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239答：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沦陷区文学是在异族侵略者统治下的文学，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与评价标准，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沦陷区文学除了少量反映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作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汉奸文学”的大框架，因此没有什么历史意义，更没有研究的价值，被打入另册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不仅囿于文学和抗战有关与无关这样一种题材决定论，更隐含着一个观念：在异族统治下，作家（知识分子）只有辍笔沉默这唯一的选择，只要动了笔，开了口，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粉饰太平、帮助侵略者的作用。这种观点，看来振振有词，究其实却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学家们的高论，即所谓女子遇到了强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否则即是“失节”，这都是五四时期为鲁迅所痛斥过的（参看《我之节烈观》）。如果历史真的像这种“透底”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发展，那沦陷区就真的成了“无声的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也就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恰恰是妄图灭绝中国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侵略者所期待的：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左”到了“底”，就变成了“右”（参看《透底》）。历史当然不会这样发展。只要有人，有人的精神要求，就会有文学，就会有人说话，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沦陷区也不例外。只是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言说环境与生存境遇更为严酷：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既不准他们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特别是“爱国抗日”的话语；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个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奉当局之命”说话的“汉奸文学”
确实有，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也不会入选“大系”；反抗禁令，大胆直言，表达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当然弥足珍贵，在“大系”里得到充分的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两方面的作家作品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上不说）当局强迫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但他们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选择与探索在这种特殊境遇下自己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言语的挣扎、自我生命的挣扎中，沦陷区作家顽强地抗御着异族入侵者的文化同化，维系着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艰难地进行着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正是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而获得自己的独特价值的。我们在考察与评价沦陷区文学时，必须对处于这一特殊时段、特殊地域里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真实的生存境遇与文学境遇、图景有一个深切的了解与体察，凭着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置疑的先验结论去24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任作评判，至少是隔膜的。
问：你这里谈到的“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置疑的先验结论”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与危害，恐怕并不只限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一切结论都应该是对对象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与研究的结果，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却常常被忽略了。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对沦陷区文学进行了这样大量的调查与研究以后，对沦陷区文学，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与认识？
答：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大：一切研究工作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要有所发现，有新的认识。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作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就是期待沦陷区文学的研究者在我们所提供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发现与认识；而我们自己，经过初步的研究，自然也有了我们的一些认识。
这都已经体现在“总序”与各卷的“导言”里了。这里只能简单地说说我们的总的看法。在我写的“总序”里有这样一段概括：“沦陷区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业绩是不容忽视的，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和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骏先生在评论这套《大系》时，也指出：“虽然像个别的外国学者所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在沦陷区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但如果失去了这些，的确无法认识众多作家的创作业绩，对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把握势必出现诸多的缺漏与空白”；樊骏先生因此说，本书找回来的是一个失落的、不可忽视的文学世界。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您能简要地描述一下，找回的是怎样一个文学世界吗？
答：我试试看吧。人们在考察沦陷区文学图景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沦陷区文学与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同时期的大后方、敌后根据地的文学的同步性。这可以说是沦陷区大多数作家的一“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241个自觉的追求。在东北沦陷区与华北沦陷区都有“乡土文学”的提倡与论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倡导者就明确地将“乡土文学”归结为“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也有人指出，“乡土文学”“至少含有‘民族’、‘国民’、‘现实’、‘时代’这些意义在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像樊骏先生所概括的，在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里，“仍然相当普遍地保持了思想的启蒙和忧患意识交织的人文精神，乡土情结和平民倾向渗透的题材题旨，以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传统”。而与同时期文学的同步现象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40年代曾有过“战争浪漫主义”的提倡，并构成了抗战文学的主流（参看拙作：《战争浪漫主义及其反拨与超越———40年代小说理论概观》），这样的倡导与实践发生在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下，也却也有“新英雄主义与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呼唤，这大概是许多研究者所意想不到的。很多文学史都以较大篇幅论及抗战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与对通俗文学的提倡和讨论；但人们却不知道在沦陷区“关于新、旧小说”的讨论，关于“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也都涉及民族形式与文艺的大众化、通俗文学的问题，而在上海《万象》杂志组织的“通俗文学运动专号”，更是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大后方曾有过对“色情文学”的批判，但并未作学理的探讨；相比之下，北平《国民杂志》社“关于色情文学”的笔谈就更具有理论色彩。在文学创作上，这些年人们在研究四十年代文学时，都注意到战争时期“校园文学”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但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作家群；实际上，在遥遥相对的北方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校园里，也同样培育出了一批诗人与散文家。其中就有今天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大系》诗歌卷收入了他以“孙羽”的名字发表在《燕园集》里的诗作。沦陷区所存在的充满“大地的气息”的现实主义诗歌与以“沉重的独语”为特征的现代派诗歌两大流派，与大后方的诗歌发展也是遥相呼应的。
