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史料的丰富翔实；二是多侧面、多角度的审视，以文学的观照为主体，又加以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经济学、地域学的考察，这就使本书对其研究对象达到了立体的把握，这本身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显示了现代文学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向；三是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全局的视野与眼光，作者在许多个案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双翼展翅”的总体估计。
如樊骏先生所说：“人们不一定都会一一认同书中所提出的见解和结论，但就认识这段文学历史和这一文学派别而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能否换个角度来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4．《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姚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是近年来关于“现代教育、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所取得23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一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本书研究的最大特点及成功处，在研究方法的自觉。———与倪伟著作的理论自觉一样，都是显示了新一代研究者的某些特质的。
首先，作者选择西南联大作为个案，讨论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就是“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典型现象”研究的自觉尝试。
如本书标题所示，“历史情境”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作者首先关注的是制约40年代教育与文学发展的外部历史情境，紧紧抓住“战争”与“国民党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和“龙云统治下的云南”这两大环节，对有关史实作了详尽的考察。而作者更为关注的是，西南联大师生内在精神的历史情境。本书的结构就体现了这样的独特观照：全书分为三编，分别命名为“南渡”、“沉潜”、“走出院墙”，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描述，更是蕴涵着对战争环境下的校园文化、精神，师生的生命存在状态的一种把握。在具体展现中，又紧紧抓住了校园里的“校长”、“教师”、“学生”三个群体，对校长的“大学理念”，所建立的“教育体制”；对中文系、外语系的“课程设置与目标”，“教师的个体写作”；对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社团、杂志与期刊”，校园“节日”，以及师生的“日常生活”，都作了翔实的考察与描述。———这样的设计，使本书的研究，为现代文学与大学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
作者还自觉地采用了“以叙述为主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大量历史细节的重现，又展示了其背后的学魂，因此，在作者的笔下，史料就获得了鲜活的生命感，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二）学术论文奖
1．《“新诗集”与“新书局”：早期新诗的出版研究》（姜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本文是近年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本文的研究同时为新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关于诗歌文本与思潮王瑶学术奖推荐书兼及近年学术研究新进展233的静态描述（这是现有诗歌研究的主要模式），扩展到了诗歌的生产与流通的动态展示。
作者对五四时期出版新诗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与泰东图书馆，分别出版新诗集（《尝试集》、《女神》等）的复杂过程与复杂关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不仅揭示了新诗怎样通过出版产生社会影响，出版社也因此而获得“长线的回报”，形成文学与出版的互动；更揭示了新诗集出版过程中，诗坛的内部分化，围绕新诗正统地位与合法代表所展开的微妙竞争，其间也纠缠着复杂的人事关系：这些，都有助于今天的读者与研究者进入历史的现场，感受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具体性。这样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作者自觉意识到的那样，在“新书局”与“新诗集”之间，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可待开掘的论述空间”的。
2．《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朱晓进，《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本文是近年有关“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讨论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强调，方法论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的科学体认的基础上。
而政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就是这样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就构成了文学史研究必须处理的难题，既不能无视与回避，也不能作简单化、表面化的直接对应或比附。本文的贡献就在于，引入了“政治文化”
的概念，作为“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桥梁”与“中介”。本文针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介说，还具体讨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使这一研究方法具有了可操作性。作者本人也对“3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具体的研究，并在研究群体的集体努力下，写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一书，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创造性的新的描述。
3．《“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形成》
（戴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本文不是一般的学术史研究，而是这些年学界一直在关注的“文学知识生产”的研究，即要追问：我们的关于“文学”、“文学史”的观念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史经典的形成”。作者紧紧抓住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文学史的教育（出版与教学）两个环节，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精细梳理，描述了“从文学作品经由选择与诠释而经典化”，到文学经典及其诠释经过文学教育“反复申说而再度经典化”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出，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阅读、理解与接受，并对之作出了历史的反思。这也就从一个特定角度加深了我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刻影响及其局限的认识。
本文是作者的专著《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分，是近年“文学知识生产”研究的重要成果。
4．《〈家〉的版本源流与修改》（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本文是作者的专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的一部分，是近年学界所关注的“现代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朱金顺先生对作者的专著作了两点评价，一是“资料占有的功力和对校的艰辛”，一是“评析有新意，自成一家之言”（《长篇小说版本研究的一部力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这也同样适合于对本文的评价。巴金的《家》前后改了九次，其中有的版本已经很难寻觅，本文对历次修改情况、版本源流作了细致的梳理，并对14000多处的修改，作了分类分析，其中有许多重要发现，有助于读者与研究者对作者创作原意更王瑶学术奖推荐书兼及近年学术研究新进展235准确的理解，并折射出从原创到修改时代、文学思潮的变迁。
另，董健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也是近年史料整理的重要成果，似也可考虑评奖。
“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
