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是典型的传记写作，但这个传记和别的传记是不一样的，它是心灵传记，同时又是思想传记。写曹禺的《大小舞台之间》，又受到接受美学的影响，就讲戏剧文本和实际演出的接受情况。到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它的写作从表面上看有点像西方的那种“流浪小说”、“成长小说”，这本书的很多地方都是模仿《堂吉诃德》的那种叙述方式，它是讲一个故事，两个文学典型是怎么从英国、西班牙到法国、德国、俄国，到日本再到中国这样一路走来的。后来在写《1948：天地玄黄》的时候，我就明确提出“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这其实是和我的另一个理念相关的：我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不虚构。文学史必须寻找一种最合适的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语调、叙述语言、叙述视角。你可以看到我每本书的叙述语言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心灵的探寻》，是演讲体，是根据讲稿整理的，所以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冲击力。到了《周作人传》，语言的风格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平心静气地娓娓道来，这是和对象相结合的，因为我大量引用周作人的话，所以我研究者的叙述语言和周作人的语言必须要结合起来，要顺着他的语气和说话方式。到了《1948：天地玄黄》，当时是很受小说叙事学的影响，寻找几个“视点”。你看那本书每一章前面都有叶圣陶日记。为什么选叶圣陶日记呢？它是当时人的话，而且又是第一人称；而我的研究是第三人称叙述，而且是事后的叙述，这样就形成一个对照，有两个视角：第一人称的当时的对历史的观照和第三人称的后来的对历史的观照，这就比单一的叙述有意思得多。
同时又注重历史细节的选择和呈现。写这本书，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1948年的历史我从哪说起？我怎样叙述这段历史？一般的方法是从宏观说起：“194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等等，如果是一个没什么创造力的学者他就会这么写。我绝对不这样写，这不合我的要求。我要尽量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回到“现场”，我就必须找到一个细节。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细节，一下子就觉得开不了头，卡住了。怎么办？再翻材料，再回到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411历史中去找，一下子找到了冯至的“咳嗽”，当时我兴奋得不得了，太妙了。其实是《大公报》“星期文艺”上的一篇没有人注意的文章，于是，从“半夜的咳嗽”
这个细节讲到这段历史，一下子这本书就通了，而且由于那个细节的出现就使得这本书的叙述格调也出来了，它是叙述体的、像讲故事一样的。这种实验是最迷人的，是考验你的创造力的；而这种东西又几乎是不能重复的，我称之为“神来之笔”。再到后来《与鲁迅相遇》，就越来越自觉地“讲故事”，呈现历史的细节，慢慢地形成一种我自己的叙述风格、研究风格，一种我称之为“叙述体”
的文学史写作方式：追求历史细节的呈现，使读者进入历史的现场感；在它的背后又隐含着分析，但它是点到即是，不展开，让你去深思。
这样一种叙述体文学史的选择，跟我另外一个追求是有关系的，我最看重的是学术和普及的统一。我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更多是给普通读者看的。中国是个大国，真正在思考问题的人比例并不大，但人很多，我就为这部分渴望阅读、思考的读者写作。而这部分人大都不熟悉这段历史，我必须通过历史细节让他进入历史；对于那些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既会唤起他的历史记忆，又会有一种陌生感，因为我的叙述是内含着分析的，就可以提高他对那段自己亲历却未必思考过的历史的认识，达到熟悉与陌生的结合。
叙述语调的选择也和我自己的生命成长相关，我的著作是和我的年龄有关系的。比如说，同样是关于鲁迅的著作，你可以拿《心灵的探寻》和《与鲁迅相遇》对比。《心灵的探寻》是很激昂的，带有生命青春期的特色，尽管当时我已经人到中年；到《与鲁迅相遇》就很从容了，就是人老了，也成熟了，能够进退自如了。它的叙述语言看起来很浅白，谁都懂，但背后隐含着更深的东西，读起来更有味，这确实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但老了也有一个问题，激情没了，就会导致创造力的衰减，现在我就面临着怎么才能把激情和从容有机结合起来。所以你看到我的研究，学术的追求，包括叙述方式、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的追求，都是和我的精神的追求、人生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力图达到人和学的统一。
国：最后想问的是：您如此关切文学史写作，那么在您看来，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如何试图克服它？
钱：我以为现在的问题是：原有的文学史建构已经形成了，稳定下来了，现在人们对它不满，又找不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正处在一个如你所说的困境当中。
这些年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发生变化，我们对文学史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文学史形式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一直到现在，也总是在想文学史写作，寻找和新的文学史观念相适应的新的结构与叙述方式。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只注意文本，现在我们发现仅仅研究作家、作品已经不够了，这些年大家不是把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吗？就是要注意到文学的生产，从文学生产、流通、接受、传播这样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方法。
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的现代方式，文学市场的介入，正是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区别所在，于是，就设想是否可以抓住“文学广告”这样一个环节，来结构与叙述文学史。现在我正在组织一批学者，准备写一部《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编年史就是这一年有什么著作、发生什么文学事件，按时间排列，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的构建，而呈现出一种原生状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又通过文学广告使生产和流通进入研究的视野。这当然是一个尝试。是对既有模式的一个挑战，也是极富魅力的：这样不断探讨新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不断开拓研究思路的文学史研究，是最能焕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我喜欢这样的挑战。
本书的文字，讨论的都是有关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问题；其中主体部分，一是讨论前辈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学人研究”，一是追踪学科发展的“研究述评”，其中有些书序，其实也是借某本、某套书来讨论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向。这两方面的关注，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动因的，就是要“接着樊骏先生往下写”。樊骏先生是最近三十年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的开创者和最辛勤的耕耘者，对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自己的学术成长就从中受益匪浅。但最近几年来，樊骏先生因为身体的状况，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研究工作，这是许多关心学科发展的朋友深感遗憾的。特别是某些时候，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要做一百期的回顾，要做田仲济先生诞辰一百年纪念，大家都会想到樊骏先生，他无疑是最佳作者。现在他既不能写，就只有求其次，由我勉为其难地做起了樊骏先生留下来的工作。开始是被动的，做多了就有了一种自觉性，于是就有计划地写了一批文章。但有樊骏这座高峰在前，自然会感到很大压力，而且在理论素养与严格、严谨的学风上，我和樊骏的差距也自然会在写出的文章里，表现出来。大概唯一可以告慰自己和樊骏先生，以及学界的朋友的是，我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一个重要的、严肃的学术工作，并且是怀着对学科发展的强烈的责任感来写的；如果以后还有时间与精力，也还会继续做下去。
谨以此书献给樊骏先生，以及关心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朋友们。
201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