在小说创作上，人们经常谈到《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这样的家族小说，但如果不同时论及发表在沦陷区的梅娘的《蟹》、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等同类题材的小说，至少也是不全面的。而袁犀、爵青所作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体尝试，特别是张爱玲的极富创造性与个性的小说创作，同样应该看作是对40年代小说形式试验的重要贡献。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话剧创作与职业剧团商业性演出的空前繁荣，与大后方的剧场艺术的发展，交相辉映，把中国的话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沦陷区成就最大的随笔与诗化散文小品，不但在创作24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渊源上明显地受到了周作人、何其芳的影响，而且与40年代散文发展的趋向也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沦陷区文学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40年代，它与大后方的文学、敌后根据地的文学，确实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只有从三者的相互呼应与补充中，才能全面而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面貌。沦陷区的主要代表作家，如小说方面的张爱玲、钱锺书、师陀、袁犀、爵青、梅娘、苏青、关永吉、郑定文、沈寂，诗人吴兴华、路易士、丁景唐、沈宝基、南星、朱英诞、黄雨，散文家周作人、张爱玲、纪果庵、文载道、唐、柯灵、南星、林榕、沈启无，剧作家李健吾、杨绛、师陀、柯灵、陈绵、周贻白、姚克、顾仲彝，通俗文学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振因、刘云若、予且、秦瘦鹃、程小青、孙了红、徐卓呆，批评家李景慈（林榕）、张守谦（关永吉）等等，都对四十年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已经得到承认，有的恐怕要在我们这次发掘以后才会引起研究者的注目吧。
问：您谈到了沦陷区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敌后根据地文学的相互呼应与补充。人们更关注的可能还是“互补”的这一面，也就是沦陷区文学怎样以自己的特殊风貌，给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至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
答：我们在前面提到沦陷区的作家在“寻找自己想说而能够说的话，探索在特殊境遇下的言说方式”，其实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同于别的时段、地域的文学的“新的文学风景”的选择与形成。我在“总序”里，曾引述了沦陷区一个杂志的《发刊献辞》里的一段话：“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沦陷区的一部分作家终于找到的“想说而又能说”的话题与相应的言说方式吧。在这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其实是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的。当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人们就会重新关注在太平岁月往往被忽略、遗忘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这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生存基础。
这样的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就上升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凡“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243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由此产生了新的美学追求：从注重人生斗争、飞扬的一面转向注重人生的和谐与安稳，从用“斩钉截铁”的“强烈的对照”
写“极端的人”，转而用“参差的对照”写“不彻底的人物”，从追求“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的“悲壮”转向追求“苍凉”的人生与审美境界（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就出现了“以凡人的眼光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学潮流，这种凡俗化的倾向（个别比较成熟的作家则兼有超越性的追求），构成了沦陷区一部分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并因此给四十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新的东西：首先，这些作品尽管不正面描写战争，如上所说，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战争中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也就是说，所提供的是一种“个人性的，个体生命本位”的战争体验与文学表达方式，与4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性的，民族、国家本位”的战争体验与文学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互补。其次，对普通人（凡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文学表现，对同一时期的前文所述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也形成质疑与挑战，但二者同样构成了一种互补。沦陷区文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处在特殊的政治高压与经济的困境中，文学市场的需求，就越来越成为文学发展的更为直接的动因。
写作成为沦陷区作者的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写作对于沦陷区作家具有“解决精神的饥渴与谋生的物质需求”的双重意义，作家也就徘徊于“内在精神追求”
与“市场需求”之间，艰难地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又为二者的矛盾而陷于深刻的困惑之中。具体到文学的创作上，就表现为“雅”“俗”的相容与相斥，在二者的张力中，出现了“雅文学”与“俗文学”对立中的接近趋向，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文学潮流。这对于“五四”以后所形成的雅俗对立的文学二元结构自然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正是在“表现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雅俗交融”的文学潮流中，出现了张爱玲这样的战争年代文学中的“一个苍凉的手势”，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的，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代表性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爱玲是沦陷区文学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沦陷区文学因为有了张爱玲，和她站在一起的有前述一大批各有成就、个性相异的作家，才终于在文学史上站住了。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先生在《鸟瞰沦陷区文学全貌》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概括：沦陷区小说家的相当部分是“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是隐蔽的、象征性的、寓意的小说，仿佛在高度压抑下转向内心；或者是大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就像如履薄冰24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向往轻松和追求惩恶扬善的幻影。其中既旧又新、引今入古、大俗大雅的，是张爱玲”。这或者也是文学史家的一种共识吧。
问：您讲得很有意思，但这恐怕是一种“事后”的文学史的总结。因此，我还想问，实际的文学图景比您的描述是否更为复杂、丰富？
答：这是当然的：任何文学史的描述总是要把实际发生的文学过程不同程度上加以简化的。
且不说我们所强调的沦陷区文学的两大潮流、倾向本身就是对大量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提炼，单就这两大潮流、倾向而言，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描述中，确实出现了底蕴丰厚，甚至达到了对生命存在的开掘与思考的作品，但大量的却是琐事的无谓咀嚼和孤芳自赏，显示出生命的苍白的平庸以至无聊之作。在文学市场的冲击下，自然也会出现大量的媚俗的，粗制滥造、趣味低级的作品（这在商业性戏剧演出中尤为突出）。这就是说，现实的文学图景总是混乱的，所谓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其实正是实现在这种混乱之中。因此，历史的当事人对现实文学状况的观察与估计往往是偏于悲观的。但正如鲁迅所说，“文坛是无须悲观的”，因为“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中国文坛的悲观”》），文学史研究所要作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淘汰、筛选工作吧。
问：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出版，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总结，对今天的文学发展是否具有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