———答《南方文坛》记者问
问：最近，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引起了学术界与读书界的关注。您能谈谈这套书的出版经过吗？
答：这套书的规模较大，共分“新文艺小说卷”（上、下册）、“通俗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评论卷”、“史料卷”七卷八册（已出版前六卷），共约540万字。从1992年底开始策划，到1998年底正式出版，历时六载，实属不易。手抚这厚重的一本本书卷，我确有如释重负之感。这要感谢书系的两位顾问王元化、严家炎先生，他们不仅对这套书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更始终如一地关怀我的思想与学术的成长。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大系”的副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先生：万华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最早的耕耘者之一，这套书凝聚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世辉则是编选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的认真、细心、严格与严谨，对提高“大系”的质量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编选者范智红、吴晓东、朱伟华、孔庆东、叶彤、谢茂松，自然是功不可没，尽管都是我的学生，但我仍要向他们表示谢意。当然，我更要向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几位领导———江淳、李人凡、唐永亮、赵汝明先生，以及夏日炎等责任编辑致敬，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为“大系”的出版四面碰壁几于绝望的时候，毅然伸出援助之手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这套书显然不可能得奖，却要有巨额的投入，出版的动因只能来自对学术发展的一片热忱。因此，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张泉先生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是“本世纪出版界和学术界联手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完成的最后一项宏大工程”，这是说出了真实的。
“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237问：作为主编，你提出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一学术课题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答：学术界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80年代曾与黄子平、陈平原二位友人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进入90年代以后，我在完成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91年2月）、《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92年8月）以后，又把研究的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来。我当时面临一个“从哪里切入”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于是注意到了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在我看来，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中，它居于“五四新文学（文化）”与“共和国文学（文化）”这两大板块的交替、转折的时期；我设想，如果从中间突破，就可以带动两头的研究，或者说，拎起40年代，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活了。而当时，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还集中在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我因此断定，四十年代文学是一个有较大研究潜力与前景的研究领域；并决定追随已经默默耕耘十数年的开拓者之后，带领我的学生一起加入这只“垦荒队”。我预期，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训练，再进行作家作品的筛选，文学现象的梳理、归纳，以至理论的分析、概括，让学生参与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这可能是引导他们“进入学术”的一个较好的途径。
也就是说，我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前景与培养学术人才（研究生）的需要这两个方面的考虑，而在90年代初开始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的。而我具体选择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个课题，则是对四十年代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一番调查与分析的结果。我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解放区、国统区文学的研究，并已整理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89年）等大型资料集。无论是原始资料的搜寻、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广度，沦陷区文学研究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而且自有其特殊的难度，而这恰恰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我一方面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组织了研究专号与专栏，以集中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以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作为研究的起点与突破口，我当时对这一课题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对沦陷区文学原始资料进行一2次全面的搜寻与疏理；二是以高质量的“导言”的形式，对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思潮的演变，各文体发展的轨迹，代表性作家（含批评家）、作品的文学成就与贡献，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总体特征与文学史地位……作一次系统的分析，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新的推动与开拓；三是在这一过程中，为沦陷区文学与四十年代文学研究训练一支队伍。
现在，这套《沦陷区文学大系》终于出版了，我所预期的三个目标也已大体实现，这是我特别感到欣慰的。
问：您刚才谈到，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的难度，能不能作一点具体的说明与发挥？
答：这大概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发掘的困难。正如张泉教授在他的关于这套“大系”的评论文章《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料建设的圆满终结》一文中所说，长期以来，整个沦陷区的文学与文化是“被打入另册”的；“抗战胜利以后，这一时空中的一代写作者大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有关文献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就连仅仅显示馆藏状况的题名目录类工具书，也将沦陷区排斥在外”，可以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就是在连最基本的报刊名录都没有的情况下，从一步步发掘、整理原始资料起步的。可见其工作量之大”与难度之大。
正因为如此，这套“大系”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上的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不仅发掘了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而且第一次整理了1268条沦陷区文学大事记，钩沉了466个文学（文化）社团、611位作家的基本情况，编写了1200种杂志与报纸副刊介绍，1648种书目与简介，并特别编入了台湾日据时期的资料，有关日文的报刊和日人参与的社团资料。如此大规模的覆盖面广的资料发掘与整理，正如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员、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徐？翔先生所说，是“第一次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真实面貌”，从而为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听了您的说明，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沦陷区文学与文化会长期被打入“另册”？