球群岛。然而，这次日本张开的血盆大口，清廷当真有些招架不住了。
李鸿章奉命东渡日本前去讲和，四月底，李鸿章到达马关，会见了日本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商议正式开始。李鸿章据理力争，双方争执不下。几次协商都没有结果，就在第三次会谈之后，李鸿章在回住处的路上，忽然遭遇刺客枪击，伤口在左边颧骨，子弹射入左眼下方很深，伤势很重。
日方的官员得知消息后纷纷前来探望。伊藤、陆奥等人也亲自前来慰问。日本天皇和全国的臣民都深表哀痛，于是同意将中国之前提出来的停战提要画押。口舌不能争得的事情，李鸿章用一次枪伤争得了。
李鸿章遇刺后得到圣旨的慰劳，朝廷虽任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但是李鸿章可以实行一切事务的决断权，他虽然伤势严重到卧床不起，但还是口授事情的机要。到了三月初七，伊藤博文派人送来了和约的底稿。十一日，李鸿章准备好复文，将伊藤的条约大纲综合为四款：一是朝鲜独立自主；二是割让土地；三是赔偿军费；四是允许通商的权利。除了第一条朝鲜独立以外，李鸿章尽量把其余几条驳回。十五日，伊藤又重新拟好一份合约送至李鸿章处，即拟请中方赔偿军费白银一亿两，割让奉天南部四厅县等地方。中方又驳回。十六日，伊藤等人又送来条约的改定稿，相比之前条件有所减轻，就这样，在后世看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完成：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我们订立和约，是为了使两国及两国臣民重修和平，共享幸福，杜绝日后再次产生争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检查了各自所接受的任务，都认定准确无误，共同商量议定和约各项条款，列出如下：
第一款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的地位，尊重其领土和主权完整，因此所有损害其独立自主体制的行为，比如向中国进贡，以后全部废除。
第二款 中国将下列这些地方的管理权和这些地方所有的堡垒、兵工厂以及一切公共设施，都永远转让给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的奉天省南部地区，从鸭绿江口开始，溯此江直到安平河口，再从该河口，划到凤凰城、海城直到营口为止。折线以南的地区，所有城市、乡镇，都包括在划界线内，这条线到达营口的辽河后，即顺流到入海口为止。以这条河的中心线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奉天省所属的各岛屿，也都在割让范围之内。二、台湾全岛，以及所有的附属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治东经190度起，至120度止，北纬23度起，至24度之间的各岛屿。
第三款 根据上一款所叙，以及本条约所附地图所划定的疆界，等本条约生效之后，两国应当各自选派两名以上官员，作为共同划定疆界委员，进行实地勘测，确定疆界。如果本条约所订的疆界，遇到地形或管理问题，有不便实行的情况，两国所派遣的委员，应当妥善地研究决定。两国所派遣的委员，应当从速办理疆界划定事务，在赴任之后，限期一年完成。如果委员们拟对已定疆界进行了修改，那么两国政府在未经认准之前，应当根据本条约所划定的疆界为准。
第四款 中国将国库白银两亿两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该笔赔款分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生效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生效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缴纳方法如下：第一次平分逐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这里面的年度划分，都以本条约生效之后开始计算。在第一次赔款交清之后，还没有交的赔款，应该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缴纳利息。但赔款分期缴纳，或是一次交清，由中国政府自主决定。如果从条约生效之日起，中方能在三年之内能够全部还清赔款，除了将已付的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到两年半，在应付本金中扣除外，剩下的全额免除利息。
第五款 本条约生效之后的两年之内，日本准许中国割让地内希望迁出的中国人民，任意变卖所有产业，搬出割让地外。但两年之后尚未迁出的，将被视为日本国民。在本条约生效后，两国应当立即分别派出官员到台湾，在本约生效后两个月内交接完毕。
第六款 中日两国以前所有的条约，因为这次战争，全部自动废除。中国应当在本条约生效之后，迅速派遣全权大臣，和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一起，会同商量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以及《陆地通商章程》。两国新签订的条约，应当以中国与西方各国现行的条约为蓝本。从本条约生效之日起，新订立条约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的官吏、臣民，以及商业、工业、交通等方面，取得最惠国待遇，所有的礼遇和照顾，不得怠慢。中国应将下列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六个月后照办。
第一，中国除了已经开放的通商口岸之外，还应当增添以下各处作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业制造。所有新增添的口岸，均按照以往旧通商口岸的规定，所有的待遇和照顾，都应当同样享受。通商口岸有：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日本政府可以向各开放口岸派遣领事。
第二，日本轮船可以开入这些口岸，搭载行客和货物。一是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是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在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之前，上述各开放口岸行船，应当按照外国轮船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规定办理。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或自己生产的货物或将进口货物运往内地，想存放货栈，除了不用缴税和摊派一切费用外，可以暂时租借客栈存放货物，不需要缴纳税费。
第四，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随便进行各种工业制造活动，所需要的机器进口，只需要缴纳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的一切货物，其于内地的运输税及营业税各种摊派，以及在中国寄存，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的货物一体办理，至于应享受优待免除的，也应享有。如以后有因此事增加规章条约的，即载入本款所称的《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现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应该在本条约生效三个月内撤走，但必须按照条约第二款规定所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证能认真履行条约内所列条款，需允许日本军队暂时驻扎在山东省威海卫。在中国将本条约所规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后，通商行船的约法也生效后，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确定周全、妥善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余赔款和利息的抵押，这时日本可以撤回军队。如果中国不能很快确定抵押办法，则未交清最后一次赔款之前，日本仍然不会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法没有经过生效之前，即使交清赔款，日本也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条约生效之后，两国应当将各自手中的所有俘虏，尽数交还给对方。中国对于日本交还给中国的俘虏，不准加以虐待，或是认定他们有罪。中国将被认为是军事间谍而遭到逮捕的日本人立即释放。这次战争期间，和日本军队有联系的中国人，一概给予赦免，并命令有关部门不得擅自逮捕。
第十款 本条约生效日开始，双方应罢兵停战。
第十一款 本条约经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甲午战争的失败换来了大清朝彻骨的伤痛，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息尚存的救亡图存的意识被粗鲁地打压了下去，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已经越来越缥缈，清政府开始在十多个列强国的强力打压和盘剥下，一点点丧失着对国家主权的掌控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在绝境之中萌生，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题逐渐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