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本来就是在北大的讲稿，是先讲课，再把讲稿整理才成书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有学生介入的。所以你如果注意我的《心灵的探寻》，会发现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学生的话，反倒很少引用名人的话。与其说是我自己在讲，不如说是我在和学生的交流、撞击之中一起来完成的。所以这也构成我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一面和鲁迅对话，一面和当代青年对话。我把自己的位置从一开始就定成是做当代青年和鲁迅之间的桥梁，像我在第一本书的前言中说的，最理解鲁迅的是当代青年。这里也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80年代有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回到五四”，还有一个“回到鲁迅”，在经过“文革”
以后回到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而我们的老师又正好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老师、研究生还是本科的学生，80年代的学生和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非常强烈的“五四”情结，非常强烈的鲁迅情结。所以我的课堂上讲鲁迅的时候，跟学生有极强烈的共鸣。那个时候讲着讲着学生就哭起来了，跟现在上课是完全不一样的，都非常投入。所以《心灵的探寻》某种程度上是和学生交流的产物，而我的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有青年学生在里面，包括后来的《与鲁迅相遇》。和当代青年的精神联系，是我的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强大动力，我是很自觉地从不同时期的当代青年那里吸取精神资源的。
国：关注您研究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文学史写作的探索是您整个研究生涯中都不曾停止的课题。无论是早年与人合著文学史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还是后来尝试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1948：天地玄黄》），甚至到2000年左右，仍然出版《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您似乎有一种文学史情结，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面对当下文学史写作泛滥，文学史成为争夺学术资源工具这样的现象，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钱：首先我要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人们对我的关注就好像你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一个是比较关注我的社会活动方面，对学术关注不够；而对我的学术研究，比较关注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我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正醉心于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史”的研究在中国有传统，虽然“文学史”是西方传来的，但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最发达的；另外，它跟现实的关系，虽然不像文学评论那样直接介入当代的文学创作，其实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我们从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作历史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对当代社会有非常大的意义。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和我的兴趣、知识结构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界有许多朋友都是着重于某一文体、某一作家的研究，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如诗歌研究专家，戏剧研究专家，沈从文研究专家，茅盾研究专家，等等，我的兴趣则很广泛，我对各类文体，各样风格、流派的作家都比较熟悉，而且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有利于结构各种关系，发现不同文体、不同流派的作家之间的复杂联系。这是适合作文学史的研究的：即使作作家研究、文体研究，也会有文学史的整体观照的眼光。
我对文学史的观照，又偏向思想和心灵的角度，所以我的文学史研究带有很强的精神史的味道。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精神史，无论研究鲁迅、周作人还是曹禺，都是着眼于心灵史。为什么选择作家呢？因为作家最丰富、最复杂，而文学的意义又在于文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人的精神状态、面貌比他公开言说出来的东西要复杂得多，所以从文学的角度选择文学家来作一种精神史研究，我认为是一个极佳的角度。
我的文学史研究还有很强的生命意识，着眼点是人（作家）的生命史。比如我的曹禺研究，划分出“生命三部曲”，我在寻找一种戏剧形式的蝉变和生命流程之间的契合点，从戏剧形式入手，但最后揭示出来的是生命史。《周作人传》也是，也有很强的生命意识。虽然从表面上看，我没有写过鲁迅传，但我的书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一部鲁迅传———鲁迅生命史。这就是文学的特点，文学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呈现，既是作家自身生命存在的呈现，又是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生命呈现。这样一种复杂的生命状态是一般的历史所不能表达的。我曾经批评过某些历史研究，我说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有几个问题：注意历史事件而不注意历史当中的人；注意历史上的大人物而不注意小人物；即使注意人的话，也只注意人的行为而不注意他的心灵。人、生命、心灵是我追求的核心，是通过文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学史的观照来达到这样一个认识的。这种研究是有很强的主体介入的，所以自己的心灵史在里面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
我退休以后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转向：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而且是当代的民间思想史。在我看来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正史上的中国，还有一个民间的中国。而这个民间的中国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是被严重地遮蔽了，是一个禁区。我这些年的民间思想史研究是从研究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去年出了一本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接下来就是研究“文革”，再下来就是研究80年代的中国，我研究的全部是被遮蔽的中国，具有反抗遗忘的意味。
而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内在的必然性的。我在进行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是非常注重思想的，我不满足于对历史的一般的描述，而想从历史的研究中探讨一些更深的思想命题，甚至我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将来要作理论的概括。本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理论的创造，你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新的理想或者新的批判武器，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能。从历史中总结出某些思想的问题，这是我更深层次的追求。怀抱着这样的追求，到一定阶段，单纯的文学史研究就不能满足了，必须发展到直接研究思想史，而且是有思想的思想史。
这样的转向还有社会的、心理的动因。就是退休后突然发现自己老了，那种“历史幸存者”的感觉特别强烈，就想对自己亲历的历史，作一番清理，既是对社会、时代的一个交代，更是对自己一生作一个交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喜欢说的，要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地去见上帝。
但说是转向也不尽然，因为我是用文学研究的方式去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的：依然是着重当代思想史上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个案研究，而且切入点也是历史事件中的心灵反应、生命流程，所用的方式，还是注重细节的描述，追求现场感，依然有主体投入。这都不同于正规的思想史的研究路子，是野路子，却非常适合我。
国：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您的这些“向内转”的文学史著作在叙述形式上都是独具匠心的。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这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文学史哲学思考在里面？
钱：“文学史形式研究”是我一贯高度自觉的追求，几乎每一个研究都希望在方法论上有突破，就是我要找到一种合适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这些书总的基本方法就是受王瑶先生影响的“典型现象”研究，但像你说的每本都不一样。比如说《心灵的探寻》，它是抓住了《野草》里面提出的几个命题，分成几个篇“心灵篇”、“情感篇”、“艺术篇”等等，它是由内到外地来揭示鲁迅的心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